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卓琳逝世：灵堂低调、肃穆，不向公众开放，遗像神采奕

2009年7月30日，清晨天色初明，平素极为静谧的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堵状况，一辆辆车径直开到了5号邓家大院的门口。

让人把车上的花圈、花篮搬下来摆放整齐，之后也没多耽搁，静静驾车离开了米粮库胡同。没过多久，门前、院子里、走廊处，到处都摆满了亲友送来的花圈、花篮以及挽联，百合和菊花散发的清幽香气萦绕在前来吊唁之人的衣袖间。

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中央军委办公厅原顾问卓琳同志，因疾病医治未能见效，于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3岁。

在得知卓琳离世的消息后，不光是亲朋好友和同事们陆续前往邓家大院表示哀悼，胡同中的街坊邻里、云南宣威的乡亲、重庆市人民小学师生以及江西新建县的市民，也都自发地为卓琳举行了悼念仪式。

众人缅怀卓琳，皆因其为小平同志的伴侣，相伴走过了约六十年，无论战火纷飞还是风雨飘摇，她始终不离不弃。

然而，卓琳受世人敬重仰慕的原因，绝不止于她是某人的妻子，更在于她是一名坚定不移的革命者，是一位满怀博爱的女性革命者。

1977年，卓琳住进了米粮库胡同那座草木繁茂的院子，彼时她61岁。历经风雨，这对已过中年的夫妻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居所。孩子们带着孙辈再次齐聚到父母身旁。

然而，此时并非他们颐养天年之际，历史呼唤着他们登场。刚迁入这座庭院不久，卓琳的丈夫邓小平再度投身历史舞台，中国也由此开启了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改革开放进程。

世间一片蓬勃景象，不少人都盼望着昔日的北大才女卓琳能崭露头角，然而她却默默隐于丈夫身后，言道：“我的职责便是料理好家庭、照顾好孩子，不让小平分心，让他能全神贯注地工作。”

一待便是三十年，和丈夫在这座院子里平静地生活了二十春秋。邓小平逝世后，卓琳出了一趟远门，替带着遗憾离世的丈夫目睹了香港、澳门回归。自那以后，卓琳就再也没离开过这座院子，直至她安详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邻里们在胡同里鲜少见到卓琳，前些年还能看到她出门迎送客人，乘车进出时也会隔着车窗向大家挥手示意，不过近两年来就再也没见她现身了。

29号下午，几辆装载着松柏、鲜花和黑布的车辆停在了5号院的门口，这时大家都明白，米粮库胡同这位略带神秘却又和蔼可亲的邻居，以后再也不会出来跟大家挥手致意了。因为邓家设置的灵堂不对外开放，街坊们就来到大院门前停下脚步，进行悼念。

从30日早上7点开始，邓家大院的灵堂便开始迎接亲友前来吊唁。胡同的两旁摆满了送来的花圈，前来吊唁的车辆已然排成了一条长龙。

佩戴黑纱的工作人员逐一查验前来者的身份和姓名，中国科协副主席以中国科协的名义献上花圈，陈丕显的儿子带着家眷前来与卓琳告别，曾经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人神情肃穆地步入大院。

午后，隔壁武警中队的战士与工作人员走进大院开展悼念活动。街坊们称，去年还曾看到卓琳前往隔壁武警中队，观看战士们打篮球……

前来大院吊唁的人表示，整个灵堂的布置契合卓琳向来的风格，朴素、庄重，遗像选用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她前往美国出席一场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时所拍摄的照片。

卓琳手持演讲稿，精神焕发，这不禁让人忆起她往昔陪伴小平同志出国访问时的风姿，同时也让人记起这位老者曾是北大自创办以来首位来自云南的学生，还是那一届北大物理系仅有的女生。

查阅卓琳的工作经历，担任次数最多的仅仅是“秘书”这一职务。说实话，这着实埋没了这位毕业于北大的才女。

在丈夫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头几年，工作任务繁重，卓琳默默地承担着机要秘书的职责。待搬入5号大院后，卓琳愈发低调，鲜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她始终牢记丈夫的叮嘱，不在外界彰显自己。

除了其丈夫的工作相关事宜外，她不再于公众面前露面。然而，人们仍旧铭记着1979年她站在白宫阳台上挥手时绽放的灿烂笑颜，那是展现中国女性自信与昂扬姿态的笑容。

7月30日上午，云南省宣威市于浦在廷故居举办了卓琳悼念仪式，两百多名市民主动前来，为他们这位令人敬重的老乡送别。

卓琳家中始终留存着一摞厚厚的票据，这些全是卓琳在世时多年间向希望工程捐款的凭证，其主要资助的地方正是她的故乡云南宣威。

尽管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乡，但她一直把家乡的发展放在心上，特别是家乡的儿童教育和妇女解放工作。到了晚年，她常常对家乡的人讲，自己年纪大了，没办法为家乡做更多的事，为此深感愧疚。

卓琳的父亲是浦在廷，他不仅是云南宣威火腿罐头的开创者，还是一位踊跃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热忱实业家。卓琳原名为浦琼英，是浦在廷子女中年纪最小的。

在往昔女性命运大多凄惨的旧时代，卓琳十分幸运，她那思想开通的父亲给予女儿们读书识字的契机，还把几个姐妹送往昆明去接受新式教育，准许她们阅读进步书籍刊物，接触革命理念。

外面缤纷多彩的世界时常让卓琳忆起老家的女人们，她的堂姐妹、表姐妹不像她们姊妹这般幸运，能有一位思想开明的父亲。许多女孩子依旧遭受着封建传统的桎梏，有的生无可恋，有的含恨自尽。

只要一想到她们，卓琳便下定决心会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若想帮扶他人，自身得先足够出色。卓琳在学业上拼搏进取，体育锻炼方面也毫不懈怠。15岁时，她被云南代表团挑中，前往南京参与全国运动会50米短跑赛事。

然而，15岁正值青春年少的卓琳，遭遇了让全体国人悲痛不已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得中国的锦绣山河支离破碎，当年的全国运动会也因此夭折。

当云南代表团打算返程之时，国难突然降临，唤醒了卓琳的革命理想。她给家中寄信，表示不回昆明，要前往北京求学。她那具有远见卓识的父亲尽管仍满心忧虑，但还是应允了女儿的请求。

父亲和女儿一同秉持的坚持是对的。20岁那年，卓琳成功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勤奋学习的卓琳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知识的小天地里，她不但踊跃参与抗日救国的游行活动，而且还有闲暇时间在北京城四处游玩，去茶馆坐坐、听听戏曲。

然而，这般充满激情的时光很快就画上了句号。卓琳在北大求学一年后，七七事变发生，北大要南迁并进行合并，学业被迫中断的卓琳该往何处去呢？

早前，卓琳有个姐姐已经到了延安，这座红色的希望之光一直在卓琳心里闪耀，因此她没有跟着学校往南迁，而是和几个女同学辗转多地，还徒步走了七天七夜后到达了延安。

卓琳是在延安和邓小平结识并步入婚姻殿堂的，只是最开始邓小平对她心生爱慕，她却并未在意。

或许年少的卓琳未曾料到，那个起初她并不想与之成婚，却在相识不足一月便与之结为连理的伴侣，会与她携手走过充满波折的一生。

结婚之后，卓琳的丈夫把最为宝贵的信赖赋予了她，“你们去问母亲”，这是总设计师于家中最常跟儿女们讲的话。

他在外面能和宾客轻松愉快地交谈，然而回到家中仿佛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放心地让卓琳去操办，就连给孩子们起名字也是如此。

他们入住5号大院之后，儿女们纷纷回到北京和父母一同生活。丈夫需要应对的是关乎十几亿民众的国家要事，而卓琳要操持的十几口人的繁杂家务同样并非易事。

她把自身的才华收敛起来，从大局出发为小家庭辛勤付出，直至丈夫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她肩头的压力才减轻了许多。

不少人表示，小平同志所获的荣耀里也有卓琳的一份功绩，对此她总是微笑着回应：“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贡献，至少我是付出过努力的。”

虽然为了丈夫的工作，卓琳放弃了自己大展才华的机会，但这个始终牵挂着妇女解放的女性以身作则，直到晚年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
比如她是个十足的戏迷，每天早饭后都会听一段京剧，电视里有戏曲节目也绝不错过，每每要出门听戏，就会跟丈夫“请假”。

一旦工作清闲下来，卓琳回到5号大院时，老伴会询问她去了哪家剧场、看了什么剧目，夫妻俩常常围绕戏里的情节热烈地讨论起来。

对于旧时代的女性来说，教育、工作、婚姻以及个人兴趣爱好，几乎全是难以企及的愿望。

卓琳十分幸运地接受了开放的教育，凭借自身努力寻得了值得为之终身拼搏的事业，还觅得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但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忘却家乡的妇女儿童，甚至牵挂着全国的妇女儿童。她期望所有妇女儿童都能如她一般，突破重重束缚，成为奋勇向前的革命者。

7月30号清晨，重庆市人民小学连夜拟就的唁电被送到了卓琳的住处，这所小学和卓琳究竟有着怎样的情谊呢？

1946年，鉴于战争残酷，邓小平在向西南进军之际下达指令，严禁任何人携带家属。卓琳与邓小平已有一儿一女，她听闻后坚决不同意，声称：“我是共产党员，就算你砍我脑袋，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卓琳全然不顾自身安危，带着孩子跟随丈夫来到西南的那座山城。为应对下乡干部子女无人照顾的难题，西南局创办了人民小学，身为曾经北大才女的卓琳，理所当然地出任了人民小学的校长。

曾在学校和卓琳一同工作的老师回忆，卓琳校长十分和蔼可亲，既关注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也关心老师们的政治生活。她始终教导众人，干部子弟绝不能搞特殊，一定要严格进行管理和教育。

实际上，这并非卓琳首次“当老师”。在山西武乡县石圪垤村，有一处破旧的黄土窑洞，它连门都没有，只是用几根木棍搭起来靠在残墙上。窑洞门前的指示牌显示，这里是卓琳、刘志兰的居住旧址。

1939年9月上旬，在延安举办了一场简约的婚礼，没过多长时间，邓小平奔赴辽县西河的129师师部，卓琳则留在北方局妇委，担任妇训班班长一职，履行年少时许下的承诺，为妇女解放事业竭尽全力。

石圪垤村位于红色革命老区，如今被誉为中国妇女干部的摇篮。这个小村落与王家峪八路军总部相邻，它不仅是八路军总部的“家属院”，还是北方局妇训班的授课地点。

康克清、浦安修、卓琳、刘志兰等女性干部于此处开办了地方妇女干部培训班，组织老区的女性干部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知识，为各个单位输送女性干部，撑起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半边天”，其中卓琳担任妇训班班长。

女子培训班的条件相当艰苦，远不及延安。学员众多，但房屋有限，所有人都要自己携带被褥和餐具，到老乡家中借宿，只有在周六时才能和丈夫相聚。

最开始，每个妇委干部都分到了一间窑洞。然而，为了让学员们有更好的居住环境，这些女干部主动提出两人合住一间窑洞。

卓琳和刘志兰借住在村民李辛丑家中，那时刘志兰还身怀有孕，就连女儿左太北也是在这个院子呱呱坠地。不过，这些曾经生活条件优渥的女孩，没有一人抱怨过艰苦。

卓琳、浦安修、刘志兰等北方局妇委干部经常亲自前往识字班授课、教唱抗战歌曲，妇女工作开展得十分有活力，为推动根据地妇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她们踊跃组织女性摆脱神权、族权、夫权的桎梏，引导女性放开裹脚、注重卫生，参与养鸡养猪、纺纱织布等自身能够承担的劳作，逐步提升女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在北方局妇委的引领激励下，众多女性逐渐觉醒，踏上了自我解放的征程。从妇训班结业的女性干部里，不但出现了一批拥军典范、劳动楷模，甚至还有女枪手以及女扮男装投身军旅的女兵。

7月30日上午9点，在江西新建小平小道陈列馆附近的一个大型车间内，几个花圈被放置其中。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同来到车间，默默哀悼、深深鞠躬，以此向他们往昔的同事、老大姐卓琳作别。

如今，此地被称作“邓小平劳动车间”。1969年10月，卓琳告别了居住十多年的北京庆云堂3号院，孩子们各奔东西，她和丈夫以及丈夫的继母一同住进江西南昌的一栋两层小楼。那时，她每天被允许外出的活动便是前往拖拉机配件厂劳作。

初到江西时，卓琳自身身体状况欠佳，罹患高血压、心脏病和胃溃疡。由于工资停发，一家三口仅靠着微薄的生活费度日，而这生活费还得拿出一大部分寄给儿女用作探亲路费，因此家中的经济状况着实成了个大难题。

过去的艰难岁月他们也熬过来了，在太行山的时候，即便小米里掺着沙子，卓琳也能咽下肚去。她还领着大家去挖野菜、养小鸡。可那时她才二十来岁，身强体壮，而如今已过中年，身上全是病痛。

起初，这三位年龄总和接近两百岁的老人得自行打理生活，诸如煮饭、烧水、劈柴、取水、洗衣等所有家务都得自己负责。

生活的沉重负担让人几乎无法呼吸，更折磨人的是内心的压力，既有对远方子女生活情形的忧虑，也有对丈夫政治前景的焦灼，这是卓琳人生里最为艰难的阶段。

为节省开销，三位老人几乎很少吃肉，每顿饭的菜都会剩下一些留到下一顿再吃。

卓琳在回忆那段艰难时光时，脸上不见痛苦之色。她说道，因为前面有块空地，所以总得自己种些能吃的东西。当时他负责翻地，而自己就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捡石头。她身上乐观、坚韧、刚强等难能可贵的品质，不但鼓舞了处于困境中的丈夫，还打动了一同劳作的工人们。

据工友们回忆，当年工厂规定两人的工作时段是上午的三个半小时。年事已高的卓琳夫妇无论刮风下雨，都会在7点半准时到工厂开始工作。当时工作压力极大，后来他们瘫痪的儿子也来到江西与他们一同生活，夫妻俩下班后还要照顾儿子的日常生活。

尽管身上肩负的责任极为沉重，卓琳始终保持着乐观友善的态度。在工作结束之后，她会和大家愉快地谈天说笑。而且，她时刻关注着工友们的生活情况，要是谁家的孩子生病了，或者谁家的妻子不小心摔倒了，她都会主动去询问相关情况，还会拿出自己历经艰难才节省下来的钱，购置一些物品送给大家。

在即将返回北京之际，卓琳以全家的名义前往工厂与工友们道别，她把平日里留到过年才享用的糖果和点心悉数拿出，与工友们一同分享。

回到北京后，卓琳始终惦记着当年一同劳作的工友们。一旦有工友到北京，她在知晓消息后会马上派人将其接到家中，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并积极帮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里的难题。

人们悲戚的面容和流淌不止的眼泪，一次次地诉说着那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卓琳离开了；然而，人们未来将会绽放的灿烂笑颜也表明：卓琳虽离去，但希望留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