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IP俱乐部”，美貌像一种货币

从迈阿密明星岛的一栋别墅中醒来时，阿什利·米尔斯（Ashley Mears）惊觉已是下午5点。那是一个连日狂欢后的午后。过去三天里，她跟随俱乐部经纪人桑托斯辗转于不同的派对场所——从夜店到酒店的阁楼套房，再到清晨的泳池派对，震耳欲聋的电子乐直到正午才停歇。她没力气看时间，沉沉睡去。

这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阿什利·米尔斯在其新书《VIP世界：美貌经济的社会学透视》中记录的一幕。2011至2013年的18个月里，米尔斯装扮成“女孩”，卧底精英和富商云集的VIP派对，并加入了几场全球VIP夜店巡游——涉及美国的纽约、汉普顿和法国的里维埃拉等地。

《VIP世界》

“女孩”是VIP派对中特有的称呼。她们通常年龄不超过25岁，美丽、高挑且纤细，最好本身就是模特。“她们的身高和外貌经过时尚产业的‘合法化’。对男性而言，这是一种最直接的‘炫耀资本’。”米尔斯告诉《南方人物周刊》。

这场派对服务的对象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富商和精英，其中多数为男性。米尔斯在迈阿密明星岛参与的那场派对，主角便是一群想要欢度周末的银行家。田野调查期间，米尔斯经常目睹各式各样的炫富表演——插着烟花棒的绿瓶香槟、“酒瓶火车”或“喷洒的香槟浴”。富人们乐于埋单，甚至赠予在场的所有人，以此作为财富的证明。

与“女孩们”一样，VIP派对中的富商和精英也被划分成不同等级。财力最雄厚的被称作“鲸鱼”，他们有时在一场派对上就豪掷10万美元——但他们并非VIP派对的主要客群。“身价百万的银行家、技术开发商和其他可支配资金额度巨大的高等专业人士是VIP场域的核心，每次花费1500到3000美元不等。”那些既没人脉又没钱的人则被排除在外。

维持“女孩”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是俱乐部经纪人，他们会用“免费的酒水和食物”吸引“女孩们”。一家俱乐部的“女孩”越多、“质量”越高，越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客户到访并购买酒水。俱乐部因此赚得盆满钵满，经纪人则从酒水等的提成中获利。

为了找到“女孩们”，经纪人各显神通。有人徘徊于模特经纪公司，与前来试镜的模特搭讪；也有人精心维系与“女孩们”的关系，甚至与其中最受欢迎的那个成为伴侣。

“在这种经济里，任何事情都围绕着‘女孩’——她们决定了俱乐部的好坏，决定了经纪人的成败和收入，决定了客户所能体验到的财富和权力，以及他们愿意花多少钱。”米尔斯在《VIP世界》中写道。

但“女孩们”几乎从未因此获得金钱报酬。这正如米尔斯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女性的美貌带给她们身旁男性的利益，远大于她们自身所能获得的。

读博期间，米尔斯将研究视野对准自己曾经栖身的模特行业，写成了一本书《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中译本出版于2018年）。其后，她的兴趣转向博士田野调查中频繁接触到的俱乐部经纪人群体——《VIP世界》汇聚了她这段田野调查的观察和思考。

2011年，米尔斯初涉田野调查时，美国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消退，VIP俱乐部中种种炫富的仪式令她震惊。她接触到的大多数经纪人努力工作，渴望跻身那些地位更高的男性所掌握的商业精英世界。但是如他们的“女孩”那样，他们发现自己始终被真正的掌权者隔绝在外。

十余年过去，回望这项研究，米尔斯发觉更广泛的排斥和不平等的体系依然存在。“世界在这些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看看我们在2025年所处的境地吧——所谓‘特朗普式的美学’依然盛行：那些发型一丝不乱、外表僵硬的女性掌握着权力，却在推动严苛的法律，将他人排除在外。这对我的书而言并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对这个世界来说也同样如此。”她说。

阿什利·米尔斯 图/视觉中国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米尔斯的对话：

“女孩金字塔”

南方人物周刊：我也读过你的第一本书《美丽的标价》，对书中的“我认为最终男性的贬值是对男性特权的重现，即使它似乎是在庆祝女性进步”这一观点印象深刻。这项研究结束后，你为何决定投身于VIP派对的研究，最初它激起你好奇的是什么？

米尔斯：我在纽约大学读博期间，《美丽的标价》其实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做田野调查时，我接触到纽约的很多模特，也因此认识了一些夜店经纪人。我一直好奇他们的工作模式，以及那些模特受邀参加的派对——用行话来说——“天鹅绒绳子”（behind the velvet rope）背后的社会组织机制。而且我发现，模特行业与VIP夜店其实紧密相连。

你提到男性模特“被贬值”的观察非常敏锐。时尚模特业的确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女性收入长期、显著地高于男性的劳动市场之一。在这个行业里，男性模特相对“无足轻重”，但这种现象恰恰源于一种社会建构——它重视女性而非男性的美貌。

女性模特在VIP夜店中备受追捧，经纪人为了招募和留住她们，会付出巨大努力。但矛盾的是，这些女性几乎从未因此获得金钱报酬。从本质上说，她们的“美”被赋予了极高的象征价值，却在金钱层面上一文不值——这份“无价”，恰恰服务于VIP夜生活中的男性欲望和权力结构。

南方人物周刊：你从什么时候注意到经纪人群体与夜生活的联系？做模特时，有参与过你书中描写的VIP派对吗？印象如何？

米尔斯：19岁那年，我在米兰当模特，第一次因为工作出国时，模特经纪公司安排了一位司机到机场接我——他帮我提行李，请我喝了杯卡布奇诺，还顺路把我送到公司。后来，他主动提出送我去试镜，还邀请我晚上一起吃饭，说他和朋友组织了一场派对，模特公司里的女孩都会去。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出于好心，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公司的员工，而是夜店经纪人。

那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撞上了好运”：可以去高级餐厅吃饭，在米兰的夜店喝酒、跳舞，一切都是免费的。这种生活对一个大学生和经济有些拮据的模特来说几乎像是意外的奖赏。

多年以后，当我以社会学者的身份回到夜店时——无论是在纽约、汉普顿、迈阿密，还是重返米兰——我依然能想起当年那个19岁的自己从这个世界获得的“甜头”。但那时我已经32岁，几乎滴酒不沾，那份兴奋早已消退，我也很难像从前那样享受其中。

南方人物周刊：VIP世界对美有着严格定义，比如模特位于“女孩金字塔”的顶端，接着是模特优选（符合模特的标准，但不是真的模特）。为什么在VIP世界中，模特被视为最高级、最美的群体？

米尔斯：在VIP夜世界中，美貌如同一种货币，支配着一切运作逻辑。为了营造出“独特”和“排他”的氛围，夜店必须精心筛选所谓的“优质客群”——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两类人：有钱的男人和美丽的女人。理想状态下，后者远多于前者。维持这种平衡的关键人物是经纪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招募那些符合特定“高地位之美”的女人。

在这座以美貌为秩序的金字塔顶端，是职业时尚模特——她们是这场社会经济中的“欲望金标”。她们因精致、年轻和纤细而成为夜店声望的象征。经纪人会不遗余力地吸引她们，为她们提供免费晚餐、源源不断的香槟，甚至豪华度假地（比如戛纳、圣巴泰勒米）的旅程和住宿。

只要有模特在场，那家俱乐部便“值得一去”。为什么是模特？因为她们是最容易被识别的地位象征。她们的身高和外貌经过时尚产业的“合法化”和“神圣化”，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一个长得像模特的女人，她的身体本身就携带着“被精英认可”的信号。对男性而言，这是一种最直接的“炫耀资本”。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合：高挑的女孩与矮个的男人同桌而坐，他们并未因此而失色。恰恰相反——男人能够借助女孩的身高和美貌来彰显自身的价值，就像他们利用名表、豪车或昂贵香槟来标榜身份一样。不同于豪车这些物品，女孩们拥有自主选择权。她选择与这个矮个男人相伴，恰恰“说明了”他身上有某种独特魅力。

在“女孩金字塔”中，模特之下是一类被称作“模特优选”的女性——她们可能没有签约经纪公司，但外形和气质都接近模特标准。我自己就曾是其中的“优质素人”之一——比职业模特矮几厘米、年长几岁，但依然有资格坐在桌边。

《美丽的标价》

富人的“谦逊”

南方人物周刊：富人购买大量香槟，俱乐部通过设置“香槟火车”“喷洒的香槟浴”等展演帮助富人炫富。书中写道，在场的人也很享受这些表演，就像游行队伍、火人节等集会一样，“太多人在寻求一种超越感。”置身于这种环境中，你也感受到了兴奋吗？能否结合自己的感受解释一下超越感？

米尔斯：的确。每个踏进俱乐部的人都怀揣着可能——或许还有渴望——去捕捉那股浪潮，或是众人齐聚并享受音乐带来的欢愉和联结。一位优秀的DJ非常擅长调动人群的能量，让个体在某个时刻抵达同一个情绪点。这种与他人共同沉浸于当下的体验，正是超越感的源泉。

你也可以在音乐节或是仪式中感受到——人类学家对此有过记录，比如涂尔干称之为“集体沸腾”，即在人群中迷失自我的感受。抗议现场或教堂里同样能体会到这种力量，它不仅在当下令人震撼，之后人们也会因此变得更亲近。

我在俱乐部里也体验过这种感觉。即便是清醒地工作的时候，我有时也会与音乐和人群之间产生强烈的联结，短暂地忘我。虽然没有年轻时或在我喜欢的那类俱乐部时那么强烈（毕竟我是在做研究），但那种共享的喜悦和沉浸感，正是夜生活及其他群体性体验令人如此着迷的地方。

南方人物周刊：讽刺的是，无论是女孩、俱乐部老板还是客户都对这种炫富形式持批判态度。一些客户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解释说是在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

米尔斯：精英圈子确实存在一种矛盾心理，受访者在谈论自身生活方式的选择时，不太愿意表现得轻浮或傲慢——他们既希望在研究者面前保持体面，又想在想象中的听众面前树立尊严形象。他们深知挥霍无度是混蛋行为，没人愿意被视为混蛋。因此即便公开参与炫耀性消费的人，也常常将之包装成社交、放松或某种好奇心。这种心态部分源于“财富羞耻感”——富人深知炫富是社会禁忌，尤其在崇尚谦逊和实力的社会中。

事实上，纵观各类有关精英阶层的研究，一个规律始终存在：上层阶级总试图在价值观层面与中产阶级保持一致——精英们推崇勤奋、真实和平凡。例如社会学者沙穆斯·汗发现，精英寄宿学校的学生总将自己描绘成永不停歇的勤奋者，竭力淡化那些使他们进入名校的巨大特权。社会学者蕾切尔·谢尔曼的研究则在纽约富豪群体中印证了这一现象：有人会刻意撕掉衣物标签以免家政人员察觉其奢华，另一些人则强调“务实”或“低调”的消费方式——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称之为“新贵族式谦逊”。

因此，当有人坚称在贵宾区消遣只是“图个乐子”或“工作需要”时，这实则是更广泛的正当性表演。他们正在调和特权与体面之间的张力——试图享受地位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触犯“财富应靠努力获得而非炫耀”的道德准则。这不仅是伪善，更是面对极端且显而易见的世间不公时，人类心理防御机制的体现。

派对过后 图/视觉中国

“好女孩”和“派对女孩”

南方人物周刊：客户的另一矛盾心理在于，由于有女孩在场，他们喜欢到俱乐部消费，但又常常嘲笑和诋毁女孩们。这是因为他们根据女性的性道德和阶层将她们分类为“好女孩”与“派对女孩”吗？

米尔斯：是的。没有美女，整个VIP世界就会崩塌——但她们却又被带着一种玩味的轻蔑态度对待。那些让俱乐部显得“高端”的女性，往往被嘲笑为肤浅或不严肃，仿佛她们除了好看其他品质都不存在。

事实上，我在这些场所遇到的女性远比刻板印象复杂得多。的确有刚出道的年轻模特，有些甚至刚高中毕业，但同样有攻读法律或商科的大学生，还有医生、房产经纪人、创业者等年轻的专业人士混迹其中。然而当女性以“陪客”身份踏入夜店时，她们便被统一贴上“派对女郎”的标签。她们的学历、职业或志向都在那一刻被抹去。

“派对女郎”的标签承担着多重文化功能——它成为监管女性接近财富和权力的便捷工具，时刻提醒她们不属于那个圈子。客户或许享受与这些女性共度的夜晚，但天一亮就会画出一条道德界线：她们不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伴侣。在这一道德体系中，一个利用美貌进入精英圈子的女性会被怀疑，而如果她还从中获得愉悦则更显可耻。

南方人物周刊：这也是为什么在VIP世界中，女性往往并未打算从中寻找未来的结婚伴侣或长期的稳定关系，甚至会刻意淡化自己对认识男人的兴趣？

米尔斯：在VIP俱乐部，如果女性表现得过于精明，热衷于变现其身体资本，便会招致娼妓的污名。由此可见这一体系的悲剧性——女性无法直接获利于她们为男性创造的身体价值。

模特参加迈阿密泳装周的试镜 图/视觉中国

性、愉悦、“女性的流通”与亲密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性是俱乐部中挥之不去的话题。一方面，所有人都声称女孩们的工作不是性工作。另一方面，她们的工作中又有许多暧昧的空间，比如她们可能与派对中的客户发生性关系，有的经纪人甚至会从中抽成——但他们坚称这不是卖淫。经纪人会做出哪些努力使自己与皮条客区分开来？

米尔斯：经纪人通常在言辞与操作上都刻意划清界限。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但大多数人的业务范围不涉及性工作。

若女孩与客户之间发生关系或性接触，经纪人一般既不收取、也不期待任何报酬，但往往对此持默许甚至乐见其成的态度——他们乐于将自己视作“红娘”。多数经纪人会有意与性工作者保持距离，因为他们不愿自降身份。

南方人物周刊：大多数经纪人和女孩们往往会说，维系他们的是友情，但其实一些男性经纪人与女孩之间保持着性关系，甚至你的一位受访者说自己会寻找女孩中最受欢迎的那一个——这种混杂了亲密关系与支配关系的模式很难被女性经纪人复制。因此，女性经纪人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比如与女孩建立“强联系”或向男人寻求帮助。为什么这种非常性别化的分工是有效的？

米尔斯：我将VIP世界中女性的流动视为一种“女性的交易体系”。这里我说的并不是人口贩卖，而是人类学概念中的“女性的流通”（the circulation of women）——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女性流通机制，其价值却不成比例地流向掌控流通链条的男性。

人类学者盖尔·鲁宾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对部落社会亲属结构的研究中发展出这个概念：女性作为女儿和妻子在男性掌控的家族间流动，为男性创造宝贵的联结和财富。女性成为男性之间交易土地、财富和地位的媒介。

所谓“女性的流通”不一定是被迫的。事实上，它往往在女性自愿参与、甚至在其中获得快感时运作得最顺畅。经纪人的工作，本质上就是让女性在进入这一体系时感到愉悦——这种愉悦来自关注、调情，以及免费晚餐和旅行。而女性经纪人无法通过调情来吸引和维系女孩们的兴趣，因而处于明显的劣势。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引用前模特诺拉的话，“既能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还有人告诉你‘你太美了’，而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东西。”这或许是许多女孩的心声。这体现了女孩们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在结构性的不平等面前，该如何理解女性的愉悦、被物化与俱乐部中严格的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

米尔斯：诺拉和其他女孩或许觉得自己是在被“款待”，但这种礼物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互惠经济。诺拉之所以能在场，正是因为她的“美丽”。她以一具被视为美的身体，“偿还”了那顿免费晚餐，并为整个场域增添了价值。诺拉的某种愉悦，源自一种误识——她并未完全看清这套经济运作的客观逻辑。

另一部分愉悦则来自于被一个“排他性”的空间接纳。所谓“VIP”，正是建立在排除之上，并非人人都能进入。而对那些获得准入的女孩而言，这种接纳本身就充满诱惑和快感。

进入VIP俱乐部的资格强化了社会边界：将那些被允许进入的人与被排除在外的人区分开来。事实上，这种严格的等级秩序本身就在生产快感。你问人们为何能在这样的体系中找到愉悦，我会说，体系本身在塑造这种愉悦。

南方人物周刊：相较于男性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女性似乎更在意自己是否被认可，无论她对这套评价体系是否认同，在你看来这是为什么？

米尔斯：你的困惑，其实正是一些经典的性别与阶级理论。我最喜欢的社会学者之一兰德尔·柯林斯说过，“男性之于阶级，恰似女性之于地位。”这句话很好地揭示了男女在权力体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历史上，男性掌控土地、企业、金钱等物质资本，而女性则管理着审美与文化资本，通过品味、美感和照护工作塑造地位文化。因此女性气质本身也成了一种价值形式。社会学者贝弗利·斯凯格斯称之为“带有符号的资本（sign-bearing capital）”，男性及机构可借此获取社会声望。

因此，当VIP世界中的女性表现得极为在意“被认可”时，并非单纯的爱慕虚荣，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她们的权力和身份认同仍然与可见性、表现力以及象征资本的管理紧密相连。

泳池派对 图/视觉中国

如何应对田野调查中的性骚扰

南方人物周刊：读这本书让我想到一些酒吧会在每周的happy hour（限时优惠时段）注明：女性免费饮酒。你生活过的城市是否有类似的事情呢？

米尔斯：“女士之夜”在美国很流行——店家为女性提供饮品折扣或免费餐点，以吸引更多女性顾客。但这同时也是吸引男性顾客的方式。换句话说，“女士之夜”实际上也是“男士之夜”。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迈阿密的一场派对中，经纪人桑托斯的男客户对你开黄色玩笑。你通常怎么处理田野调查过程中的性骚扰？

米尔斯：刚开始做这项研究时，我几乎可以说是“盲目”地进入了那个世界。除了那种女性习以为常的心理准备——随时可能面对性骚扰或性别暴力——我几乎毫无准备。我用生活教会我的“轻描淡写”的姿态应对。有人讲黄色笑话时，我把它当成玩笑；有人做出令我感到不安或危险的行为时，我会像许多女性那样，回避、化解或悄悄离开。我做了最基本的防范，也在田野笔记里写下大量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后来我常常反思这点。

我现在的态度变得更加主动。我会提前为可能的情境做准备，也会指导研究生这样做。我们会讨论甚至模拟，当类似情境发生时该如何回应——因为这些时刻终究会发生。重要的是预判风险、制定方案，并将这些经历视作性别化田野工作中真实而具体的一部分。

南方人物周刊：在田野调查中，你不仅是“女孩”，也是一名社会学者。你如何理解和处理“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除了性骚扰，还有哪些场合和时刻让你不舒服？

米尔斯：老实说，以“女孩”的身份进入田野调查时，我常常感到痛苦。但我渐渐意识到，研究权力带来的不适，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微小的武器——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夺回主动权。

在VIP夜生活中，我近距离目睹了女性之间的等级如何被制造出来：男性如何将“女孩”的美貌据为己有，如何轻视那些不符合其狭隘标准的“女孩”，又如何频繁谈论“女孩”——仿佛她们不存在，没有感受。我学会了把这种刺痛转化为分析背后的权力动态，而非回避它。

幽默是我抵抗的方式之一。写《VIP世界》时，我试着将愤懑转化为讽刺，用笑声揭露性别歧视的荒谬。比如书中有个富商叫乔纳斯，他的性别歧视滑稽到近乎荒唐，所以当他拥抱我们时，“女孩们”会互相交换眼神、做出夸张表情。我们都看到了，读者也能看到。我们只能一起嘲笑，这份笑意当然是苦涩的，因为乔纳斯掌控着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通道。写作《VIP世界》的过程正是如此——在文字里，嘲笑所有现实中的“乔纳斯们”。

模特在迈阿密海滩展示品牌泳装 图/视觉中国

“无法坦然地让自己的白发长出来”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中译本序言中提出一个问题，“美貌在当今时代如何强调也不为过，无论在婚恋还是劳动市场上皆是如此。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社会运动的变革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外貌的权重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公是否会逐渐减轻？”你现在的答案是什么？

米尔斯：我得遗憾地说，美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义务——而对于那些有权力、有成就的女性来说，这种义务可能更加苛刻。说实话，我现在四十多岁，受过最好的教育，拿过一流的学位，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却仍然无法坦然地让自己的白发长出来。我一直在染头发。每次我都告诉自己，已经不需要再这样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曾以为，等到拥有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之后，我能体面地退出这场关于美的竞赛。但事实是，资源越多，我反而能接触到更昂贵的美容项目。这挺让人沮丧的。

南方人物周刊：意识到美丽背后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后，你如何实践美？

米尔斯：老实说，我仍然渴望符合社会狭义定义的美。要真正放下这些理想，需要相当的内在力量和自我修炼。我正在寻找其他社交空间——能让人获得与“美”相同的正当性和力量感的地方。对我来说，它们可能是一场社会抗议、一段深厚的友谊，或地下哥特派对的舞池。毕竟，生活中的许多地方都能唤起那种类似于“美”的兴奋和自我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