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转入精神病院，张兆和转身离开，晚年她已认不出丈夫的模样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诗，被誉为最美情诗。

只是童话的背后，却是张兆和晚年锥心的自白：“我叫张兆和，是作家沈从文的结发妻子，也是最恨他的人。”

婚后的柴米油盐、身份鸿沟迅速消磨了浪漫，更致命的是，沈从文在张兆和怀孕期间，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当高傲的富家千金，遭遇爱情的背叛，他们该如何面对这场婚姻？

1929年上海中国公学，19岁的张兆和坐在第一排，看着新来的现代文学代课老师沈从文在校长胡适的陪同下走进教室。

这位27岁的湘西青年，身着一袭洗得发白的黑色长衫，戴着黑框眼镜，甫一站上讲台，便被满室学生的目光钉在了原地。

他紧张得面红耳赤，说话磕磕绊绊，甚至听不清后排学生的提问。

初次见面，这位日后名动文坛的作家留给张兆和的印象，只是一个“害羞得不像老师”的普通男人。

张兆和是苏州富商张吉友的三女儿，出身江南名门，与姐妹们并称才貌双全的“张家四姐妹”。

在校园里，她是公认的校花，追求者众多。

张兆和习惯性地将收到的情书编号为“青蛙一号”、“青蛙二号”，然后锁进抽屉。

沈从文很快成为“青蛙”大军中的一员，并且被张家姐妹戏谑地排在“癞蛤蟆13号”。

这个编号背后是巨大的身份鸿沟，沈从文14岁就扛枪当兵，在湘川黔边界闯荡，完全是行伍出身；他1924年开始创作，经徐志摩介绍进入中国公学教书。

他来自闭塞的湘西乡下，家境普通，与张家显赫的门第、优渥的生活环境，以及张兆和所受的良好教育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正如教育家叶圣陶所言，谁娶了张家女儿都会幸福，但这份幸福在当时看来，似乎与这个“乡下人”无关。

只不过，沈从文对张兆和的迷恋是炽热而固执的。

他选择了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发起进攻，写情书，短短半年间，他持续不断地给张兆和写了上百封情书。

这些信起初夹在张兆和的课本里，落款只署“S先生”。

信中情感的表达大胆而直白，甚至写下了“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更爱你的肉体”这样在当时看来极为惊世骇俗的话。

面对如此密集的“情书攻势”，理性的张兆和不为所动。

她不回信，不退信，只希望他能知难而退，但沈从文毫不退缩，反而愈发殷勤，甚至在学校里传出他因追求无果欲自杀的流言。

困扰不堪的张兆和，最终决定寻求校方的帮助。

她拿着厚厚一摞沈从文的情书，找到校长胡适理论，她感到生气又委屈，指着信中那些大胆的句子，指责沈从文“简直是耍流氓”。

出乎张兆和意料的是，身为父亲老友的胡适不仅没有批评沈从文，反而被那些情书中流露的真挚与深情所打动。

他试图为沈从文说话，告诉张兆和：“他非常顽固地爱你。”

年轻气盛的张兆和立刻红着脸反驳道：“我非常顽固地不爱他。”这次调解不欢而散。

胡适私下里不仅鼓励沈从文坚持，还主动充当起“月老”，试图说服张兆和。

沈从文也在信中不断剖白心迹，写下“蒲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这样恳切的誓言。

1930年，沈从文被调到青岛任教，人虽在青岛，写给张兆和的信却从未间断，甚至更勤了。

他将这些信称为“家书”，事无巨细地向她报告自己的日常，并持续倾诉思念：“我在呼吸和想你……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这些信通常由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代收，她有时会打开来念给妹妹听，并欣赏沈从文的才情。

在姐姐的调侃和持续的书信往来中，张兆和的态度悄然发生着变化，她开始习惯并期待这些来自青岛的信件，偶尔也会回信分享自己的近况。

沈从文四年如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地融化了张兆和心中的坚冰。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苏州老家。

不久，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购买的礼物，专程从青岛赶来。

张兆和内心慌乱，甚至在他来访时躲到了街上的图书馆。

在二姐的巧妙安排和鼓励下，两人最终在张家的花园里正式会面。

张兆和特意穿上白裙子和红皮鞋，见面时，沈从文激动得眼眶发红，倾诉着思念。

这次会面成为关键转折，临别时，沈从文小心翼翼地向张兆和求婚，请求她父亲同意，“让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爽快的二姐张允和代答：“放心吧，早晚让你喝上甜酒！”张父张吉友是位开明的家长，得知后只表示：“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但他也冷静地向女儿指出了两人间的巨大差异，身世悬殊，教育背景不同，并提醒女儿，婚前的男人可以忍受屈辱，婚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此时的张兆和，已被沈从文的执着打动。

1933年初，张允和代表张家给沈从文发去了一个“允”字的电报。

张兆和不放心，又亲自拍了一封：“乡下人，可以喝杯甜酒了。”

一段始于卑微执着、冲破身份隔阂的传奇师生恋，似乎终于修成正果。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了极其简朴的婚礼。

梁思成与林徽因赠送的百子图锦缎是婚房里少有的喜庆点缀。

新婚不久，因沈从文母亲病危，他独自返回湘西凤凰老家。

分隔两地时，两人通过书信倾诉思念，互称“三三”和“二哥”，字里行间仍是浓情蜜意。

如同沈从文在船舱里所写：“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张兆和则在信中担忧湘西的风，会吹病她的“二哥”。

只是新婚的甜蜜，很快被现实生活的琐碎所取代，张兆和放弃了苏州娘家锦衣玉食的生活，跟随沈从文，先是辗转湘西，后定居北平。

她需要适应普通人家的粗茶淡饭，亲手操持繁重的家务。

在长子龙朱出生后，育儿和家务的压力倍增。

为了节省时间方便劳作，张兆和剪掉了她标志性的长发，换下了往日的旗袍，穿上了朴素的短衫。

她原本保养细嫩的双手在操劳中变得粗糙，沈从文每月微薄的稿费和教书收入，常常难以支撑家用，张兆和有时不得不写信向二姐求助。

沈从文对妻子这种巨大的转变，并未表现出足够的体谅和理解，反而感到失望。

他依然期望张兆和保持婚前优雅精致的闺秀形象，抱怨她不再留长发、穿高跟鞋、打扮自己，甚至责备她“看看现在的你，和平常妇女有何区别”。

面对丈夫的要求，张兆和感到委屈。

她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明确拒绝：

“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这些日常的摩擦和互相的不理解，让沈从文对婚姻感到苦闷，昔日的浪漫激情，在现实面前逐渐褪色。

沈从文在拜访同乡熊希龄时，初次见到了担任熊家家庭教师的高青子，双方印象良好。

约一个月后再次相见，高青子刻意模仿了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人公的装束，穿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这种带有明确暗示的精心打扮，令沈从文怦然心动。

他心领神会，两人开始了暧昧的交往，沈从文自身也因这段关系陷入纠结。

1936年，处于极度矛盾和痛苦中的沈从文，做出了一个令张兆和震惊的决定。

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坦白了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

沈从文试图解释，他把这种对其他女子的情感视为一种“人生体验”，甚至天真地期望妻子能够理解并帮助他走出困境。

可对于张兆和而言，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自己放弃优渥生活，辛苦持家，为他生儿育女，换来的却是丈夫在孕期的背叛。

她无法原谅这种不忠，一气之下，带着年幼的长子龙朱，愤然离开北平，回到了苏州娘家。

张兆和后来坦言，沈从文婚后的变化让她无法接受，她恨他将自己拖入不幸婚姻的泥潭，恨他对婚姻的不忠，恨他对家庭责任的忽视。

这场始于浪漫的婚姻，在现实与背叛的双重打击下，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1939年高青子也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与沈从文在昆明的重逢，使两人旧情复燃。

他们的交往变得更为密切，流言蜚语很快传到张兆和耳中。

虽然沈从文最终选择回归家庭，高青子也另嫁他人，但夫妻间的信任基础已被彻底摧毁。

沈从文在194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看虹录》，描写一位作家深夜探访情人的情节，被张兆和认为“可能一半是真情，一半纯属幻想”，更像是沈从文对这段婚外情的最后纪念。

四十年代末，他的文学创作因《看虹录》等作品，被批评为“桃色文艺”而备受压力。

1949年，沈从文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一度陷入抑郁。

当年3月28日，他在医院试图自杀，用剃刀划破颈部及手腕并喝下煤油，所幸被及时抢救。

这次事件后，他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张兆和并未选择陪伴，而是决定前往华北大学深造。

她对沈从文当年的不忠始终耿耿于怀，晚年的沈从文多次试图寻求妻子的谅解。

据张允和回忆，1969年，年近古稀的沈从文在混乱的环境中，珍重地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张兆和给他的第一封信，像个孩子般又哭又笑，这封信他珍藏了整整23年、

1988年5月病危之际，沈从文对张兆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三姐，我对不起你……”

沈从文的后半生主要在历史博物馆度过，专注于中国古代服饰与文物的研究。

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惊人毅力完成了填补中国物质文化史空白的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国际知名的文物专家。

讽刺的是，他早年因爱好收集古董，而被钱钟书在文章中讽刺为“俗子附庸风雅”，晚年却恰恰凭借这份热爱，成为了钱钟书后来调侃中所谓的“真道学”式的权威学者。

直到五十年代初，钱锺书夫妇才主动去清华看望沈从文夫妇以示修好。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开始整理丈夫的遗稿和书信。

在编辑《从文家书》的过程中，她重新审视了这段漫长的婚姻。

她在后记中写下了迟来的困惑与理解：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她最终评价沈从文是一个“稀有的善良的人”，承认他们之间“互相少了一份理解”。

2003年2月，弥留之际的张兆和躺在病床上。当有人拿着沈从文的照片问她这是谁时，她只是含糊地说：“有点熟悉，但记不起来。”

直至生命终点，张兆和都未能真正释怀那段背叛带来的痛苦，最终选择了遗忘。

从“乡下人喝杯甜酒”的浪漫起点，到病榻前对爱人影像的陌生回应，这段炽热爱恋、深刻背叛、长期隔阂与迟来理解的婚姻，最终画上了一个充满遗憾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