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想桑榆变彩霞——阎若璩的两面人格

本文作者周绚隆教授

摘要

阎若璩对清代考据学风的形成起过引领作用。他博览群书，学问淹贯，长于考证，但喜与人争高下。考据方面的成就既使他享誉学林，又让其目空一切，对同代学人少所许可。在清初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虽然文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阎若璩在学术圈里所表现的争胜心理是极为罕见的。学术上的盛名，博学鸿词的落第，对他造成了极强的刺激，故在与汪琬的论争中，显得颇为失态。但是出了学术圈，在面对权势的时候，他又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一面——媚权。全面分析阎若璩的学术优缺点，和他在学术上不服人、在政治上媚权的两面性，可以为研究清初文化生态提供一个有趣的案例。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考据学；汉学；博学鸿词；汪琬；媚权

在明末清初的学术转型中，阎若璩是考据学风形成的标志性人物。《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的《古文尚书疏证》说：“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其纯以经学名家而且于后来经学家学风直接有关系者，或者要推阎百诗，其次则胡朏明和万充宗。”关于明清学术的演变路径及内在动力问题，梁启超、钱穆和王汎森等人已有充分论述，本文所感兴趣的是如何看待阎若璩的为学与为人，及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直接与间接作用。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阎若璩时，其鲜明的个性和复杂的人格，格外引人关注。

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自号潜邱。祖籍山西太原，五世祖时迁居山阳（今江苏淮安），康熙二年（1663）改归太原故籍。他从顺治八年（1651）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后，多次返回太原参加乡试，康熙十八年又应征参加博学鸿词考试，均未获隽。后应徐乾学之聘，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一生读书勤奋，精通经史地理，尤长于考证。著有《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潜邱札记》《困学纪闻注》等。

阎若璩像

阎若璩读书，喜穷究原委。他在注《困学纪闻》卷二“好问则裕”时说：“余尝集陶弘景、皇甫谧为柱联曰：‘一事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亦可见其志云。”长子阎咏在《皇清召试博学鸿词待赠征仕郎内阁中书舍人先考百诗府君行述》（以下简称《行述》）中回忆其日常读书的情景云：

府君虽不讲学，然精究儒者书，不谈内典，尤长于考证辨核，常语不孝辈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覆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解，必得其解而后止。

在《潜邱札记》卷二中，他对明代学术之弊做了这样的分析：

余尝发愤叹息，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盖有三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经，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

在他看来，“六经非一世之书，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也……苟不得大儒之论定，则圣人之意不明”。他之所以皓首穷经，既是为了纠正明代以来学人不读书造成的陋、俗、虚之弊，也有试图恢复六经本来面貌，以发明圣人著书本意的用心。

阎若璩撰《潜邱札记》

梁启超在评价阎若璩时说，“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古文尚书疏证》”。比阎若璩出生晚半个世纪的程廷祚在读了《古文尚书疏证》后感叹说：“其指抉痕瑕，摘发幽隐，能令作伪者骇服于既往，而袒伪者虽欲为之辞而不得。快哉斯书！”《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的价值也高度肯定：“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

阎若璩学问淹通，记忆力超人，做学问“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故“束发与前辈名流游处，莫不倾异之，谓所成就非我曹所及”。这种认可既给了他自信，而与他人的论争，又让其逐渐变得目空一切。

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

阎氏长于考证，喜欢在具体的知识与细节上纠别人的不足，又哓哓好辩，因此人多畏之。他曾得意洋洋地写信给戴晟说：“诋诃文章，弟之一癖，不识高明以为何如？”又给石华峙写信说：“大抵考据，文人不甚讲，理学尤不讲。”并由此认为：“诗人、道学皆寡陋可耻者。”在论及自己的考证功夫时，他很自负地说：“弟此等考证辩析，在古人中亦属绝学，不论今人，不识吾兄信及否？所谓虞翻‘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其在斯乎？”

对于《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他的自我评价是：

前札谓不肖虚己，亦虚于先生之前耳，岂他乡里小儿所能得其心折哉？今亦有不虚者，是《古文尚书疏证》，得大关键处：传经的派，得于《汉书》；卷篇名目，得于注疏。然后持此以攻击句字之脱误，迎刃而解矣。此古人先河后海、从源及流之学问，若沾沾以句字赏其工，犹未为尽也。

这种成功，对后来的一些学人无疑起到了示范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阎若璩引领了后来考据学风的形成。历史的发展固然是由众多因素合力推动的，但在特定的节点上，个人的作用亦不容小觑。姚鼐在回顾乾嘉汉学的形成时，说过两段耐人寻味的话：

近世为汉学者，初以人所鲜闻而吾知之，以该博自喜，及久入其中，自喜之甚而坚据之。以至迂谬纠纷，不能自解。

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为学术之害。

“专己好名”“以该博自喜”之类的评语，放在阎若璩身上，真不啻传神写照。姚鼐生当汉学风气甚炽的乾嘉时期，在四库馆任职时，与占主流的考据派论学多有不合，最终愤而辞馆，故对这一派学人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姚鼐像

二

阎若璩在《潜邱札记》卷二引用徐乾学的一段话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这几乎道出了他的心声。其实，从治学的角度看，考证只是基本方法之一，适用的范围很有限，阎若璩则将其当成了为学目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知识的细节上，对其他方面很少关心。与同时代其他学人如汪琬、朱彝尊等相比，他在诗文领域几乎无所成就。阎咏在《行述》中说其父亲：

古文词不常作，偶存序记数十篇，非泛然者。诗甚夥，有《眷西堂》《许剑亭》《秋山红树阁》《窈窕居》诸集。尝与不孝咏座主赵秋谷先生论诗云：“吾诗无可传者。”比上殿下书，亦云：“某生平笃志经学，无暇为文，间有所述，无足观采。”其虚己不自满假如此。

这说明他虽然在考经证史时目空一切，对自己的诗文创作，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给戴晟的信里，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崔玄暐‘少颇属词，晚以为非己所长，不复构思，专意经术’，宛然太原阎生一小像矣。”

创作方面非己所长，成就平平，并不妨碍阎若璩对他人任加品评，他的自信是一贯的。因为议丧礼与汪琬发生争执，则连带对其诗文也一笔抹杀：

家居时，有持钝翁《说铃》以示者，皆标榜其所与一时嬉游之人。因大书其端，曰“群儿自相贵耳”。钝翁闻之以为恨。今阅《类稿》，诗有“戏蝶翩翾排闼过”，又有“寂寂精蓝昼不开，隔篱飞蝶镇徘徊”。因拈合，亦用《汉书》书曰：“此蝶如飞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书发先生一笑，不知钝翁闻，益复何如耳。

常熟诸公言，汪氏文不堪指摘，一指摘粉碎矣，诚然。

对钱谦益，他虽然一再表示敬服，但又说：“牧斋古文名最重，独不肖以为不佳。盖古文宜本色,而牧斋则点染矣；宜单行，而牧斋则排偶矣。其于诗颇有原，故此老亦自负,不似谦谦于古文也。”在给戴晟的另一封信中，他非常自信地写道：“弟于古文一道虽不甚深，然视近代作者，已洞若观火，承委直笔，敢不自竭其愚得？大抵此道最忌者，曰冗、曰稚。唯简可以救冗，唯老可以救稚。此须多读书，多讲贯，非可一蹴至者。”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著作，恰恰就犯了“冗”的毛病。

钱谦益像

即使在自己最为得意的考据方面，阎若璩的文字也不免冗赘。全祖望在《困学纪闻三笺序》中，就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他行文的芜蔓：“潜邱详于开索，其于是书，最所致意，然笔冗舌漫，不能抉其精要，时挟偏乖之见，如力攻《古文尚书》，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顾何必哓哓搀入此笺之内，无乃不知所以裁之耶？”《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古文尚书疏证》时也指出了他行文不注意剪裁的问题：“其他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札记》或不传，故附见于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于体例亦究属未安。”四库馆臣在《别本潜邱札记》提要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若璩学无不通，惟词赋一道涉之甚浅，凡所持论，多强不知以为知。学林录之，适足以彰其短。”这里所谓的“强不知以为知”，除了因负气而不能做持平之论外，还有掺杂私意的主观偏见，如认为杜濬的诗歌成就高于吴伟业等。

考据影响行文的思路，考据家不善写作，这个问题在清代经常被理学家和文学家们谈起，也为汉、宋学术之争增添了花絮。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六论及万斯同时说：“万季野能记诸史，其腹笥不少，如何做出文字，三五行便欲尽，不似有学问人。何也？想都留心在人名、地名、年代上去了，此等学问便无用。”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亦认为：“考据之学，往往于文笔有妨，因不从道理识见上用心，而徒务勾稽琐碎，索前人癍垢，用心既隘且刻，则圣贤真意不出，自家灵光亦闭矣。故读经不可不考据，而门径宜自审处。”袁枚更是不客气地说：“考史证经，都从故纸堆中得来，我所见之书，人亦能见，我所考之典，人亦能考。虽费尽气力，终是叠床架屋，老生常谈……不过天生笨伯，借此藏拙消闲则可耳，有识之人，断不为也。”

诗文成就姑且不论，就是最擅长的考据之学，由于阎若璩性格固执，自信太过，有时也难免主观。如《又与刘超宗丈》之十三云：“晚疑俄罗斯国必非罗刹国，混为一者，京师贵人不考故也。”将俄罗斯译作“罗刹”“罗车”“老枪”，在清代早期文献中并不少见。因顺治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在给父母写信时，就提到过清军征集流人与罗车国打仗的事。当时正是清军和俄罗斯两次雅克萨之战进行的时候。

《袁枚全集新编》

三

阎咏赞叹自己的父亲有“虚己”的美德：“其虚己不自满假如此。”阎若璩则大大方方地承认他“虚己”是要看对象的：“前札谓不肖虚己，亦虚于先生之前耳，岂他乡里小儿所能得其心折哉？”事实上他自视极高，尤喜与人较短长，于同时学人甚少许可。

在给戴晟的信中，他说：“生平所心摹手追者，钱也，顾也，黄也。黄指太冲先生，顾指宁人先生。”又说：“弟极推服黄先生，与牧斋、宁人鼎峙，何尝有第四人？何尝限于百年以内人物？然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天下后世有人不敢欺，亦不能自欺本心也。”在《南雷黄氏哀辞》中，亦写道：

当发未燥时,即爱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也,顾亭林处士也，及先生而三。钱与家有世谊,先祖先考交，余不获面。顾余初遇之太原，持论岳岳不少阿，久乃屈服我。至先生，则仅闻其名而慕,见其所传而喜,求往揖其貌,且弗可得矣,而况及门乎哉？已矣，先生云亡，上距牧斋薨已三十有二年，即亭林没亦且十四五年。盖自是而海内读书种子尽矣。

黄宗羲为《古文尚书疏证》作序后，阎很感激：“先生爱慕我，肯为我序所著书，许纳我门墙。”又曰：“下逮小子，有书一卷，古文疏证，悉翦讹乱。远蒙嘉赏，赐序以弁。如此穷经，经神重见。”但在《古文尚书疏证》的后四卷，又径呼其为“黄太冲”，不再有敬重之意，这或许是出于“爱而知恶”的心理？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他这种似谦实傲的心态，有精彩的点评：“然于钱犹曰‘此老《春秋》不足作准’；于黄曰‘太冲之徒粗’，黄氏《待访录》指其误谬者，不一而足；于顾之《日知录》，亦加补正……于亭林亦非能推敬，特以‘久乃屈服我’自喜。”

黄宗羲像

至于同辈学人，他更不能客观评价。如对朱彝尊，在《古文尚书疏证》卷八评价说：“（锡鬯）近撰《经义考》，虽渐为愚见所转移，终不透耳。”在谈及博学鸿词中式的五十人时，则说：

犹忆故山有来问五十人物何如者，弟答以吴志伊之博览、徐胜力之强记可称双绝，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苕文之私造典礼，恐亦未必有三焉。

虽然对徐嘉炎（字胜力）的记忆力表示了认可，但仍与之往复论辩，意欲屈之。其《与徐胜力》云：“昨过谈，偶及季悼子未执政，盖死于武子手，故经未书其卒……先生盛气欲辩，已而中止，弟不觉匿笑，得毋见弟在失意中，少宽假？”在给吴愈的信中，又说：“试问吕晚村辈舍《集注》外，又读他书乎？且看汪武曹《大全》如何。”不但对自己心目中“十二圣人”之一的吕留良表达了微词，还盯着汪份正在增订的《四书大全》。这都充分体现了他的争胜心理。

阎若璩的这种做派，既与性格相关，也与清初的学术环境与时代风气有关。魏禧《阎母丁孺人墓表》中说阎若璩的父亲“再彭性褊”，其母“每改容从之”。阎若璩心胸不广，或与家庭影响有关，而清初的学术界，确实流行着一种激烈竞争的风气。这是因为随着清王朝统治渐趋稳定，在新的文化秩序形成过程中，文人急切地要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为此，顾炎武与钱澄之、徐咸清与吴任臣、汪琬与叶燮、毛奇龄与阎若璩等，相互都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方苞在《张朴村墓志铭》中提到：“余初至京师，所见司寇之客十八九；其务进取者，多矜文藻，驰逐声气，即二三老宿亦争立崖岸，相镇以名。”“司寇”乃徐乾学，而试图以声名压倒他人的“二三宿老”中，应该就有阎若璩。

《方苞集》

这种风气蔓延到乾隆朝，随着汉学的兴起，愈演愈烈，引起了姚鼐的不满，他指斥道：“今世天下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其实“矜高自满之气”在阎若璩等人身上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并非乾隆以后才有的现象。姚鼐批评的另一种风气是从事汉学研究者“遍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这个评价，放在阎若璩身上亦无违和之感。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阎若璩除了“矜高自满”，在与其他学人的论争中，还摆出了咄咄相逼、盛气凌人的姿态，这是“相镇以名”最生动的表现。由于议礼的问题，他与汪琬发生了冲突，并把学术上的争执发展成了人身攻击，哓哓不休，不依不饶。阎咏在其《行述》中回忆说：

十七年，应鸿博制科。在都下，日与傅山人青主游处，而反覆辩论，则李天生检讨、汪钝翁编修为多。尝与汪钝翁论丧礼不合……司寇公击节称善，都下一时传之。盖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类如此。

和许多布衣膺荐的征士一样，阎若璩屡挫于场屋，对这次恩科考试满怀期待。其《赠舒汉雯舍人》诗云：“倘得恩叨凤池上，明春恭和早朝诗。”凤凰池为禁苑的别称，唐代为中书省所在地。他幻想能借这次机会改变命运，可惜造化弄人，考试的结果是，汪琬中式，阎若璩被黜。这对后者无疑是很大的刺激，他把内心的不平，化作恶毒的攻击，在群贤毕集的京城文化圈中，利用一切机会对汪琬进行讽刺挖苦，甚至托人带话，不断挑衅。赵执信《潜邱先生墓志》称其“中年在京师，与长洲汪编修琬反覆论难……汪无以应，闻者莫不骇服”。汪琬本来也是比较自负的人，面对这么一个纠缠不休的对手，只能以沉默相应。阎若璩尝到胜利的甜头，越发得意。他致信汪楫说：“弟之偶议钝翁先生志文也,实以古人叙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无及高祖者。间及高祖，必以其人其书足书……乞特致此语于钝翁，愿得一言以报弟，受益不浅矣。”前引致陈维崧的信中，也有“书发先生一笑，不知钝翁闻，益复何如耳”的句子，明显有期待汪楫、陈维崧从中传话的意图。

汪琬像

在与陶元淳的信中，他对汪琬的攻击更是不加掩饰：“承示钝翁《古今五服考异》，酌古佐今，信为不刊之典。但序疑及《仪礼》处……传记纷如，吾欲一以《仪礼》为断。此特向吾友弟云尔，不敢为钝翁道也。”“以此难钝翁，钝翁必不服，固不若以周公所制者折之也”。“《钝翁类稿》：有宗妇死，则夫为之齐衰三年……欲叩之，空婴其怒也。宛转托人致讯，果不出弟之所料”。“兄尝谓钝翁未见大敌，使与牧斋游，其学故可不翅”。这样处处不放过汪琬，除了学术上的分歧，根本的原因还是对自己的落第心中不服。在给陆嘉淑的信中，他隐约流露了这层意思：“今钝翁雅有文誉，又新领史职，趋承羽翼之者唯恐后，益哆然以三《礼》自命。万一世远言湮，讹以传讹，一时好异之徒起而宗之，或著为律令，其有害于世道人心不可胜言。”这种酸溜溜的心理，在组诗《有感四首》之四中有进一步的表达：“汪笔王诗重本朝，诗尤兼笔挟风骚。晚来酬答争名甚，输与抽身价却高。”“汪笔”指汪琬的古文，汪琬与侯方域、魏禧有清初“古文三大家”之称；“王诗”指王士禛的诗歌创作，王氏倡导神韵诗学，为康熙诗坛执牛耳者。结合其《与赵秋谷宫赞》书所云：“窃以阮亭先生才最高，名满海内，独少集众思、广忠益工夫，遂不克无遗憾。偶发愤一道，不敢以闻他人也，愿先生为我秘之。”心中对两人的不服兼不平是显而易见的。

阎若璩论及明人杨慎时说：“近代文士，务博而不明理，好胜而不平心，未有过于杨用修慎也。”他这是明于察人，而昧于知己。四库馆臣在《潜邱札记》提要中就指出：“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仇釁，颇乖著书之体。”这是极为典型的“好胜而不平心”，汪琬在清初学术与文学领域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并非浪得虚名。阎若璩选择有名望的人进行挑战，在细枝末节上发难，想方设法制造舆论，未必不是一种自我塑造的策略。阎咏在《行述》中还提到一个细节：顺治时期，阎若璩尝至镇江就医，“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语辄诎，逡巡别去”。金人瑞名动当时，拉他作衬托，亦有利于突出阎若璩。赵执信在《潜邱先生墓志》中说：“昆山徐尚书乾学以文章被眷遇，领纂修数局，所邀与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为首，周旋累年，敬礼不衰。”敬礼归敬礼，徐乾学对他“负气求胜”的毛病倒是看得很清楚。阎咏在《与王阮亭先生书》中，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客岁在洞庭书局，东海先生撰次江西人物，欧阳文忠下，备引先生庐陵永丰之辩。家父以为得未曾有。东海曰：‘此出新城先生《皇华纪闻》，子尚未见耶？’家父固求一读，秘惜不与，曰：‘一读必刺刺不休，荒吾《统志》工夫。’”徐乾学之所以不肯把他手头的《皇华纪闻》借给阎若璩看，并非因为小气，而是怕他看了后会喋喋不休地去与对方辩论，影响《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进度。

徐乾学像

四

阎若璩展现给世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狂傲。他读书勤勉，争强好胜，又目空一切。但在师友学术圈外，我们却发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媚权。在《宋中丞荦七十寿》中，他说：“余素崛强，不肯轻下人，独心折于先生。”对自己素所敬重的前辈学人如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都不能无微词，却“独心折于”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作为一个学者，这多少有点令人诧异，唯一能说得通的理由，就是屈服于对方的势位。

赵执信在《潜邱先生墓志》中，对阎若璩的科举之路，作了简洁的概括：“始应乡举，屡踬场屋，一以博学鸿词征试阁下，罢归。”他虽然知识渊博，但因“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加上行文拉杂，故屡败于场屋。这对极端好名的阎氏来说，是难言的隐痛。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处处与人争胜，乃是对自己功名失意的一种掩饰和补偿。所以在面对科场得意、学有成就的汪琬时，他有一种充分发泄的快意。杭世骏在《阎若璩传》中亦替他称快道：“十七年，应词科不第，在都下与长洲汪编修琬反复论难……汪无应。都下盛传之，汪望为之顿减。”和赵执信一样，杭世骏着意强调的不在理之是非，而是汪琬声名受损的效果。

张穆撰《阎若璩年谱》

阎咏《行述》中说，阎若璩“康熙元年，始游京师。时合肥龚大宗伯方以文章奔走天下，名流云集。宗伯，府君父行也，知最深，颇为延誉，由是知名”。龚鼎孳入清后历任刑部、兵部、礼部尚书，好延揽人才，奖掖后进。久困场屋的阎若璩，一直希望能得到权要的提携。其《承闻合肥相国以生平文笔非得阎某校定不克免误敬赋》诗云：“一人知己足，惊喜得元臣。涓滴归淝水，衡峰集片尘。”对李天馥（亦合肥人）的一语之赞感激不已。他虽偶作高蹈之吟：“自爱多年布被眠，宛同雪窖与冰天。道人不作绮疏梦，赛过苏卿十九年。”但很快就反悔了：“枯木寒岩不见花，非僧非俗道人家。行年六十又加四，尚想桑榆变彩霞。”在《潜邱札记》中，这两首诗前后衔接，表现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前一首对朋友说“道人不作绮疏梦”，后一首则云“尚想桑榆变彩霞”。这个“彩霞”怎么变呢？他有一首《元旦作》云：“屈首窗间授一经，东西游走竟何成。凭将骨与青天誓，老人儒林号伏生。”伏生名胜，秦济南郡邹平人，秦始皇焚书以后，《尚书》赖其得以保存，汉文帝时欲征之于朝，以年老未果。这说明他一直在期待朝廷征召。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把影响搞大，这就是方苞所谓“相镇以名”的用意所在。

阎若璩不但热衷功名，还期望能得到皇帝的表彰，来抬高他的身价。他曾说：“尝谓六经非一世之书，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也……苟不得大儒之论定，则圣人之意不明；苟不辅以人主之表章，则大儒之意亦不明。”这里的“大儒”，当然包括自己在内。可惜的是，身居九阙的人主，并不在意他这个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对能欣赏他的学人，他又多瞧不上眼。他的眼睛，一直望着最高处。但现实是冷冰冰的，用赵执信的话说，自徐乾学死后，“先生居于家，虽守土士大夫及南北好事者类谬相推重，而实无有为之地者，故先生穷老不遇”。他也在《赠洞闻》二首其二感叹道：“买丝曾绣合肥像，沽酒惟浇司寇坟。谁知客散秋风里，留得空门一洞闻。”“合肥”指龚鼎孳，“司寇”指徐乾学，这两个人都对他有知遇之恩。相比之下，其他人最多只表示口头的敬重，并未给他提供实际的帮助。

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皇上巡河，至淮安城西门时，询问当地谁最有学问，随驾的内阁学士李铠以阎若璩对，皇帝乃传旨召见。但因船行太快，等他接到通知的时候，御舟已过，没能赶上。与阎若璩一起修《大清一统志》的浙江德清人胡渭，则得以赴行在献《平成颂》及所著《禹贡锥指》，并得到了康熙御书“耆年笃学”四字的赏赐。这让阎若璩的内心难以平静。胡渭固然也是有名的考据学家，但论考证的功夫，他阎若璩服过谁？《禹贡锥指》的影响怎么能跟《古文尚书疏证》比呢？胡渭能让顾炎武、汪琬等一众名流都心折吗？凭什么他就能得到皇帝的御书赏赐而自己却未能赶上？这显然不公平！在阎若璩看来，皇帝既然传旨召见，说明对自己还是欣赏的。他虽然没能见到皇帝，但却见到了皇四子胤禛。阎咏在《行述》中说：“其时,皇四子贝勒殿下知府君,则邀相见,见则语极欢,曰‘吾知东南读书种子仅存三人：朱检讨、胡太学及先生耳。’朱、胡谓竹垞、朏明两先生也。”既然如此，胡渭能得到的，他阎若璩也应该得到。

胡渭著《禹贡锥指》

于是在当年的四月，他命儿子阎咏“恭呈《万寿诗》八首、《四书释地》一帙于畅春园，蒙恩见收”。并说：“皇上天章云烂，草野布衣,皆得望见。汝且勿归，为我老臣求之。我身若健,或当亲来，未可知。”九月，大驾自口外回京，阎咏奉父命“至石匣口山边，跪迎河干，恭恳御书”，未果。接下来的故事，颇有戏剧性，若非阎咏如实记录，后人很难想象：

十一月，殿下乃召不孝咏,以手书谕府君曰：“闻先生志求御书,盍不自来馆我斋中？皇上万几之暇,我得乘间代先生请。”谕到,正值小恙,捧读之顷,霍然起,语不孝训悫、议略及诸孙曰：“吾绩学穷年，未获一遇。春间天子召见,吾复未及。今贤王下招,古今旷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正月登车,一月抵都。（《行述》）

结果因心情急切，一路舟车劳顿，没有得到充分休息，到京就病了。虽然经过医生调理，有所好转，但进入王府不久，又一病不起，不幸客死他乡。

阎若璩书法联

听到阎若璩到京卧病的消息，友人李塨前往探视，劝他要“老当自重”。但阎若璩正在兴头上，根本听不进去，他急待要见“贤王”，心心念念想得到御书。上次的机会已经错过了，这次怎能再放弃？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地想，如果死后真的有灵，阎若璩在得知“贤王”登极的消息时，又该如何懊恨呢？若是天假其年，他能得到的或许不仅是一纸“御书”。命运之神似乎有意在捉弄他，两代“人主”的光辉，都未能真正照耀到他身上。这是何等的不幸啊！不过阎氏并不明白，作为皇子的胤禛，对他那套考证的学问其实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只是听到皇帝对阎若璩有些好评，遂加意笼络，旨在制造一种喜欢亲近读书人的假象，以赢得父皇好感，为争夺皇位在做铺垫。这很可能只是阴谋家夺权的手段与策略，未必真心关注学术。

阎若璩对学人的倨傲和对权贵的谄媚，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全祖望在《题古文尚书疏证》中评价他说：“阎征君所著书，最得意者，《古文尚书疏证》也，其次则《四书释地》。征君稽古甚勤，何义门学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学究气为可惜，使人不能无陋儒之叹，盖限于天也。”李慈铭虽替他辩解说：“阎氏固不得为通儒，然其考订之精博，陋何有乎？”但这不能改变人们对他“陋儒”的印象，他的“陋”就体现在“炫博矜新，求知人所不知”，而缺乏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救世情怀与独立人格。顾炎武《与人书十一》：“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与潘次耕》书也提醒他要“不入权门，不居间公事”。这都是阎若璩无法望其项背处。所以梁启超说：“百诗人格之峻整，远不如亭林。”

《顾亭林诗文集》

阎若璩最初或许有过重振六经以济世的念头，但考据之学带来的声誉，助长了其争强好胜的心理，使他逐渐背离初衷，最后甚至想靠皇权的“表章”，来确立自己“大儒”的地位。真正的大儒，既要有通今博古的学识，还要有明道淑人的情怀，以及在出处、取与、辞受之间堪为世范的独立人格。后世公认的清初三大儒乃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阎若璩虽学问淹博，但只停留在考据的层面，于义理上甚少发明。至于经世济民的担当精神和壁立万仞的高尚人格，都是他所缺乏的。在对先贤时彦的攻伐中，他只是以经世为由头——如说汪琬“有害于世道人心不可胜言”——来遮饰自己的媚权行为。就这一点来说，与有志经世的学人相比，阎氏读书治学主要还是为了个人成名，没有摆脱自私的心理，破除狭隘的格局，充其量不过只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所谓的规规焉“小儒”而已。

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

钱穆说阎若璩“暮齿心热，不忘荣宠”，可谓一语中的。假如时光真的可以穿越，以他听到胤禛召见的消息，不顾年迈，从病中霍然而起的劲头，一定会到未来世界里找一台相机，把“贤王”礼遇他的镜头拍下来，放大了挂在客厅，向世人炫耀他“老臣”的荣宠。章太炎在《革命道德说》中认为“朴学之士多贪”，贪名即其首要特征，阎若璩可谓典型，全祖望的“陋儒”之讥绝非厚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