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赓去世，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我死后，你会不会哭我？

陈赓的老家一直流传着一条家训：家里人不能随意参军，更不能去做官，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陈赓的父母从他小时候起，就打算替他安排好婚姻，希望他早点成家立业，把家族的香火和责任接过去，可陈赓从小向往的是天地广阔的自由生活，他厌烦父母的条条框框，不愿意被人操控，1916年，他索性背起行囊，毅然离家闯荡。

1924年凭着自己的努力，他进入了黄埔军校学习，这是一段改变命运的重要时期，陈赓在学校里刻苦钻研军事，组织了一个叫“血花剧社”的团体，通过演出把革命思想传递给同学们，他敢于同国民党右派公开辩驳甚至斗争，很快就在学员中间声名大噪，被大家并称为“黄埔三杰”之一。

毕业后，他参加了平定广州叛乱、东征等硬仗，蒋介石对他十分器重，破格提拔他为侍从参谋，陈赓在党组织安排下远赴苏联进修，学成归来后，他出任国民革命军特务营营长，陈赓上任后，便把这个营逐渐变成了中共的警卫营，1927年，中共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带领部队负责大会的警卫工作，确保了会议顺利进行，就在这场会议上，他再次遇见了心中人王根英。

其实早在1923年，两人就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王根英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白天在车间里与机器轰鸣为伴，晚上又去平民夜校读书，陈赓奉组织之命，去夜校做宣传演讲，台上慷慨激昂的年轻军人，台下认真听讲的少女，他们的目光短暂交汇，就在心底留下了深刻印记，只是形势紧张，陈赓很快离开上海，没有留下什么。

王根英受陈赓感染，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五四运动中，她带头号召工人罢工游行，冲在最前面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她能力出众，很快被推选为工会主席，还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事迹传到外地，陈赓得知后，心里对这个女孩更加钦佩，也愈发坚定了将来一定要和她共度一生的愿望。

当陈赓听说王根英也要来参加武汉的大会，他心中激动不已，早早写下三封情书，准备借机表明心意，王根英收到情书，心里既意外又迟疑，她想要试探陈赓的真心，于是她把三封情书贴在了会场后面的黑板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会场顿时哄堂大笑，大家打趣说：“陈赓，这里是全国代表大会，你这是要开恋爱大会吗？”

面对众人的调侃，陈赓却不觉得丢脸，坦然承认：“我是实实在在的心意，只想得到王小姐的认可，和她相守一生。”他这股真诚和倔劲儿，反倒让人更加佩服，自此陈赓对王根英的爱慕成了公开的秘密，他还专门登门拜访王根英的家人，表达自己的心愿，王家人对陈赓印象很好，但王根英本人当时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迟迟没有松口。

后来还是周恩来从中撮合，王根英才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两人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不久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陈知非，小孩子天生崇拜父亲，可父亲长期不在身边，陈知非受尽委屈，比他年长一些的孩子时常欺负他，让他心里渐渐滋生出对父亲的怨气，母亲常安慰他说，他是父母爱情的见证，可知非年幼的心灵却无法释怀，尤其在母亲王根英被捕入狱之后，这种怨恨更是加深了。

幸好陈知非有一位慈爱的姥姥，老人经常搂着外孙解释：“你爸爸肩上的担子很重，他在做的是关乎国家的大事。”在知非情绪失落的时候，姥姥总是尽力安慰他，知非几乎都是在姥姥家长大的，父母的身影对他来说遥远模糊。

有时他半夜哭着喊要见爸爸，母亲只能轻声哄着；等到他渐渐懂事，便不再开口提起，姥姥看着外孙那张同时继承了陈赓坚毅和王根英秀美的脸庞，常常忍不住掉泪，既是为女儿女婿的分离叹息，也为这个没能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心酸。

随着知非渐渐长大，国内形势也日益紧迫，王根英在周恩来等人的营救下走出牢狱，旋即投身到抗日的战场，知非只能继续和姥姥相依为命，姥姥年事已高，却仍要为生活操劳，勉强养活一家人，知非常常饿着肚子，瘦小的身体却要承担起早熟的苦难。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从小就出去做工，当过送报童，蹬过三轮车，还帮人收过废品，杂货铺里，他端茶扫地，肩上背的担子远远超出了一个孩子应有的年纪，在最累最苦的时候，知非会在心里默默想：母亲口中那个“英雄父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出现在自己面前？

陈赓一生把心血都献给了革命，可在内心深处，他最愧疚的始终是自己的长子陈知非，父子之间真正相处的日子少得可怜，以至于陈赓直到晚年都常叹：“我这个父亲是不称职的。”

1939年，母亲殉难，陈知非彻底成了孤苦无依的孩子，那时的陈赓，正身在太岳军区指挥战事，烽火连天，他根本抽不开身，更不可能把年幼的儿子接到身边，战火里，连自己的安危都未必能保证，他无数次揪心，却只能把思念压进胸口。

在此后的三年里，陈赓守节未娶，以纪念王根英的牺牲，但即便如此，他仍没能把知非接来，他终究是军人，身边时时处处是刀口与硝烟，不能冒险让孩子卷进来，后来他与傅涯结合，生活重建，也育有新的孩子，但不论何时，上海那个孤零零的儿子，始终是他心里最沉重的牵挂。

陈赓曾多次派人秘密打听陈知非的下落，可乱世之中，王根英为了保护家人，早已把孩子藏得极深，探子几番寻找，最终都无功而返，陈赓急得心如火烧，却只能硬生生压下焦躁，继续处理军务，他只得托付在上海的同志，留心任何蛛丝马迹，然而彼时的上海势力盘根错节，我党的力量有限，想要找到一个被刻意隐藏的孩子，无异于大海捞针。

实际上陈知非并不知晓父亲在寻找，也不明白母亲已长眠地下，他的世界，在母亲入狱、外婆年老后，逐渐缩小为上海的一隅，外婆为养活一家，年老之身仍挑起生活重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心里最放心不下的，仍是外孙，她郑重地将知非托付给自己的小女儿，也就是王根英的妹妹。

王根英的妹妹与她感情深厚，对陈赓这个姐夫也始终心存敬重，她记得当年陈赓登门提亲时，见家境清贫，便主动置办家具和衣物，还常带王家的弟妹们买衣吃饭，毫不吝啬，对她来说，这个姐夫是真心实意待家人的好人。

外婆去世时，陈知非才不到十岁，那段时光，对他来说像是天塌下来一样，这个陪伴他最久、最无条件爱他的人，突然离去，让小小年纪的他承受了难以言说的孤独，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屋檐下，眼泪默默流个不停。

1946年上海的情报人员终于确认了陈知非的下落，消息传回太岳，陈赓闻讯后喜极而泣，马上指示要把儿子接来团聚，他希望同志们能告诉知非真相，让他认祖归宗，很快陈知非和小姨王璇梅便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离开上海的那天，十七岁的陈知非背着一个小包，心中满是忐忑，他知道自己要去找父亲，但对于那个模糊的形象，并无太多实感，一路上，他们先是穿过敌伪势力控制区，又靠交通员接应，几次险些被盘查，为了安全，他们白天隐蔽休息，夜晚悄悄前行，渡河时，坐的多是简陋的木船，知非冻得直打哆嗦，却一句抱怨也没说，十几个交通站前后接力，终于把他们送到了山西云阳，抵达陈赓所在的太岳军区。

彼时陈赓因军务在外，迎接知非的是傅涯，多年后陈知非依旧记得那一幕：一位干练的女同志，短发整齐，一身军装，怀里抱着幼子，带着爽朗的笑容从民房里走出来，热情地招呼自己，他心中明白这就是父亲的新妻子，也是自己的继母。

几天后陈赓终于回到司令部，傅涯笑着拉他进屋，神秘兮兮地说：“快看看谁来了？”陈赓推门一看，眼前站着的，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陈知非已长成一位挺拔的青年，但陈赓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他猛地上前，一把将儿子搂入怀中，父子二人抱头痛哭，那一夜父子同屋而眠，整整聊了一个通宵。

团聚的时光里，陈赓郑重向儿子讲述了王根英的牺牲经过，语气哽咽却坚定：“你妈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她死得壮烈，你要记住她，向她学习。”在中共七大召开的会场上，主席台上曾经悬挂过王根英的照片，那正是今天陈赓与儿子在烈士纪念馆看到的那一张。

几日后，陈赓语重心长地问：“你将来想做什么？”陈知非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我想当兵！”听到这话，陈赓沉默了许久，妻子已为革命献身，他怎忍心再把唯一的儿子推上同样的道路？最终他摇了摇头：“不，你要去上大学。将来国家建设更需要的是知识。”

解放后，陈知非进入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的生活，和父亲的重逢，让他切身体会到血脉之间的那种天然的亲近感，尽管他们曾经分离多年，甚至一度彼此陌生，但亲情的力量让这份隔阂瞬间消融，父子之间重新建立起的联系，像涓涓细流汇入江海，愈发深厚。

1961年陈赓的心脏病日益严重，几次病危，他心里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躺在病床上，忽然伸手紧紧攥住儿子的手，：“我死后，你会不会为我掉眼泪啊？”陈知非愣了一下，很快明白父亲真正的担心，他知道父亲愧疚于这些年未能陪伴自己，也怕自己因再次失去亲人而心生怨恨，于是他故作轻松地安慰父亲：“爸，您别多想，我不会难过的，您只要安心养病，把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陈赓听了笑笑，他心里最挂念的，仍是新中国的建设，他一再叮嘱儿子，不要因个人悲喜而沉沦，而要肩负起时代的责任，为国家和民族尽一份力，陈知非把这番嘱托牢牢记在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用自己的行动完成父亲未尽的心愿。

不久之后，陈赓与世长辞，陈知非和妻子进入军工系统工作，凭借扎实的学识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他默默奉献，把父亲的理想化作了具体实践。

2015年九三大阅兵前夕，阅兵指挥部特意找到陈知非，邀请他以王根英烈士后人的身份出席典礼，那一年他已86岁，心脏病困扰着他，但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女儿回忆说：“父亲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为母亲做过什么，这次是他第一次以母亲的名义参加国家的活动，他特别珍惜。”

五年后陈知非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社会各界纷纷送来花圈悼念，在其中一幅挽联上写着：“大将之子，科技精英；知非明理，陈门家风。”这一行字是对他个人的评价，更是对陈赓和王根英精神的延续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