88年，我被工厂开除，走投无路时，一个女人收留了我

1988年，夏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燥。

车间里那股机油混合着铁锈的味儿，像是长在了我的肺里，咳都咳不出来。

我叫陈进，二十二岁，青岛红星纺织厂的一名机修工。

在我们那一片儿，这身份，就是铁饭碗的代名词，是相亲市场上最硬的通货。

那天下午，我正猫着腰给一台不转的清花机上油，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滴在滚烫的机器外壳上，“滋啦”一声，蒸发成一缕白烟。

王主任背着手，迈着他那两条罗圈腿，溜达了过来。

他那双小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像是苍蝇看见了没盖严的饭碗。

“小陈，又偷懒呢？”

我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脸，黑色的油污在脸上划出两道印子。

“主任，机器坏了，我正修呢。”

“修？”他哼了一声，鼻孔朝天，“我看你是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在跟女工聊天上了吧？”

车间里几个正在换纱的女工，听到这话，都捂着嘴偷偷笑了起来，又赶紧低下头。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不是害羞，是臊的，是气的。

那股火，“腾”地一下就从脚底板蹿到了天灵盖。

“王主任，说话请你放尊重些。”我捏紧了手里的扳手，骨节发白。

“哟呵？”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凑近了脸，嘴里喷出的酒气混着口臭，熏得我直犯恶心，“怎么着，翅膀硬了，想跟领导顶嘴了？”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事实？”他笑了，露出满口黄牙，“事实就是，这个月的先进，本来是你的，现在没了。”

我愣住了。

为了这个先进，我半个月没歇过一天，连着加了七个夜班。

我爸说，只要我评上先进，就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对方是市百货公司的售货员。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为什么？”王主任拍了拍他那微凸的啤酒肚，“你问我为什么？就因为我看你不顺眼，这个理由，够不够？”

够了。

太够了。

我脑子里那根叫“理智”的弦，“嘣”地一声，断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挥出那一扳手的。

我只记得，王主任那张油腻的脸在我眼前瞬间放大，然后，一声惨叫。

世界安静了。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几十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打在我身上。

王主任捂着额头，鲜血从他的指缝里渗出来，染红了他那件引以为傲的白衬衫。

“反了……反了天了……”他哆哆嗦嗦地指着我。

我扔掉扳手，看着自己微微颤抖的手。

完了。

我知道，一切都完了。

厂长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那个平时总在大会上强调“工厂是我家，发展靠大家”的男人，此刻正低着头，仔细地修着自己的指甲。

他没看我，也没看旁边站着的、头上缠着一圈纱布的王主任。

“陈进啊。”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平得像一杯凉白开，“你来厂里，几年了？”

“四年零七个月。”我答。

“嗯，不短了。”厂长吹了吹指甲上的灰，“你父亲，是厂里的老劳模了，一辈子勤勤恳恳。”

我没说话，攥紧了拳头。

“按规定，殴打领导，破坏生产，是要送派出所的。”他顿了顿，抬眼看了我一下，“不过，念在你年轻，也念在你父亲的面子上……”

王主任在一旁急了：“厂长，这小子……”

厂长一个眼神扫过去，王主任立刻闭上了嘴。

“……你自己写份辞职报告吧。”厂长说，“这样，档案里还能好看点。”

辞职。

这两个字，像两根烧红的铁钉，狠狠地钉进了我的耳朵里。

在88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被工厂开除，跟判了死刑没什么两样。

这意味着你被踢出了“组织”，成了一个没有单位、没有身份的“社会闲散人员”。

我走出厂长办公室，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孤魂野鬼。

我没有回家，我不敢回。

我能想象到我爸那张失望透顶的脸，能听到我妈那一声接一声的叹气。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毛票，连买一瓶最便宜的白干都不够。

路过一家录像厅，门口贴着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小马哥嘴里叼着牙签，用假钞点烟的样子，酷得一塌糊涂。

我曾经也以为，自己会像他一样，讲义气，有前途。

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

我拐进一条小巷子，巷子深处，有一股饭菜的香味飘出来。

那是一家没有招牌的小饭馆，门口挂着一盏昏黄的灯泡，灯泡下，坐着一个女人。

她正在择菜，手指修长，动作不紧不慢。

路灯的光晕打在她的侧脸上，看不真切，只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安静。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老板娘，还有吃的吗？”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是一双很亮的眼睛，像秋天的湖水，清澈，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

“面条，要么？”她的声音很好听，有点沙哑，像是在砂纸上打磨过的丝绸。

“要。”

我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下。

很快，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端了上来。

几根翠绿的葱花，一勺喷香的猪油，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

简单，却香得让人想哭。

我埋头“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也分不清脸上流的是汗水，还是泪水。

一碗面下肚，胃里暖了，心里的窟窿却好像更大了。

“钱，放桌上就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边。

我窘迫地掏遍了所有口袋，摸出来的，是一堆皱巴巴的毛票，加起来，一块二毛五。

“我……”我的脸烧得厉害，“我钱不够……我明天……”

“不够？”她挑了挑眉，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她的目光不带任何鄙夷，就是那么平静地看着，反而让我更加无地自容。

“我把手表押你这儿！”我急了，撸起袖子就要摘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

那是我进厂时，我爸送我的礼物，我一直宝贝得不行。

“不用。”她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她转身从柜台里拿出一块抹布，扔在我面前的桌上。

“把桌子擦了，碗洗了，就当是饭钱。”

我愣住了。

“不愿意？”

“不，我愿意！”我几乎是抢过那块抹布，开始拼命地擦桌子。

那天晚上，我把她店里所有的桌椅都擦得能照出人影，把堆成山的碗筷洗得锃亮。

她就坐在门口，继续择她的菜，偶尔看我一眼，什么也不说。

等我干完活，已经快半夜了。

我走到她面前，手在裤子上搓了搓：“那个……我干完了。”

“嗯。”她点点头，“你可以走了。”

我站着没动。

走了？我能去哪儿？

这个城市这么大，却没有一盏灯是为我亮的。

“那个……”我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你这里……还缺人吗？我什么都能干，不要工钱，管口饭吃就行。”

她终于正眼看我了。

那目光，像是能穿透我的皮肉，看到我心里所有的狼狈和不堪。

“我这里不养闲人。”她说。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我会修东西。”我急切地补充道，“厂里所有的机器我都会修，你这儿要是有什么东西坏了，我保证能修好！”

她沉默了。

巷子里的风吹过，带来一丝凉意。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彻底拒绝的时候，她站了起来。

“后院有间柴房，你自己收拾一下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谢谢！谢谢老板娘！”我语无伦次地鞠着躬。

“我叫苏梅。”她说，“别叫我老板娘。”

苏梅。

苏醒的苏，梅花的梅。

真好听。

那天晚上，我就在苏梅饭馆后院的柴房里住了下来。

柴房很小，堆满了杂物，还有一股潮湿的霉味。

但我却睡得格外踏实。

这是我被开除后，睡的第一个安稳觉。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我把柴房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用几块木板和砖头，给自己搭了张简易的床。

然后，我开始找活干。

苏梅的店不大，但活儿不少。

我包揽了所有的杂活：劈柴，生火，挑水，拖地，洗菜，刷碗。

我还把她那个接触不良的开关修好了，把吱吱作响的门轴上了油，把有点漏水的屋顶用沥青补上了。

我把自己当成一头驴，拼命地干活，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废物。

苏梅话不多。

她每天就是忙着在厨房里捣鼓她的菜，或者坐在门口，安安静静地看一本书。

她做的菜，没什么花哨的名字，就是些家常小炒。

但味道，就是出奇的好。

中午和晚上，店里会陆陆续续来一些客人。

有附近工厂下班的工人，有在外面跑生意的小贩，还有几个看起来像“倒爷”的年轻人。

他们跟苏梅都很熟络，说话也没什么顾忌。

“梅姐，来盘辣子鸡，多放辣椒！”

“苏老板，今天有什么好酒？”

苏梅总是淡淡地应着，不多说一句废话，但每个人要什么，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发现，来她这里吃饭的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

这是一个我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在工厂里，人际关系简单得像一条直线，你是什么级别，拿多少工资，一目了然。

而在这里，每个人脸上都戴着面具，说着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行话”。

比如，一个穿着夹克衫的男人，管倒卖进口香烟叫“搬运洋货”。

一个瘦得像猴一样的家伙，把去南方倒腾电子表叫“下海捞鱼”。

他们谈论着“价格双轨制”，谈论着“投机倒把”，谈论着谁谁谁又“发了”。

这些词，像一个个陌生的符号，冲击着我过去二十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观。

我像个闯入大人世界的孩子，好奇，又有些畏惧。

有一天，店里来了个客人，喝多了，非拉着苏梅的手不放。

“梅……梅妹子，再……再陪哥喝一杯……”

我正在后厨刷碗，听到声音，抄起一根擀面杖就冲了出去。

“放开她！”我吼道。

那个醉汉斜着眼看我：“你他妈谁啊？滚一边去！”

“我让你放开她！”我举起了擀面杖。

就在我准备砸下去的时候，苏梅开口了。

“李哥，喝多了吧？”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平淡，听不出喜怒，“你媳妇可还在家等你呢。”

那个被称为“李哥”的男人，听到“媳妇”两个字，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瞬间清醒了不少。

他讪讪地松开手：“我……我就是跟梅妹子开个玩笑……”

“玩笑开过了，就不好笑了。”苏梅从柜台里拿出一瓶汽水，“喝了醒醒酒，我让小陈送你回去。”

我愣住了。

小陈。

她叫我小陈。

我扶着那个醉汉，把他送回了家。

回来的时候，苏梅正在收拾桌子。

“以后遇到这种事，别那么冲动。”她说。

“他……”

“我知道。”她打断我，“但打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她看着我，目光深邃：“在这个地方，拳头硬，没用。脑子，比拳头管用。”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

“以前，在工厂做什么的？”她问。

“机修。”

“技术活，挺好的。”

“再好有什么用，现在还不是一样？”我自嘲地笑了笑。

“那不一样。”她说，“手艺是长在自己身上的，谁也抢不走。不像饭碗，说砸就砸了。”

我心里一动。

是啊，手艺是自己的。

就算没了工厂，我还是会修东西。

“你呢？”我壮着胆子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她沉默了一下，眼神飘向了窗外漆黑的夜。

“我啊……”她轻轻地说，“我以前，也是在厂里的。”

我吃了一惊。

“那你怎么……”

“不想干了，就出来了。”她回答得云淡风轻，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辞职”这个词，尤其是从一个铁饭行里主动辞职，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身上，藏着很多故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在苏梅的小店里，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我不再仅仅是个打杂的，我开始学着记账，学着采购，学着跟那些形形色色的客人打交道。

苏梅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我每天都能从她身上读到新的东西。

她教我怎么分辨食材的新鲜程度，怎么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

她教我怎么看人，谁是真心来吃饭的，谁是来探听虚实的，谁又是想占便宜的。

“你看那个穿蓝布褂子的，”她用下巴指了指墙角一个埋头吃饭的男人，“他每次来，都只点一碗白饭，一盘最便宜的炒青菜。但他筷子使得很稳，眼神不乱瞟，说明他不是来乞讨的，只是暂时落魄。这种人，你别催他，也别瞧不起他，给他留点体面。”

“还有那个总爱吹牛的倒爷，”她又指了指另一个唾沫横飞的年轻人，“他声音越大，说明他心里越没底。别信他说的任何话，但也别戳穿他，听着笑笑就行。”

我把她的话，一句一句记在心里。

我开始明白，她说的“脑子比拳头管用”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靠人情、靠眼力、靠智慧才能生存下去的世界。

我的脾气，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磨平了。

我不再是那个一点就着的炮仗，我学会了忍耐，学会了观察，学会了把情绪藏在心里。

有一天，李伟，我在厂里最好的哥们，找到了这里。

他看到我系着围裙，满手油污地在拖地，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陈进？真的是你？”

我把他拉到后院。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到处打听啊！”他上下打量着我，一脸的心疼和不解，“你……你怎么干这个啊？多掉价啊！”

“不偷不抢，靠力气吃饭，有什么掉价的？”我递给他一瓶汽水。

“可你是技术工啊！八级钳工的苗子！现在给个小饭馆当伙计？”他痛心疾首，“你爸妈都快急疯了，你倒好，躲在这里享清福！”

我没说话，拧开汽水，喝了一大口。

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却浇不灭心里的那股烦躁。

“跟我回去吧。”李伟说，“我求我爸去跟厂长说说情，你给王主任道个歉，写个深刻检查，说不定还有机会……”

“回去？”我笑了，“回去干什么？继续看王主任的脸色？继续在那台破机器面前耗一辈子？”

“那也比你现在强啊！”李伟急了，“这算什么？这叫‘个体户’！说出去都丢人！连个对象都找不到！”

“我乐意。”我硬邦邦地回了他一句。

李伟愣住了，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最了解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他以为我会觉得羞耻，会觉得抬不起头。

但他不知道，在这里，我虽然只是个伙计，但我活得像个人。

我不用看谁的脸色，不用听谁的训斥。

我干的每一分活，都能换来实实在在的一口饭，一份心安。

“你……你变了。”李伟最后说。

“是吗？”我看着自己手上新磨出的茧子，“可能吧。”

李伟走了，带着一脸的失望。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也许在他眼里，我确实是堕落了。

但我自己知道，我只是从一个笼子里，跳到了另一片更广阔的，也更危险的丛林里。

那天晚上，店里打烊后，苏梅破天荒地炒了两个小菜，开了一瓶酒。

“心情不好？”她给我倒了一杯。

酒是青岛特产的白兰地，很烈。

我一口闷了下去，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没什么。”

“因为你那个朋友？”

我没吭声。

“觉得他看不起你？”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两颗黑曜石。

“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很没出息？”

我的防线，被她轻而易举地击溃了。

所有的委屈、不甘、迷茫，在那一刻，全都涌上了心头。

“我本来……可以评上先进的。”我哽咽着说，“我本来……可以转正，提干，当上工程师的……”

“我爸说，男人得有份正经工作，得有个单位。没了单位，就跟没根的浮萍一样。”

“我就是个废物……一个被工厂扔出来的垃圾……”

我趴在桌子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这些天所有的坚强和伪装，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苏梅没有劝我。

她就静静地坐在我对面，等我哭完。

等我哭声渐歇，她才递过来一块毛巾。

“哭完了？”

我点点头，接过毛巾，胡乱地擦着脸。

“陈进。”她忽然叫我的名字，很认真。

“嗯？”

“你不是垃圾。”她说，“你只是，还没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的心，猛地一颤。

“工厂里的价值，是别人给的。先进，级别，工资条，都是一张纸，说撕了就撕了。”

“但你自己的价值，是你自己挣的。”

她指了指我的手：“你会修东西，这就是价值。”

她又指了指我的脑子：“你肯学，肯动脑子，这也是价值。”

“这个世界很大，不止工厂那一个地方。有本事的人，到哪儿都能活，而且能活得更好。”

她的话，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我心里最黑暗的角落。

我呆呆地看着她。

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女人，身体里仿佛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别总想着过去。”她又给我倒了一杯酒，“往前看。”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也跟她聊了很多。

聊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个科学家，聊我在技校里怎么拿了全校第一，聊我刚进厂时，对着轰鸣的机器，发誓要当个最牛的工程师。

她一直安静地听着，偶尔，会笑一笑。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

像一朵在夜里悄然绽放的昙花，美得让人心惊。

从那天起，我感觉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纠结于过去，不再为失去的“铁饭碗”而自怨自艾。

我开始真正地，用心去经营这份“伙计”的工作。

我开始尝试着跟客人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

我发现，那些跑生意的，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歇脚、能吃口热乎饭、还能打听到点消息的地方。

我把我听来的那些“新闻”——比如哪个口岸最近货查得严，哪种“的确良”布料在南方最好卖——有意无意地透露给他们。

渐渐地，来我们店里的生意人越来越多。

他们都爱跟我聊天，叫我“小陈师傅”，有时候还会给我塞一包“良友”烟。

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苏梅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有时候，她会在我忙得满头大汗时，递给我一瓶冰镇的崂山可乐。

那甜丝丝的凉意，能一直爽到心里。

我对苏梅，也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我敬佩她，感激她，依赖她。

我喜欢看她坐在门口看书的样子，喜欢听她用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叫我的名字。

我渴望了解她的过去，想知道是怎样的经历，才塑造出这样一个独立、坚韧又神秘的女人。

但我不敢问。

我怕一开口，就会打破我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平衡。

我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对她好。

她的柴米油盐，我全包了。

她的屋顶漏水，我爬上去修好。

我知道她有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疼。我就学着跟巷口的老中医请教，用艾草给她熏。

她嘴上说着“别瞎折腾”，但每次熏完，她眼里的那份暖意，是藏不住的。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淡而安稳地过下去。

直到那个人的出现。

那天下午，店里没什么客人。

我正在擦桌子，门口的风铃响了。

我习惯性地喊了声：“欢迎光临！”

一抬头，我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是王主任。

他额头上那道疤，已经结了痂，像一条丑陋的蜈蚣，趴在他那张油腻的脸上。

他显然也看到了我，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被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所取代。

“哟，这不是我们厂的大功臣，陈进同志吗？”他阴阳怪气地走了进来，“怎么着，不在厂里当英雄，跑这儿来端盘子了？”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我攥紧了手里的抹布，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

“你来干什么？”我冷冷地问。

“干什么？当然是来吃饭了！”他一屁股坐在我刚擦干净的桌子旁，用手指敲了敲桌面，“怎么，开门做生意，还不让客人进门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想起了苏梅的话。

脑子，比拳头管用。

我松开拳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欢迎光含，王主任。想吃点什么？”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愣了一下，随即更得意了。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菜，都给我上一遍！”他把腿翘到椅子上，一副大爷的做派，“对了，再来两瓶青岛啤酒！”

我转身进了厨房。

苏梅正在切菜，她头也没抬，问：“谁来了？”

“王主任。”

她的手顿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

“他来找麻烦的。”我说。

“我知道。”

“那怎么办？”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把切好的菜装进盘里，“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

我看着她平静的侧脸，心里的焦躁，也莫名地平复了下来。

我把菜端出去的时候，王主任正翘着二郎腿，跟店里唯一的另一个客人吹牛。

“……想当年，我在厂里的时候，手底下管着百十号人！我说往东，没人敢往西！有个不长眼的小子，敢跟我顶嘴，我一句话，就让他卷铺盖滚蛋了！”

他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瞟我。

我把菜重重地放在桌上。

“王主任，您的菜。”

“嗯。”他夹了一筷子辣子鸡，嚼了嚼，然后“呸”地一声，吐在了地上。

“什么玩意儿！这鸡肉是死的吧？又老又柴！想齁死我啊？”

我强忍着怒气：“我们的食材都是当天最新鲜的。”

“新鲜？”他把盘子往前一推，“你当我没吃过好东西？叫你们老板出来！我倒要问问，她这店是怎么开的！”

苏梅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她解下围裙，擦了擦手，平静地看着王主任。

“这位先生，我们店的菜，有什么问题吗？”

王主任看到苏梅，眼睛都直了。

他大概没想到，这个破旧小店的老板，竟然是这样一个有韵味的女人。

“你就是老板？”他的语气软了下来，但那股傲慢劲儿还在，“你这菜，不行啊。还有你这个伙计，态度太差了！”

他指了指我。

苏梅看了我一眼，然后对王主任说：“菜不好，我给您换一盘。伙计不懂事，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

她说着，竟然真的微微弯了下腰。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梅姐！”我叫了出来。

她凭什么要为一个无赖低头？

王主任显然很享受这种感觉，脸上的得意都快溢出来了。

“这还差不多。”他说，“不过，光赔不是可不行。得让他，亲自给我倒酒道歉！”

他把酒杯推到我面前。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看着王主任那张小人得志的脸，又看了看苏梅。

她的眼神，依旧平静。

但我从那平静里，读出了一丝鼓励。

我拿起酒瓶，给他满满地倒了一杯。

然后，我端起酒杯，举到他面前。

“王主任，”我说，脸上带着微笑，“以前在厂里，是我不懂事，年轻气盛，多有得罪。我敬您一杯，算是赔罪。”

王主任得意地笑了起来，伸手就要来接酒杯。

就在他的手快要碰到杯子的时候，我的手，突然“一歪”。

整杯冰凉的啤酒，一滴不剩，全都泼在了他的脸上，他的白衬衫上。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王主任抹了一把脸上的啤酒，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你他妈的……”

“哎呀！”我故作惊讶地大叫起来，“真是不好意思，王主任！我这手，最近不知怎么了，老是发抖。可能是以前在厂里修机器，落下毛病了。”

我一边说，一边又拿起酒瓶。

“没关系，我再给您倒一杯！这次一定拿稳了！”

王主任“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

“你……你耍我！”

“哪儿能啊。”我笑得更灿烂了，“我这是真心实意地给您道歉呢。”

店里另一个客人，早就看王主任不顺眼了，这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王主任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他指着我，又指了指苏梅：“好……好！你们给我等着！我让你们这破店，开不下去！”

他扔下这句话，狼狈地跑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一阵快意。

但转过头，看到苏梅凝重的表情，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我是不是……又冲动了？”

苏梅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解气是解气了。”她说，“但麻烦，也来了。”

果然，麻烦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店里就来了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自称是工商局的。

他们拿着个本子，在店里东看看，西瞧瞧，挑了一大堆毛病。

“卫生许可证呢？没有。”

“营业执照呢？也没有。”

“消防设施不合格，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为首的一个方脸男人，在本子上重重地画了个叉。

“停业整顿！什么时候手续办齐了，检查合格了，什么时候再开门！”

他们说完，在门上“啪”地贴了一张封条。

白纸黑字，刺眼得很。

我知道，这一定是王主任在背后搞的鬼。

那几天，店里冷冷清清。

苏梅好像并不怎么着急，每天还是照常买菜，看书，日子过得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但我心里却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这个店，是她的心血，也是我的避难所。

如果店没了，我又要回到那种流离失所的日子了。

苏梅，又该怎么办？

“梅姐，要不……我去求求王主任？”我实在忍不住了。

“求他？”苏梅放下手里的书，看着我，“你觉得，求他有用吗？”

我沉默了。

以王主任那种小肚鸡肠的性格，他只会更加得意，把我们往死里整。

“那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么关着门吧？”

“等。”苏梅只说了一个字。

“等？”

“嗯，等他自己再来。”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但接下来的几天，我明白了。

王主任虽然让我们的店关了门，但他自己，也并没捞到什么好处。

他那天被我泼了一身酒，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了脸，这事儿很快就在他们厂里传开了。

大家都说他仗势欺人，结果被一个小饭馆的伙计给治了。

他那点可怜的官威，扫地无存。

更重要的是，他断了一个“油水”来源。

我后来才从那些熟客嘴里知道，王主任经常到这附近的小饭馆吃白食，不给钱不说，还总要拿点好处。

别家老板都怕他，敢怒不敢言。

只有苏梅，不卑不亢，虽然没让他占到什么便宜，但也没跟他撕破脸。

现在，苏梅的店关了，他少了一个可以作威作福的地方。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王主任果然又来了。

这次，他是一个人来的，时间是晚上，鬼鬼祟祟的。

他看到门上的封条，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他敲了敲门。

我从门缝里看是他，本想不理，苏梅却说：“让他进来。”

我打开门。

王主任背着手走了进来，像巡视领地的土皇帝。

“怎么样啊？”他斜着眼看苏梅，“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苏梅正在灯下看书，她抬起眼皮，淡淡地说：“王主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没什么，就是来看看你们。”王主任拉了把椅子坐下，“我这个人呢，心软。看你们孤儿寡母的……哦不，是孤男寡女的，也不容易。”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呢，规矩就是规矩。没执照，就是不能开业。”

“那王主任的意思是？”苏梅问。

“意思嘛，也好办。”王主任搓了搓手，眼睛在苏梅身上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只要苏老板你……肯赏个脸，陪我出去吃顿饭，交个朋友。你这个店的事，包在我身上。”

他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我气得肺都要炸了，刚想开口骂人，苏梅却按住了我的手。

她站了起来，走到王主任面前。

“吃饭？”她笑了，那笑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冷，“王主任，你配吗？”

王主任的脸，瞬间就绿了。

“你……你说什么？”

“我说，”苏梅一字一句，清晰无比，“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我陪你吃饭？”

王主任“腾”地站了起来，指着苏梅的鼻子：“臭娘们儿，你别给脸不要脸！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一片儿，彻底混不下去！”

“我信。”苏梅点点头，脸上的笑容更冷了，“不过，在你让我混不下去之前，我倒是可以让你，先从你那个主任的位子上滚下来。”

王主任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就凭你？”

“就凭我。”

苏梅转身，从柜台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一个账本。

她把账本，“啪”地一声，摔在王主任面前的桌子上。

“王主任，你应该认识这个本子吧？”

王主任看到那个账本，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惨白。

“你……你怎么会有这个？”他声音都在发抖。

“去年八月，你让采购科的小李，虚报了五千块钱的零件款，你拿了三千，分了他两千。”

“去年十月，你把厂里两吨要报废的铜料，私自卖给了废品站，钱，进了你自己的腰包。”

“今年三月，你以‘技术改造’的名义，申请了一笔经费，但实际上，钱被你拿去给你儿子买‘雅马哈’摩托车了。”

苏梅每说一句，王主任的脸就白一分。

到最后，他已经面无人色，瘫坐在椅子上，冷汗涔涔。

“这上面，记着你这两年，贪的每一笔钱。时间，地点，经手人，清清楚楚。”苏梅用手指敲了敲账本，“你说，如果我把这个本子，交到你们厂的纪委，或者，直接寄到市里的纪检委，会怎么样？”

“不……不要……”王主任的声音像是在漏风，“苏老板……梅姐！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这一次吧！”

他“扑通”一声，竟然跪了下来。

我彻底看傻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平时威风八面的王主任，竟然会像一条狗一样，跪在苏梅面前。

而苏梅，这个我以为只是个开小饭馆的普通女人，竟然掌握着这样致命的武器。

“饶了你？”苏梅冷笑一声，“你断我财路的时候，怎么没想过饶了我？”

“是我混蛋！是我猪油蒙了心！”王主任抬手就给了自己两个耳光，“您说，您说要我怎么做，您才肯放过我？”

“很简单。”苏梅说，“第一，明天之内，让工商局的人，把封条给我撕了。”

“是！是！我马上去办！”

“第二，把我这个店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全都给我办下来。要最快的速度。”

“没问题！没问题！三天！不，两天之内，我保证给您送到府上！”

“第三，”苏梅看着他，眼神冰冷，“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滚。”

“是是是，我滚，我马上滚！”

王主任连滚带爬地跑了，那本账本，他连看都不敢再看一眼。

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

我看着苏梅，心里翻江倒海。

“梅姐，你……”

“怎么，吓到了？”她把账本收回抽屉，锁好。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我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没想到我一个女人，会有这种东西？”她自嘲地笑了笑。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忙解释，“我只是……觉得你很厉害。”

“厉害？”她叹了口气，脸上的坚冰，似乎融化了一些，“如果可以，谁又想变得这么厉害呢？”

她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水。

“这个账本，是那个采购科的小李给我的。”她慢慢地说，“他嗜赌，欠了一屁股债。王主任抓着他这个把柄，逼他一起贪。他怕事情败露，自己也得进去，就把这个账本偷偷给了我，说万一他出事了，让我拿这个去保他。”

“他……信得过你？”

“他老婆，是我以前厂里的姐妹。人很老实，被他拖累惨了。”苏梅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忍。

我明白了。

苏梅不是在为自己战斗，她也是在保护别人。

这个外表冷漠的女人，内心深处，藏着一副滚烫的侠义心肠。

“陈进，”她看着我，“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时候，要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才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守住自己想守住的东西。”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对她的感情，除了敬佩和感激，又多了一份深深的爱慕。

王主任的效率，出奇地高。

第二天一早，工商局的人就来了，客客气气地撕了封条，还说了几句“工作失误，请多包涵”的场面话。

第三天下午，王主任亲自把崭新的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送了过来，放在门口，头也不回地就跑了。

小店，重新开张了。

而且，是“持证上岗”，名正言顺。

生意比以前更好了。

经过这件事，苏梅“梅姐”的名声，在这一片儿，算是彻底打响了。

大家都知道，这家小店的老板娘，不好惹。

再也没有不长眼的人，敢来这里寻衅滋事。

而我，也从一个打杂的伙计，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二老板”。

苏梅开始放手让我去管理店里的一些事务。

采购，记账，甚至，她还让我尝试着开发几道新菜。

我把以前在家里跟我妈学的那几道拿手菜，比如红烧肉、糖醋里脊，改良了一下，搬上了菜单。

没想到，卖得特别好。

尤其是那道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成了店里的招牌菜。

客人们都开玩笑，叫我“陈大厨”。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

我用自己挣的第一个月“工资”，给苏梅买了一件羊绒披肩。

那天，天气转凉，我看她坐在门口，被风吹得缩了缩脖子。

我把披肩递给她。

“给我的？”她有些惊讶。

“嗯。天冷了，你有关节炎，别着凉。”

她没说谢谢，只是默默地接过去，披在了身上。

那柔软的米白色，衬得她的脸，愈发温柔。

我看着她，心跳得厉害。

我喜欢她。

这个念头，像一株疯狂生长的藤蔓，缠绕了我的整个心脏。

我决定，要向她表白。

我选了一个晚上，店里打烊后。

那天是中秋节，月亮又圆又亮。

我学着电影里的样子，买了一束花，虽然只是路边最便宜的野菊花。

我还炒了两个她爱吃的小菜，温了一壶酒。

我把花藏在身后，深吸了一口气，走到了她面前。

她正在院子里看月亮，侧影美好得像一幅画。

“梅姐。”

“嗯？”她回过头。

“我……”

我 rehearsed 了一晚上的台词，到了嘴边，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脸涨得通红，手心里全是汗。

她看着我窘迫的样子，突然笑了。

“想说什么？”

“我……”我把心一横，把花从背后拿了出来，递到她面前，“我喜欢你！”

说完这四个字，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等待着她的审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她没有说话。

我心里的火苗，一点点熄灭。

是啊，我算什么呢？

一个被工厂开除的穷小子，比她小了快十岁，一无所有。

她又怎么会看得上我？

“陈进。”她终于开口了。

“嗯。”我应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

“你觉得，你了解我吗？”

我愣住了。

“你知道我叫苏梅，知道我开了一家饭馆，知道我有关节炎。”她平静地说，“但你不知道，我曾经结过婚，还有一个女儿。”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的前夫，是个赌鬼，跟那个采购科的小李一样。他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躲债，我们从东北老家，一路跑到了这里。”

“我以为，换个地方，他能重新做人。但他还是死性不改。”

“三年前，他又在外面欠了钱。债主追上门，要他拿女儿去抵债。”

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跟他拼了命，他为了护着我女儿，被那些人……打死了。”

“后来，我报了警。那些人被抓了，但我的家，也散了。”

“我女儿，受了刺激，得了很严重的自闭症，一句话也不说。我把她送回了东北老家，给我妈带着。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开这个饭馆，就是为了挣钱，给她治病。”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含着泪光。

“陈进，我是一个结过婚，带着孩子，背着一身故事的女人。我的世界，跟你不一样。你还年轻，有大好的前途，你不该被我这样的人拖累。”

我的心，疼得像是被撕裂了。

我不知道她有这样沉重的过去。

我只看到她的坚强，却没看到她藏在坚强背后的伤疤。

我走上前，轻轻地，把她揽进了怀里。

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梅姐，”我抱着她，声音坚定，“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你结过婚，也不在乎你有孩子。我只知道，在我最落魄，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你收留了我，给了我一个家。”

“我只知道，是你教会我，怎么活得像个人。”

“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你的未来，我想奉陪到底。”

“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我们一起挣钱，给她治病。”

她在我怀里，终于放声大哭。

那哭声里，有太多的委屈，太多的压抑，太多的苦楚。

我紧紧地抱着她，像是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月光下，两颗孤独了很久的心，终于，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那年冬天，我跟苏梅，领了结婚证。

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亲朋的祝福。

我们只是炒了几个菜，喝了顿酒，就算结婚了。

但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我把户口，从我爸妈那里，迁了出来，落在了苏梅的这个小院里。

我爸气得差点跟我断绝关系。

他说我鬼迷了心窍，放着好好的黄花大闺女不要，偏要娶一个比自己大，还带个“拖油瓶”的二婚女人。

我没有跟他争辩。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他们不懂苏梅的好，但我懂。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很幸福。

我们一起经营着那家小饭馆。

我负责掌勺和外场，她负责管账和后勤。

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

小店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我们攒了一些钱，把小店重新装修了一下，扩大了店面，还雇了两个服务员。

饭馆的名字，也正式挂了出去，就叫“梅姐家常菜”。

第二年春天，我跟苏梅一起，回了一趟她的东北老E家。

我见到了她的母亲，一个慈祥和善的老太太。

也见到了她的女儿，妞妞。

妞妞已经八岁了，长得很像苏梅，很漂亮，但就是不说话。

她总是抱着一个旧了的布娃娃，躲在角落里，警惕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

我心里很难受。

我试着去接近她。

我给她买漂亮的衣服，买好玩的玩具，给她讲故事。

她都无动于衷。

苏梅说，别急，慢慢来。

在东北待了一个月，我们要回青岛了。

走的那天，妞妞一直躲在门后，偷偷地看我。

就在我转身要上车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

“叔……叔叔，再见。”

我猛地回过头。

妞妞正看着我，小声地，又说了一遍：“叔叔，再见。”

那一刻，我一个大男人，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苏梅也哭了。

我们把妞妞，接到了青岛。

我们带她去看医生，给她做心理疏导。

在我和苏梅的陪伴下，妞妞的情况，一天天好转。

她开始愿意走出房间，愿意跟我们说话，甚至，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我的生活，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包围着。

我有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一个可爱乖巧的女儿，一份蒸蒸日上、属于自己的事业。

我常常会想起1988年的那个夏天。

如果那天，我没有跟王主任打那一架。

如果我没有被工厂开除。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评上先进，娶了那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按部就班地升职，加薪，成为一个合格的、被固化在体制里的“陈工程师”。

那样的生活，安稳，体面。

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充满了烟火气、充满了挑战、充满了爱的真实和滚烫。

有时候，命运关上一扇门，是为了给你打开一扇窗。

我很庆幸，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走进了那条小巷。

更庆幸，那条小巷的尽头，有一盏灯，和一个叫苏梅的女人，在等我。

她收留的，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

而是一个，差点死在过去的，全新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