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女同学把我堵在麦田里，红着脸问：听说你到处说想娶我？

直到二十年后，林晓燕把一张存了二十万的存折推到我面前，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当年在麦田里，她脸红着问我的那句话，从来都不是一句质问。

这二十年，像一场漫长而沉默的默片。我从一个青涩的农村少年，变成了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工程师。我结了婚，又离了婚，鬓角添了霜。

而那句“我要娶林晓燕”的谣言，以及我在慌乱中许下的那个更荒唐的承诺，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一头系着我的青春，另一头，牵着我半生的愧疚与责任。

一切，都要从1991年那个麦子快要熟透的午后说起。

第1章 麦浪里的质问

1991年的夏天，热得格外漫长。村子里的土路被太阳晒得滚烫，踩上去都觉得脚底板发软。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好像要把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完。

我叫陈建军，那年刚满十八，高中毕业，正等着高考的成绩，心里七上八下。我们那个小村子，能考上大学的，跟大熊猫一样稀罕。我爹老陈总说，我们老陈家祖坟要是能冒青烟，就全指望我这根独苗了。

那天下午，我帮家里割完猪草，正准备抄近路从麦田里回家。六月的麦田是一片金色的海洋，风一吹，麦浪滚滚，带着一股好闻的、暖洋洋的香气。

就在我走到麦田中央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清脆又有些迟疑的声音。

“陈建军！”

我一回头，心跳漏了半拍。

是林晓燕。

她就站在离我不到五米远的地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她的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正有些局促地绞着衣角。

林晓燕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人长得清秀，成绩又好，是那种老师喜欢、男生们只敢在背后偷偷议论的姑娘。说实话，我也议论过，或者说，是在心里想过。我觉得她就像镇上供销社里卖的、放在玻璃柜台里的那种带香味的橡皮，干净，美好，让人想靠近又怕弄脏了。

“晓燕？你……你怎么在这儿？”我有些结巴，手里的镰刀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她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咬了咬嘴唇，往前走了两步，目光直直地看着我，那眼神里有委屈，有疑惑，还有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倔强。

“陈建"军，”她又叫了一遍我的名字，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也更清晰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是不是到处跟人说，说你想娶我？”

“轰”的一声，我的脑袋像是被一个闷雷给炸了。

娶她？

我承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写完作业趴在桌子上发呆的时候，这个念头确实像麦田里的蒲公英一样，偷偷飘出来过。可我也只敢让它在自己心里飞一会儿，风一吹就散了，连影子都抓不住。我怎么可能到处去说？我陈建军虽然学习一般，但不是那种没脸没皮的二流子。

“没！绝对没有！”我急得脸红脖子粗，手里的镰刀都快被我捏出水来了，“是谁胡说八道？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

我的反应很激烈，林晓燕似乎被我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半步。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布鞋，沉默了好一会儿。风吹过麦田，发出“沙沙”的声响，把我们之间尴尬的气氛衬托得更加明显。

“我们村的王婆子，去你们村串门，回来跟我妈说的。说……说你爹妈都看好我了，就等你考上大学，就来我家提亲。”她的声音细若蚊蝇，但每一个字都像小石头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我懵了。王婆子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长舌妇，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活的能说成死的。这事儿怎么还扯上我爹妈了？

看着林晓燕委屈得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我心里又急又乱。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一个姑娘家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话传出去，对她影响太坏了。要是别人以为她真的跟我有什么，以后谁还敢上她家提亲？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我得负责，我不能让她因为我受委屈。

“晓燕，你听我说，”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一些，“这事儿肯定是误会，是王婆子瞎编的。我陈建军对天发誓，我没跟任何人说过那种话。但是……”

我看着她泛红的眼圈，话锋一转，一句冲动的话脱口而出：“但是，你放心。如果……如果因为这个谣言，以后没人敢娶你，我娶！”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这叫什么话？这不是越描越黑吗？

林晓燕猛地抬起头，眼睛睁得大大的，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她的脸颊，比刚才更红了，像是熟透了的苹果。

麦田里的风，忽然变得有些温柔。知了的叫声，似乎也不那么聒噪了。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谁也没有再说话。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过了很久，她才轻轻地“嗯”了一声，然后像是受惊的小鹿一样，转身就跑了。那两条乌黑的辫子，在金色的麦浪里一甩一甩的，很快就消失在了田埂的尽头。

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把镰刀，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我那句脱口而出的、带着少年意气的承诺，会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变成一种多么沉重的责任，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命运。

第2章 一碗鸡蛋面的分量

关于我和林晓燕的谣言，并没有因为我们在麦田里的那次“谈判”而平息，反而愈演愈烈。王婆子的嘴，就像村头那台坏了的拖拉机，一旦发动起来，不把油耗光是不会停的。

很快，我们村，他们村，都知道了“陈家小子要娶林家闺女”的事。

版本也从最初的“陈建军想娶”，升级到了“陈建军非林晓燕不娶”，最后甚至演变成了“两人早就偷偷好了，就差一张文书了”。

我爹老陈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这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他把我叫到院子里，蹲在门槛上，抽了半袋烟，一句话没说。最后，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叹了口气：“建军，你跟爹说实话，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爹，没有！是王婆子瞎说的！”我急着辩解。

“那人家林家闺女为啥在麦田里堵你？”我娘从屋里端着一盆刚洗好的菜出来，插了一嘴。显然，连细节她都打听清楚了。

我哑口无言，总不能说是我自己嘴欠，许了个“没人娶你我娶”的浑账承诺吧？

我娘把菜盆往地上一放，擦了擦手，走到我跟前：“儿子，娘问你，你自个儿心里，到底想不想？”

我抬起头，看着娘探究的眼神，脸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想不想？我当然想。做梦都想。可我知道，我们家和林晓燕家，差得太远。

林晓燕家是村里少有的砖瓦房，她爹是村里的会计，她娘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是吃商品粮的。而我们家，三间土坯房，我爹娘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刨去吃喝，剩不下几个钱。更别说，林晓燕是板上钉钉的大学生苗子，而我，能不能考上还是个未知数。

这种差距，就像我们村到镇上的那条土路，坑坑洼洼，一眼望不到头。

见我低着头不说话，我娘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晓燕那闺女，是好。知书达理，长得也周正。你要是真有那份心，就得争气。考上大学，以后有了出息，咱家才有底气去人家门口站一站。”

我爹也掐灭了烟头，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娘说得对。男人，得有担当。话既然传出去了，是真是假，别人不管。你要是没本事，就是一句笑话，作践了自己，也作践了人家姑娘。你要是考出去了，这没影儿的事，也能变成一段佳话。”

爹娘的话，像两记重锤，砸在了我的心上。

从那天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等着成绩、心里没底的毛头小子。那个在麦田里许下的、看似荒唐的承诺，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我必须扛起来的责任。

高考成绩下来的那天，我们全村的人都围在我家门口。当邮递员把那封印着“录取通知书”字样的信封递给我时，我娘激动得当场就哭了。我爹背过身去，我看到他粗糙的手，在不停地抹着眼睛。

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师范学院。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在我们村，已经是天大的喜事。

而林晓燕，毫无悬念地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

我们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大了。一个在省城，一个在首都。

去学校报到的前一晚，我娘破天荒地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卧了两个荷包蛋。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顶级的待遇了。

她把面端到我面前，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

“建军，”她忽然开口，“你就要去城里念书了，是大人了。有些事，娘得跟你说道说道。”

我停下筷子，看着她。

“林家那闺女，我知道你心里有她。她去了北京，眼界就宽了，以后见的人，过的日子，跟咱们都不是一回事了。娘不求你非得把她娶回来，娘只希望你记着，做人，得讲良心。”

她顿了顿，眼神变得格外认真：“那个谣言，不管咋说，是从咱家这边传出去的。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名声受了影响。以后，但凡她家里有啥难处，你能帮衬的，就得帮衬一把。就当是……就当是咱老陈家，欠人家的。”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娘，我记住了。”

那碗鸡蛋面，我吃得很慢很慢。我吃的不仅仅是面，更是我娘朴素的道理，是我爹无言的期盼，是一个农村家庭最真诚的担当。

我明白，从今往后，“林晓燕”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朦胧的少女幻象，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必须用一辈子去偿还的“情义债”。

第3章 远去的信和寄出的钱

大学生活像一扇五彩斑斓的大门，猛地在我这个农村小子面前推开。城市里的高楼、宽阔的马路、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书籍，都让我感到新奇又自卑。

我和林晓燕，开始了通信。

在那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信件是连接两个遥远灵魂唯一的桥梁。她的信是从北京寄来的，信封上是娟秀的字迹，贴着八分钱的邮票。我的信是从省城寄出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在纸上爬的蜈蚣。

一开始，我们聊得很频繁。她会跟我讲大学里的趣事，讲天安门，讲故宫，讲她们宿舍那个会说英语的上海姑娘。我呢，就跟她讲我的专业课，讲我们学校那个严厉的教导主任，讲我第一次在食堂吃到米饭时的激动心情。

在信里，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个夏天的谣言和那个荒唐的承诺。它像我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谁也不去触碰，但谁都知道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把她写的每一封信都小心地收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那是我的宝贝。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拿出来反复地看，想象着她在北京的样子，想象着她写信时的神情。

我省吃俭用，把每个月生活费省下来的一部分，悄悄存起来。我娘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这份“情义债”，我得还。

大二那年冬天，林晓燕家里出事了。

她的信隔了很久才来，信纸上有些褶皱，还有几处模糊的印记，像是被泪水浸湿过。她在信里说，她爹，那个在村里当了一辈子会计、总是穿着一身干净中山装的林叔，突发脑溢血，住院了。

她说，家里为了治病，把积蓄都花光了，还欠了不少外债。她想退学回家，去镇上的厂里打工，帮家里还债。

看完信，我一夜没睡。我仿佛能看到那个一向骄傲的女孩，在遥远的北京，是多么的无助和绝望。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邮局，把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三百块钱，全部寄了过去。三百块，是我将近一年的生活费。寄钱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在附言里写。

最后，我只写了短短一行字：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钱先用着，就当是我借你的。

我没敢署名“陈建军”，我怕她会拒绝。我只写了“一个老同学”。

但我知道，她肯定能猜到是我。

从那以后，我开始疯狂地做兼职。去工地搬砖，去餐馆刷盘子，去给小学生当家教。只要能挣钱的活，多苦多累我都干。每个月，我都会雷打不动地给她寄去一百块钱。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但从未间断。

而林晓燕，也没有再提退学的事。

她的回信变得越来越少，内容也越来越简短。不再是分享大学的新鲜事，更多的是一句“收到了，谢谢”，或者“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被那些汇款单无情地拉远。我给她的每一笔钱，都像一块石头，加重了她心里的负担，也让我们纯粹的同学情谊，变得复杂起来。

我理解她的骄傲。她是不想欠我的。

可我没有办法。我忘不了我娘说的话，忘不了那个麦浪滚滚的午后，一个少年脱口而出的承诺。在我心里，这不仅仅是钱，这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市里的一家设计院，成了一名工程师。工资不高，但总算稳定了下来。我依然每个月给她家里寄钱，从一百，到两百，再到五百。

我们彻底断了联系。她没有再给我回过信。我只是通过村里的一些亲戚，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

听说，林叔的病虽然稳住了，但落下了半身不遂，常年需要人照顾。

听说，她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回到了我们县城，进了一家企业做会计，方便照顾家里。

听说，她一直没有谈恋爱，耽搁了个人问题。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都拒绝了。村里开始有闲言碎语，说她是不是因为当年的谣言，嫁不出去了。

每当听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知道，那根看不见的线，依然紧紧地绑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它的一头，是我的愧疚，另一头，是她的骄傲和被现实拖累的人生。

第4章 婚姻的围城与一个人的除夕

时间一晃，我三十岁了。

在单位里，我算是个老实本分的技术员，工作勤勤恳恳，不多言多语。经同事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前妻，李娟。

李娟是城里姑娘，在商场做销售，性格活泼外向。她觉得我老实、可靠，是个能过日子的人。我呢，也觉得到了该成家的年纪，爹娘天天在电话里催，说再不结婚，老陈家就要断后了。

我们就这样，不好不坏地谈着，然后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我每天上班，下班，画图纸，算数据。李娟依旧在商场里忙碌，我们俩就像两条平行线，在一个叫做“家”的空间里短暂交汇，然后又各自延伸向远方。

我们的矛盾，是从钱开始的。

李娟花钱大手大脚，喜欢买新衣服，买化妆品。而我，因为每个月还要固定给林晓燕家寄钱，所以生活上一直很节俭。

有一次，她看上了一件一千多块的大衣，想让我买给她。我犹豫了一下，说下个月吧，这个月手头有点紧。

她当场就翻了脸：“陈建军，你到底把钱都花到哪儿去了？你一个月工资五千多，除了吃喝，还能剩不少，钱呢？”

我沉默了。

关于给林晓燕家寄钱的事，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包括李娟。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怕她不理解，怕她说我傻，怕她觉得我跟林晓燕之间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

那份源于少年时代的承诺，已经内化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一个人的秘密，也是我一个人的枷锁。

见我不说话，李娟的火气更大了：“你不说是吧？行！我早就听说了，你老家有个相好的，每个月都给人家寄钱！陈建军，你把我当什么了？冤大头吗？”

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但那一刻，我只觉得无比疲惫。

我试图跟她解释，从那个夏天的谣言说起，说到我娘的嘱咐，说到我肩上的责任。可她根本听不进去。

“荒唐！可笑！”她指着我的鼻子骂，“二十年前一句屁话，你记到现在？你是不是脑子有病？那是你的责任吗？你是圣人吗？你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外人，委屈自己的老婆孩子？哦对，我们连孩子都没有，你是不是就等着跟她旧情复燃呢？”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戳在我的心上。

我无法让她理解，那份承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一句“我娶你”，它代表着一个农村少年的担当，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朴素道义。在我心里，它比金钱、比婚姻，甚至比我自己的幸福，都要重。

争吵越来越多，感情越来越淡。最后，我们和平地离了婚。房子是单位分的，给了她。存款本就不多，也分给了她。我净身出户，重新租了一个小单间，回到了一个人生活的状态。

离婚那年的除夕夜，城市里万家灯火，鞭炮声此起彼伏。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给自己下了一碗速冻水饺。

电视里放着春晚，热闹非凡。我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我娘给我做的那碗卧了两个荷包蛋的鸡蛋面。想起了她对我说的话：“做人，得讲良心。”

我不知道自己这些年坚持的，到底对不对。我为了一个承诺，毁了一段婚姻，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我拿出手机，翻出一个我存了很久，却从未拨打过的号码。那是过年时，我托老家亲戚要来的林晓燕的手机号。

我想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过得好不好。

我想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不会再给她寄钱了。不是因为我不想，而是因为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可我的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很久，终究还是没有按下去。

我怕我的电话，会成为她新的负担。

那一夜，我喝了很多酒。在半醉半醒之间，我仿佛又回到了1991年的那个夏天，回到了那片金色的麦田。那个穿着碎花衬衫的姑娘，就站在不远处，红着脸，看着我。

她的眼神里，到底藏着什么呢？是质问，是委屈，还是……别的什么？

二十年了，我依然没有答案。

第5章 一通迟到了二十年的电话

离婚后的日子，过得平静又潦草。我搬到了一个老旧小区的单身宿舍，每天两点一线，设计院，宿舍，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波澜。

我不再给林晓燕家寄钱了。不是不想，是实在没有能力。离婚时，我几乎是净身出户，每个月的工资要付房租、要生活，所剩无几。

断了汇款，就像掐断了我和她之间最后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像是缺了一块。那份坚持了近二十年的习惯，突然被抽离，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和愧疚。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在最艰难的时候，背弃了自己当年的誓言。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大半年。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画图，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是我们老家那个小县城。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接起电话，有些迟疑地“喂”了一声。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是……陈建军吗？”

是林晓燕。

二十年了，她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清脆的少女嗓音，多了一份成熟和沉静，但那份独特的温润，我一听就认出来了。

“是我。晓燕？”我的声音有些发干。

“嗯。”她轻轻地应了一声，然后又是一阵沉默。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有轻微的风声，还有汽车驶过的声音。

我们俩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尴尬的气氛透过电波蔓延开来。

“你……最近还好吗？”最终，还是我先开了口。

“挺好的。”她顿了顿，补充道，“我爸……去年冬天，走了。”

我的心一沉：“对不起，我……我不知道。”

“没事，都过去了。走的时候很安详。”她的语气很平静，听不出太多的悲伤，“他走之前，还念叨你。说陈家这小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的眼眶一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建军，”她忽然叫了我的名字，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你这个月，怎么没寄钱来？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原来，她打电话来，是问这个。

我的脸颊发烫，感觉像被人当众揭开了伤疤，窘迫又难堪。我一个大男人，混到连当初的承诺都无法兑行的地步。

“我……”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离婚了。”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这一次的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沉重。

过了很久，我才听到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复杂情绪：“是因为……我吗？”

“不！不关你的事！”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你没关系！”

我不想她把这份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她已经被这份无形的债务压了半辈子，不能再让她背负上毁掉我婚姻的罪名。

“陈建军，”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们见一面吧。有些事，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你在哪儿？我来找你。”

“不用，我已经到你单位楼下了。”

我拿着电话，愣在了原地。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我看到楼下那棵大槐树下，确实站着一个穿着风衣的女人。

她就那样静静地站着，身姿挺拔，手里拿着电话，正抬头向上望。

二十年的岁月，似乎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只是褪去了少女的青涩，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从容和温婉。

她不再是那个在麦田里会脸红的姑娘了。

而我，也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我挂了电话，感觉自己的手心全是汗。我知道，这一面，迟早要见。那个埋藏了二十年的秘密，那份纠缠了我们半生的承诺，是时候该有个了结了。

第6章 二十万存折的真相

我们在单位附近找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这是我第一次和林晓燕，像两个成年人一样，面对面地坐着。

她给我点了一杯拿铁，给自己点了一杯白水。

“我喝不惯这个，又苦又涩。”她看着我，淡淡地笑了笑，打破了沉默。

“我也……喝不惯。”我有些局促地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们聊了聊各自的工作，聊了聊家乡的变化，聊了聊一些早已模糊了面孔的老同学。那些客套而疏离的话题，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隔在我们中间。谁都知道，窗户纸的背后，才是这次见面的真正目的。

终于，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个用布包得整整齐齐的东西，放在了桌子上，慢慢地推到我面前。

“建军，这个，你收好。”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本银行存折。

我翻开存折，当看到上面那一长串的数字时，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二十万。

“这……这是什么意思？”我抬起头，震惊地看着她。

“这里面，有十九万八千六百五十块，是你这些年陆陆续续寄给我的钱，一笔一笔，我都记着。剩下的一千三百五十块，是这些年存银行的利息。”林晓燕的目光清澈而坦然，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一分没动。”

她的话，像一颗炸弹，在我的脑海里轰然炸开。

我寄了二十年的钱，她竟然一分没动？

“为什么？”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你爸生病，家里那么困难，你为什么不用？”

“因为我不能用。”她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片阴影，“建军，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当年在麦田里，你那句话是好心。后来你寄钱，也是出于一份责任心。这份情，我领了。但是，钱，我不能要。”

“我们家虽然困难，但我爸常说，人穷，志不能短。你帮我们，是情分，不是本分。我不能心安理得地用你的钱，去填我家的窟窿。”

她从包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推到我面前。

我翻开本子，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记录。每一页，都清晰地记着日期、金额。从我大学时寄出的第一笔三百块，到我工作后每个月寄出的几百块，一笔不落。

字迹娟秀，一丝不苟。就像她当年做的课堂笔记一样。

“你寄来的每一笔钱，我当天就存进了银行，开了这个户头。我想着，等什么时候，我们家的难关过去了，我一定要把这些钱，连本带息，还给你。”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心里翻江倒海。

我一直以为，是我在用微薄的薪水，支撑着她的家庭，偿还着我的“情义债”。我甚至为此感到过一丝丝的道德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真正有担当、有骨气的，是她。

她用二十年的时间，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尊严，也守护着我们之间那份早已变了质的同学情谊。她承受的，远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

“那……那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哽咽着问。

“我爸的医药费，后来单位给报销了一部分，亲戚们也帮衬了不少。我上班后，自己又打了好几份工，晚上去夜校代课，周末去商场做促销。日子是苦了点，但都熬过来了。”她平静地叙述着，仿佛在说一件别人的事。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

我这个自以为是的傻瓜！我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给她带去了多大的精神压力？我用我所谓的“责任”，给她套上了多么沉重的枷锁？

“对不起，晓燕，对不起……”我除了这三个字，什么也说不出来。

“你没有对不起我。”她摇了摇头，忽然笑了，那笑容像冬日里的暖阳，瞬间融化了我们之间二十年的冰霜，“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其实，今天来，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坦白。”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鼓足了巨大的勇气。

“当年在麦田里，我去找你，其实……其实不是为了质问你。”

第7章 麦田里的风，终于停了

我愣住了，不解地看着她。

林晓燕的脸颊，微微泛起了一丝红晕，就像二十年前那个午后一样。

“其实，那个谣言，最早……是我自己传出去的。”

“什么？”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下了头：“也不是我。是我一个最好的闺蜜。那时候，快高考了，我……我心里很乱。我……其实从高二开始，就……就有点喜欢你。”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思考。

“你那时候总是一个人闷头学习，不爱说话。但班里大扫除，你总是抢着干最累的活。有一次下大雨，我没带伞，是你把自己的伞塞给我，自己淋着雨跑回家的。这些……我都记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也不敢说。我那个闺蜜就给我出主意，说干脆编个瞎话，就说听见你跟别人说喜欢我，想娶我。然后，她就去找了王婆子……王婆子那张嘴，你知道的，一传十，十传百，事情就闹大了。”

“我去找你，是想……是想借着这个由头，看看你的反应。如果……如果你也对我有点意思，那……那该多好。如果没那个意思，我就当是去澄清谣言的。”

她一口气说完，像是卸下了心里最沉重的包袱，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咖啡已经凉透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纠结了二十年，愧疚了二十年，用半生去偿还的一个“错误”，从一开始，就源于一个少女纯洁又笨拙的爱慕。

原来，当年在麦田里，她红着脸问我的那句话，根本不是一句质问。

那是一句，饱含着所有青春期少女的期待、羞涩与不安的……试探。

而我，这个迟钝的、被所谓的“责任感”冲昏了头脑的傻瓜，却用一句更荒唐的“我娶你”，把一切都搞砸了。我把一份本可以很美好的青春悸动，变成了一场沉重的、长达二十年的道德绑架。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艰难地开口。

“我怎么说？”她苦笑了一下，“你许下那个承诺之后，事情就变了味。特别是你开始给我家寄钱，我就更不能说了。如果我告诉你真相，那你的付出，算什么？我的接受，又算什么？我们俩，就真的说不清了。”

“所以，我只能把钱存起来。我想，这是唯一能让我们这段关系，在未来还有机会回归清白的方式。”

我明白了。所有的一切，我都明白了。

我们都被一个巨大的、阴差阳错的误会，捆绑了二十年。我们都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维护着这段关系，却把它推向了一个越来越沉重的深渊。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在彼此的眼眸里，我们都看到了如释重负。

“存折，你拿回去。”我把存折推回到她面前，“这本来就是你的钱。不，这是我欠你的。我欠你一个道歉，也欠你一个……本该属于你的、没有负担的青春。”

“不，建军。”她坚定地把存折又推了回来，“这钱，你必须收下。你离婚了，一个人在外面，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收下，就当是……了结我们之间这笔糊涂账。从此以后，我们谁也不欠谁。”

她站起身，对我笑了笑：“我该走了，还得赶回县城的火车。”

“我送你。”我也站了起来。

我们并肩走出咖啡馆，外面的阳光正好，暖洋洋的。

走到车站，她停下脚步，转过身对我说：“建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是个好人，你值得过得更好。别再为过去背着包袱了。”

“你也是，晓燕。”

她笑了，向我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检票口。看着她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我感觉心里那块压了二十年的大石头，终于被彻底搬开了。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存折，沉甸甸的。它不再是一份债务，也不再是一份愧疚。它是一段青春的纪念，一个绵延了二十年的误会，以及两个善良的灵魂，在岁月中彼此的守护。

回到家，我把那本记录着每一笔汇款的小本子，和那张存折，一起放进了我珍藏了二十年的铁皮饼干盒里。盒子里面，是她当年写给我的那些信，信纸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然娟秀。

我终于明白，有些承诺，不必说出口；有些情义，也无关乎风月。

那个在麦田里许下的诺言，我用二十年的时间去履行。而她，也用二十年的时间，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尊严与情义。

我们都没有成为对方生命里的归宿，但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我们都从这段漫长的纠葛中，获得了成长，学会了释怀。

麦田里的风，吹了二十年，终于，在今天，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