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城故事｜悠悠思追陶然亭

“爽气挹山岚，万苇清风带古寺；高踪怀水部，一轮明月照江亭。”这是清代藏书家、书法家张照钰描写陶然亭景观的一副楹联。今天的陶然亭公园碧波荡漾、荷花飘香，林木葱茏、莺飞鸟鸣，已然成为人民群众的休闲打卡地。可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初叶这里曾是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宣南文脉荟萃形胜地

金元时期，陶然亭周边有凉水河支流经过，地势相对低洼，池塘、水洼遍布，成为一些飞禽的栖息地，自然风光秀丽宜人。出家人在附近高地修建庙宇，京城达官显贵也在这里竞相建院，一时间成为园林汇聚之地。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决定将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为了建新都，工部衙门设立生产建城材料的五大厂，其中著名的黑窑厂就在陶然亭一带。黑窑厂主要烧制城砖，因其烧出的砖为青灰色，俗称“黑砖”，故而得名。由于历代不断挖土烧窑，附近许多土丘及旧城垣被挖掉，形成高矮错落的地形。人们在高处建了窑神庙，后来成为登高远眺的胜地。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工部郎中江藻监理黑窑厂。他在附近构筑了一座小亭子，取白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为亭命名。因陶然亭为江藻所建，又称“江亭”。陶然亭位于元代所建的慈悲庵内，地势高亢，可远眺西山；周边水洼错落，风景绝佳。《顺天府志》记载，陶然亭“坐对西山，莲花亭亭，阴晴万态……凉风拂之，坐卧皆爽，红尘中清净世界也”。

陶然亭建成9年后，江藻“撤其亭而轩之”，就是将陶然亭改为木质结构的轩。这个轩呈南北走向，面阔3间，长10米，进深5米，前后皆有宽约2米的长廊，总占地约90平方米。轩的东西两面完全敞开，无隔扇、门窗遮拦，与人们传统观念中飞檐翘角、八面透风的“亭子”相差甚大，但人们仍称其为亭。

慈悲庵因陶然亭而名气渐大、声名日隆。陶然亭可以凭轩远眺，遮风避雨，而慈悲庵内可容游人游览，又可居住，一举两得。随着造访的文人墨客越来越多，在陶然亭留下的墨宝、文玩也逐渐增多，许多石碑、楹联、书画、文物汇聚一堂，颇有文化气息。林则徐、翁同龢等名人都曾光顾此地。

早期革命活动承载地

清王朝覆灭后，陶然亭一带逐渐衰落。许多名胜被夷为平地、荡然无存，呈现一片荒芜景象，但这却给不少仁人志士、进步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方便。

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后，钳制舆论，苛政如虎。人民群众极为痛恨，青年学生率先发起“驱张运动”。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进京主持“驱张运动”。1920年1月18日，他组织湖南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易克嶷、周长宪和北大学生邓中夏、王复生等人，在慈悲庵秘密开会，共同商讨如何发动全国民意、扩大“驱张运动”的影响。会后，大家在慈悲庵门口古槐树下合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社会进步团体不断涌现，但由于缺乏统一组织领导，很难形成合力。面对这种情况，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带天津觉悟社成员来到北京，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及人道社、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进步团体，在慈悲庵召开联席会议，李大钊、张申府、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23人参加。最终商定五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以促进各进步团体的统一和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

1921年夏，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陈愚生的妻子金绮因病离世。此时正值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年会之际，陈愚生和同事一起奔赴北京，一边筹备年会的召开，一边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为妻子料理后事。最终，陈愚生决定将妻子安葬在陶然亭附近。安葬停当，李大钊与陈愚生商量：“陶然亭偏僻荒凉，不易被人注意，可借为夫人守墓为名，在慈悲庵内租下房子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场所。”陈愚生租下慈悲庵两间南配房，后来成为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秘密活动地点。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等人经常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人，也经常来这里组织或参加活动。

高石冰雪情谊见证地

陶然亭东北方不远处，矗立着高君宇、石评梅的塑像，塑像不远处是并排而立的高君宇、石评梅墓碑。每逢清明、五四前后，人们纷纷到此，凭吊这对革命伴侣。

高君宇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方针，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24年11月，他随孙中山先生北上，因肺病住进北京德国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出院，医生嘱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静养6个月”。但是，他积极地投身革命工作，早已把医生的嘱咐忘在脑后。1925年3月2日，他在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突发阑尾炎并引发败血症，送北京协和医院紧急抢救无效，于3月6日逝世。他用年仅29岁的青春年华，践行了“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的人生誓言。

高君宇的女友石评梅原名石汝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评梅”。她和高君宇是同乡，相识于一次同乡聚会。那天，高君宇在会上讲述五四运动的意义。会后，两人一席交谈，高君宇对革命事业的热忱、石评梅对青年命运的关心，使他们互生敬重之心。在高君宇的影响下，石评梅逐渐对人生、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她同情革命，并给予高君宇很多帮助。在高君宇被北洋军阀通缉期间，石评梅不顾个人安危，数次帮助他脱离险境。

高君宇的突然去世，对石评梅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根据高君宇生前的愿望，经石评梅提议，将高君宇葬在了陶然亭附近。石评梅将高君宇生前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镌刻在墓碑上，以表达其无限的哀思。此后，石评梅时常来到高君宇墓前挥泪祭扫、缅怀追思，但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石评梅因病逝世，人们把她安葬在高君宇墓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几次到陶然亭“高石之墓”凭吊。1965年6月，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昔日窑址成风景，悠悠思追励后人。1979年，陶然亭慈悲庵经过修缮，辟为博物馆，两间南房设为李大钊纪念室，北配房设为周恩来纪念室，供后人参观；2008年，陶然亭公园被公布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1年，陶然亭慈悲庵被列为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

文章引自：《北京老城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作者：北京市方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