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评价《金光大道》《艳阳天》：靠虚张声势来掩盖苍白无力！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迎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文学领域也未能幸免。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文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精神创作，开始与市场紧密相连，展现出全新的形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市场逐渐开放，读者的阅读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文学风格和主题，而是渴望读到能够反映现实生活、贴近自身情感的作品。王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市场需求的变化，如同一位嗅觉灵敏的猎手，迅速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以商业思维来进行文学创作。

他深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文学作品要想获得成功，不仅要有艺术价值，还要有市场价值。于是，他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的束缚，大胆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题材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他的作品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而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下里巴人。

王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读者群体的精准定位。他就像一位高明的市场分析师，将读者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然后根据每个群体的特点和需求，“量体裁衣” 式地创作作品。

对于少年少女，他创作了《空中小姐》，这部作品充满了青春的浪漫与幻想，描绘了少年少女们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了他们对纯真情感的追求。而《顽主》则是为城市青年量身打造，作品中展现的城市青年的迷茫、叛逆和对自由的渴望，深深触动了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让他们在阅读中找到了共鸣。《动物凶猛》则是王朔写给同龄人的青春之歌，通过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部队大院少年生活的回忆，唤起了一代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感慨。

然而，王朔作品的过度商业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艺术价值的缺失。当文学创作过于追求市场利益，以迎合读者为目的时，就容易陷入机械化生产的误区，导致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缺乏深度和内涵。

王朔的一些作品为了追求销量和关注度，过于注重情节的刺激性和语言的娱乐性，而忽视了对人性、社会等深层次问题的挖掘和思考。这些作品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从长远来看，却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无法成为经典之作。例如，某些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低俗语言和无聊的情节，虽然能够满足部分读者一时的感官刺激，但却损害了作品的整体艺术水准，使其显得浅薄。

《动物凶猛》无疑是王朔作品中描绘青春群像的经典之作，它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部队大院少年们别样的青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部队大院宛如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这里有生活区、娱乐区和俱乐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着部队的背景，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种优越感，仿佛与生俱来便站在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大院里的少年们，他们的青春充满了热血与躁动。在那个知识被轻视的年代，学校教育近乎荒废，他们无心读书，每日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安放。于是，打架斗殴成了他们宣泄的方式，他们在街头巷尾横冲直撞，用拳头和勇气证明自己的存在。“手特黑” 是他们的标签，每一次群架都是一场荷尔蒙的较量，他们在暴力中寻找着刺激和自我价值的认同。 正如书中所描写的，“我” 和伙伴们在街头与其他帮派对峙，那种紧张而又兴奋的氛围，拳拳到肉的对抗，生动地展现了他们青春的狂野与不羁。

而在面对爱情时，这些少年们又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他们内心渴望着爱情，却又因青涩和懵懂而显得笨拙。“我” 对米兰的感情，便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典型体现。当米兰出现在 “我” 的世界里时，“我” 被她的美丽和独特所吸引，内心充满了爱慕。然而，当米兰对 “我” 的感情没有回应时，“我” 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愤怒和懊恼交织在一起。

在当时，“伤痕文学” 和 “反思文学” 占据着文学的主流地位。而王朔的文学作品却如同一股清流，打破了这种严肃沉闷的文学氛围。他的作品风格幽默、宽松，甚至有些 “离经叛道”。他笔下的人物没有那些宏大的家国情怀和救世抱负，他们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和小烦恼。他们用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方式来面对生活，对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进行着大胆的挑战。

在王朔的作品中，语言是他反叛的有力武器。他摒弃了传统文学中那种华丽、典雅的语言风格，大量运用北京方言和市井俚语，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烟火味道。这种口语化的语言直白、生动，充满了调侃和讽刺意味，让读者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对现实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顽主》中，主人公们的对话充满了幽默和诙谐，他们用轻松的语言调侃着社会的种种现象，将那些看似严肃的事情变得荒诞可笑。

王朔作品中的 “痞子” 形象，是对传统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颠覆。这些 “痞子” 们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嘲讽和不屑，他们认为知识分子虚伪、无能，只会空谈理论，脱离实际生活。在《一点正经没有》中，作者借于观、马青之口表达了对作家群的鄙视，他们觉得只有那些没有真才实学、什么都干不了的人才会去当作家。

而王朔作品中频繁出现的 “流氓性” 话语，如黑话、脏话等，也并非仅仅是为了追求语言的新奇和刺激。这些话语背后，隐藏着人物内心深处的悲哀和无奈。这些 “痞子” 们原本是部队大院子弟，他们曾经生活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然而，社会的急剧变革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熟悉的世界瞬间崩塌，曾经的优越感荡然无存。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成为了被时代遗忘的边缘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说脏话、用黑话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痛苦。

在《顽主》中，宝康这一角色便是王朔笔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宝康自视甚高，满口理论，却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显得格格不入。他的言行充满了虚伪和做作，与王朔所塑造的那些真实、接地气的 “顽主” 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点正经没有》中的古德白，同样是一个被王朔讽刺的知识分子形象。古德白热衷于追逐名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他的行为完全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准则和精神追求。而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主人公更是直言 “作家就是那伙写东西的骗子”。

在王朔的作品中，传统与反传统的元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矛盾与悖论。以《顽主》中的杨重、马青、于观等人为例，他们玩世不恭，对生活缺乏热情和上进心，整天无所事事，以调侃和嘲讽为乐。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与传统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正面人物的认知。然而，在这些 “顽主” 的内心深处，却又隐藏着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他们试图通过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社会的虚伪和不公。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王朔作品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尤其是对当时的青年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所传达的叛逆、自由的思想，与青年人渴望摆脱束缚、追求个性的心理相契合，因此受到了他们的热烈追捧。然而，王朔在文学变革中的步伐虽然迅速，但却不够稳健和持久。他的作品往往过于注重表面的调侃和娱乐性，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刻挖掘，这使得他的作品在艺术价值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王朔向来言辞犀利，对于一些文艺作品，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道：“样板戏、浩然什么的我压根就不爱看，一个个的装什么大尾巴狼呀！”在他眼中，这类作品存在着严重的“装”的问题。 从人物塑造来看，样板戏里的人物被过度理想化，英雄形象往往高大全，缺乏真实的人性弱点与复杂情感，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反派角色则脸谱化严重，坏得毫无层次与缘由，简单粗暴地被定义为恶的化身。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物设定，让王朔难以产生共鸣，在他看来，真正的生活是充满烟火气、满是普通人的酸甜苦辣，绝非样板戏中这般虚假造作。 而从创作姿态出发，王朔觉得这类作品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是以平等的姿态与观众、读者交流，而是试图以一种“教训人”的方式强行输出某种价值观。

这种创作方式使得作品内容空洞，当创作者不能扎根于真实生活，就只能靠这种虚张声势来掩盖内在的苍白无力。王朔自身创作风格鲜明，他扎根于市井生活，以真实、接地气的语言和情节展现生活百态，与这类“装腔作势”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难怪他对样板戏等作品如此不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