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7，帝国人才大爆炸

在23岁时，举人张居正前往京城参加科举会试。

他对这次考试充满了信心。他自幼就被称作“神童”，早在12岁的时候，就在家乡湖广荆州府参加了童试，一举成名。16岁时，他通过了乡试，成为了一名年少的举人。

虽说3年前参加进士考试未能中第，但心高气傲的张居正内心并未因此留下任何阴影。

他始终信心满满，要与天下学子一同角逐较量。

不出所料，在此次科举考试里，张居正成绩优异，考取二甲第九名进士。

这一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并称为科举“黄金年份”的一年。

自当年二月起，来自各地的四千三百余名优秀学子汇聚京城，参与会试。直至三月，历经严苛的殿试筛选，约三百人最终崭露头角。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三百人中有一批治国的栋梁之才脱颖而出。他们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对大明社会的面貌加以塑造，进而造就了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榜的传奇。

在这一群人当中，头甲有三名：状元是李春芳，榜眼为张春，探花叫胡正蒙。就在头甲的这三人里，身为状元的李春芳，乃是日后曾和张居正一同组阁的大明首辅，人们送给他“太平宰相”的外号。

在那些和他同榜考中进士的人里，对历史发展走向产生影响的知名人物还有：被称作大明头号硬汉的杨继盛，身为大明“后七子”领军人物的王世贞，抗击倭寇的名将汪道昆，曾是皇帝老师的殷士儋……

能够这样讲，明朝嘉靖二十六年，堪称人才涌现如井喷般的一年。

现今，人们留意嘉靖二十六年龙虎榜，多半是由于张居正，然而在那个时候，最先声名远扬的却是“硬汉”杨继盛。

在考中进士的那一年，32岁的杨继盛下定决心要倾尽全力报效国家。

在其职业生涯处于顶峰之际，这位忠良之臣开启了“痛斥严嵩”的模式。

在考中进士后的第六年，即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继盛刚从狄道（今甘肃临洮）被召回京城。在此之前，担任兵部员外郎的他因反对大将军仇鸾开马市的提议，遭到对方的打击报复，被革去官职，发配到边疆做小吏。

没过多久，占据上风的仇鸾先后得罪了权倾天下的陆炳和严嵩，于政治斗争里悲惨死去。仇鸾败落身亡后，因弹劾立下功劳的杨继盛获得重新任用。

待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杨继盛特意沐浴并斋戒了三日。在再三考量得失之后，他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请诛贼臣疏》。这是一篇言辞激烈的奏疏，杨继盛于其中详细列举严嵩存在“五奸十大罪”，恳请皇帝对这般奸佞之人从重惩处。

据杨继盛所言，严嵩在朝廷当权数十年，除了逼死之前的内阁首辅夏言，还在皇帝周围各处都安排了自己的眼线。出于对国家和皇帝负责的态度，他杨继盛甘愿成为大明的英烈，只希望皇帝圣明，能够听取臣子的谏言。

杨继盛骂得酣畅淋漓，却也在不经意间冒犯了包含嘉靖皇帝在内的满朝文武。

于嘉靖而言，《请诛贼臣疏》这道奏疏所指责的并非严嵩，实则是他自己。毕竟，唯有昏庸之君，身旁才会围绕着奸邪小人。

在读完杨继盛那长达五千多字的长篇文章后，嘉靖帝气得血压飙升。没等严嵩有所行动，嘉靖便下令把杨继盛关进诏狱，施以一百重杖。

朝堂之上，因皇帝未明辨是非便严厉斥责，顿时一片喧哗。

杨继盛所列举的“奸佞”名单里，也有锦衣卫陆炳。然而在行刑之前，陆炳却嘱咐手下人一定要保住杨大人的性命。

那时，杨继盛的朋友找来了一副蚺蛇胆。听闻吃了这胆后，人会胆量陡增，能够承受住这致命的毒打。然而，杨继盛果断拒绝了朋友，说道：“椒山（杨继盛自号椒山）自身就有胆量，何必要用蚺蛇胆呢？”

史料记载，挨了一百棍之后，杨继盛的两条腿肿胀变粗，相互摩擦仿佛融为一体，无法前后移动；肿得僵硬好似木头，不能弯曲伸直。只能由两人搀扶着，用力挣扎着，脚不沾地地挪进了监狱。

在监狱中，他旧伤复发，疼痛难忍，在半夜被疼醒。然而，他只是把瓷碗摔碎，用手拿起碎片割掉已经腐烂的肉。肉都割完后，还有筋连着膜，他又用手将其截断。

杨继盛神色自若，而在一旁看守他的狱卒早已被吓得六神无主。

即便如此，严嵩依旧不肯放过杨继盛。

在严嵩的干涉下，刑部侍郎王学益企图伪造上级指令，通过绞刑迅速将杨继盛处决。但最终由于缺乏足够证据，此计划未能实现。

在杨继盛身陷牢狱期间，他的旧友、同事等都没有停止对他的营救行动。在这些人当中，付出努力最多的，要数和杨继盛同年中举的王世贞。

在嘉靖二十六年考中的那拨进士当中，22岁就中举的王世贞是年纪最轻的，而且家境最为优渥。他出生于江南的世家大族“太仓王氏”，他的祖父王倬和父亲王忬都是当时有名的大臣，为国家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当王氏父子目睹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遭受重罚时，心中满是愤恨与哀伤。在杨继盛被囚禁于牢狱期间，王世贞作为同科进士里，唯一为他四处奔走、大声呼救之人。

然而，王世贞为好友伸冤，不但未能挽救好友的生命，反而为此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

严嵩父子权倾朝野一手遮天，纵然陆炳全力庇护，杨继盛还是躲不过死亡的厄运。在他即将受刑的时候，守在身旁陪伴他的，除了妻子张氏，便是好友王世贞。

为安慰王世贞，杨继盛临终留给他一句话：“元美，无需这般，若死得有价值，又怎会惧怕死亡？”

言罢，杨继盛伸长脖颈，从容赴死，年仅40岁，当时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

王世贞一时难以忘却好友的离去。但更沉重的悲痛还在后头。

当初，因擅自诛杀杨继盛而引发群臣不满，严嵩不敢对满怀书生意气的王世贞动手。于是，他转而将目标锁定在朝中负责督办边境军务的王世贞之父王忬，指使党羽以防卫失职为由对其进行构陷。

正值鞑靼部再次越过长城对京师构成威胁，获悉此消息的嘉靖皇帝当即赐予王忬一道圣旨，圣旨内容为：“众将领都要问斩，掌控军令之人岂能仅依从轻的律法处置？”

为了挽救父亲的性命，王世贞只能上奏请求辞去官职，随后和弟弟王世懋一同跪在严府门前，恳请阁老施以恩惠。

然而，墙内的严氏父子对外面的情况置若罔闻，甚至在看到王世贞晕倒在自家门口时，“小阁老”严世蕃特意吩咐家丁把两人赶走，免得打扰府上的宁静。

王氏兄弟痛失拯救父亲的机会，最终等到了父亲王忬的遗骨。

王世贞气愤到了极点，他立下誓言，在有生之年定要和严氏父子斗争到底。

在官场遭遇挫折的王世贞，拖着身心俱疲的状态，投身到了文坛之中。

王世贞身为科举中崭露头角的贤才，在当时文名远扬。在他父亲出事之前，他便和李攀龙、吴国伦、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宗臣等六人于京师组建诗社，发起文化复古运动，被后世称作大明文坛“后七子”。

他们在文化复古方面目标清晰，抵制“台阁体”，这是明代科举考试时要求考生规范答题的文体书写方式。依据官方规定，考生答卷时，必须运用“台阁体”，以保证书写工整。要是不按规定来，即便才高八斗，也会榜上无名。

“台阁体”问世后，在某种程度上磨灭了书体艺术古已有之的风骨。

所以，针对这种“众人模样如出一辙，文字千篇一律”的文体，王世贞给出了将才思相融合进行创作的方法理论。

他觉得，“才思的运用体现为思，思所达到的境界就是调，调的范围界限便是格”，只要一个举子具备敏锐且利于国家的才思，就不应以各种规矩来约束其发挥。

他同样倡导，将才思相融合的方法，应体现在全篇的结构句型、文采修饰方面，让作品呈现出人性的鲜活光彩。此即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然而，起初王世贞和另外六人彼此并不熟悉，也没有交往。“后七子”的结识，源于诗坛领军人物李先芳。

有意思的是，李先芳和状元李春芳名字仅一字不同，他同样是嘉靖二十六年考中的进士。二人年龄相近，中举的时候都已三十七八岁了。

在考中举人之前，李先芳在诗坛钻研已有多年。有一种说法是，他16岁就能够作诗，“尚未考中功名时，在齐鲁一带诗名远扬，比李于鳞（李攀龙）成名还早”。考中举人之后，在京城等候吏部任命之际，李先芳和李攀龙等人“结成诗社吟诗赋词，相互品评推许”。

据王世贞追忆，他在考中进士之时就已了解到，同科之人里有个来自山东的李子（李先芳），作诗水平在天下首屈一指。所以，中举之后，王世贞就四处打听，和李先芳结识并一同交游。

正因如此，王世贞最后和李攀龙携手，形成了“文以西京之后为耻，诗以天宝之后为羞”的共同认知。

随后，伴随李先芳前往南方赴任新喻（现今江西新余）知县，“七子派”的召集者逐渐变为王世贞。自此，他在这个位置上独占鳌头二十多年。

然而，王世贞一直难以释怀对严氏父子的仇恨。

在诗赋风靡的“后七子”群体里，不管是搞文学创作、戏曲创作、小说创作，还是进行史传创作，他都会把这个“仇家”揪出来批判，以此来宣泄心中的怨恨。

所以，后世也常有一些人用《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这个名号，强行将其与王世贞联系起来。这是由于，严世蕃的小名是“东楼”，而《金瓶梅》中有个兼具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大官人，名为西门庆。“东楼”对“西门”，对仗十分工整。只遗憾，这样的争论到如今也没有定论。关于“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的记载，只有一位名叫“廿公”的人在为《金瓶梅》所写的跋里提到，这部作品“是嘉靖年间一位大人物的寓言之作”。

虽然《金瓶梅》的创作和王世贞之间的关联依旧难以厘清，然而另一部名为《鸣凤记》的传统昆曲剧目，却和他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这部大型剧作里，王世贞不光把十位强烈抵制严嵩的大臣称作“双忠八义”，还在剧本当中大量挪用夏言、徐阶、杨继盛、邹应龙、赵文华等嘉靖朝局势里的重要人物，用政治斗争事件串联起来，曝光严嵩等嘉靖朝奸佞之臣的丑恶面目。

《鸣凤记》成书于嘉靖之后的隆庆（1567 - 1572）年间，纵观世间，若不是王世贞或者他的门人，还有谁有胆量为前朝旧事翻案并进行创作呢？

谈及文学创作，要是说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里谁最精通吟诗作乐，恐怕王世贞都会讲：那个出身徽商家族的汪道昆若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当“后七子”引领文学复古潮流之际，汪道昆于家乡发出倡议，组建了“新安诗派”。

彼时，在汪道昆的故乡徽州，众多人以外出经商作为主要的谋生途径。随着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徽商们在外收获了丰厚的财富。而且“商翁大半学诗翁”，商人与文人相互唱和的风尚，使得这些徽商家族中兴起了学诗论诗的风气。

除了一小撮装点门面、附庸风雅之人，绝大多数徽商期望借由这一途径，让家族摆脱处于阶层底层的形象，盼望着子孙后代在科举中取得佳绩，为家族增光添彩。

因此，当“科举骄子”汪道昆发出号召时，家族里有文化的汪道会、汪道贯等人马上答应，和他一起交流诗歌。

为给好友兼同事汪道昆撑场面，王世贞以文魁身份，特意召集三吴两浙地区的文人墨客，一同前往徽州探讨交流。在自己的属地，汪道昆召集了当地知名才子前来较量。双方胜负参半，但都相互学习，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汪道昆不仅在文学领域享有声誉，在曲艺创作方面也表现出色。

兴起于宋徽宗时期的“南戏”，在当时已饱经岁月洗礼。经过“曲圣”魏良辅对技艺的改良，它慢慢演变成了作为杂剧主流戏曲风格的昆腔。

自明初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以来，杂剧创作大多聚焦于“神仙”“孝子”“节妇”这三大题材，鲜少有关注当下现实的作品问世。而汪道昆另辟蹊径，将创作视角投向古代那些怀才不遇的贵族以及具有高深文化素养的人士。他围绕这些人物，时而构建出如“流云缥缈，朝来几度明灭”这般如梦似幻的神话场景，时而展现“无端惹得，惹得风流况”所描绘的宫廷与官场生活。

汪道昆在《五湖游》里描绘了春秋时期范蠡辅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成功之后便急流勇退，与西施一同乘船归隐的情景。而在《洛水悲》中，他记载了曹植被放逐回封地时，偶然遇见洛神，因而怅然若失的经历。诸如此类的内容，都是他刚刚踏入官场，体会到世间冷暖后，心境豁然开朗，开始追寻本真的体现。

也许在汪道昆看来，科举让他的身份发生改变，恰似《五湖游》里范蠡所说的“都来大梦”，在度过一生的纷纷扰扰后，最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成就一番功业，会是汪道昆迈向范蠡之路的首个阶段。除了诗人和剧作家的身份，他还是声名远扬的一代将领。

汪道昆所处的嘉靖、隆庆、万历时代，正值倭寇海盗团伙对东南沿海侵扰最为猖獗之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汪道昆担任义乌县令时，为抗击倭寇的名将戚继光招募了一批当地的乡勇，组建团练，出海抵御敌人。这支部队后来经戚继光训练，成为了声名远扬的“义乌兵”，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斗争以及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于义乌兵的组建，汪道昆和戚继光建立了深厚情谊。戚继光比汪道昆小3岁，他们一生里大概四分之一的时光都携手共患难。

公元1562年，即嘉靖四十一年，彼时已担任福建兵备道一职的汪道昆，碰上了倭寇来犯，宁德、福清等地区情况危急。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戚继光带着八千士兵迅速赶来支援。之后，戚继光作为主战将领，汪道昆为他出谋划策、调度安排，两人在战场上的配合十分默契。

在战争打响之前，彼此默契十足的两人特意拔出佩剑，将其折为两段，以此立下誓言，绝不辜负福建的军民。

三年之后，平定倭寇的战斗取得胜利，汪道昆心情大好，当即给戚继光创作了十首《戚将军入闽破贼绝句》，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秦川凭险拥众多人马，汉使持节征兵出七关。

西行不必司马之檄令，南来便晓伏波之雄师。

凭借四处征战所立下的战功，在嘉靖朝后期，汪道昆得以进入帝国的中央机构，于兵部任职主事。

此刻，伴随严嵩的失势，大明的政治局势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改变。

汪道昆的同科张居正，已然与内阁首辅徐阶搭上关系，仕途顺遂。经徐阶举荐，张居正进入裕王府，成为未来大明天子的侍读学士。

彼时，与张居正同科的殷士儋也进入裕王府，为裕王朱载坖授课。和前者想把这当作晋升之阶不同，殷士儋可要尽职得多。

在为裕王授课期间，来自齐鲁大地的殷士儋刚正不阿。面对裕王，其他人都唯唯诺诺，只有他不留情面。哪怕是皇家规定的寒暑假期，他也要求裕王“四季不停”地学习。不过，在这严格的教育要求背后，殷学士也对长期陷入“二龙不可相见”困境的裕王关怀有加。

多年后荣登皇位的朱载坖，在回忆起那一幕时，依旧心怀感恩。

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嘉靖帝因长期大量服用丹药而离世。随后，三皇子、裕王朱载坖被朝中大臣们推选为大明王朝的新皇帝，也就是隆庆皇帝。

嘉靖皇帝去世后，还待在裕王府的张居正被他的“伯乐”徐阶火急火燎地召去撰写遗诏。之后，张居正凭借曾是裕王旧部的资历，成功进入内阁，跻身大明的决策核心。反观徐阶，由于新皇帝向来对他印象不佳，所以在隆庆帝登基后不久，他就被免去内阁职务，告老还乡了。

徐阶离开后，大明内阁首辅的位置出现空缺。隆庆帝亲自指定人选，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因此获得机会崭露头角，成为了内阁首辅。

在隆庆即位之前，李春芳就凭借状元的身份，长时间在嘉靖皇帝身旁提供谋略。嘉靖热衷于修道，大臣为皇帝撰写青词来祭祀上天成了晋升官职的必要本领。李春芳身为状元，擅长撰写青词。据说，嘉靖给自己取法号“天池钓叟”时，他曾献给皇帝两句赞美的诗句：“拱极众星为玉饵，悬空新月作银钩。”

李春芳果然才华出众，仅用简短话语就营造出了众星拱月的场景，嘉靖对此极为满意。

所换来的，恰恰是李春芳“从担任学士到执掌政务，总共升迁六次，未曾有一次是通过朝廷公推”，完全依靠嘉靖帝的宠爱信任，官职一路飞速晋升。

然而到了隆庆年间，李春芳的好运气好像也走到了尽头。

内阁大臣里的张居正与高拱，尽管势同水火，然而在对待李春芳这件事上，两人的看法竟惊人地一致：这人当首辅不合适。

念及同是科举中第的情分，张居正径直去见李春芳，劝他适可而止。都一大把岁数了，身居朝廷要职，却不做实事，只晓得写青词，还要什么脸面？倒不如把辅政的权力，交给能办实事的人！

张居正口中所提及的务实做事之人，说的正是他本人。

李春芳也清楚自身所处的尴尬状况，在联想到徐阶被弹劾下台后的凄惨下场后，他选择主动辞官离去。

李春芳离去后，张居正仍未能如愿登上内阁首辅这一令他向往已久的位置。占据这个位子的，是他的劲敌高拱。在高拱的协助下，隆庆皇帝解除海禁，使大量白银借助海上贸易，流回大明的国库，支撑起了“隆庆新政”。

虽然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存在诸多牵制，但从国家大局出发，张居正明白自己还有更为关键的事务需要去完成。

1570年，也就是隆庆四年，鞑靼部的俺答汗再次率军进犯大同，妄图登基称帝。就在这关键之时，张居正了解到，俺答汗的孙子汉那吉和爷爷都爱慕蒙古的传奇女子“三娘子”。在爷爷的逼迫下，汉那吉逃至大明，打算归附。

张居正急忙给当时担任山西总督的王崇古修书，让他先将这拨蒙古人拦截住，从而使朝堂能和俺答汗展开谈判。

在张居正极力劝说之下，隆庆皇帝把汉那吉一伙交给了俺答汗，还赐封其为顺义王，允许他迎娶三娘子。而俺答汗则以放弃称帝作为交换条件。

这般极为划算的交易，俺答汗当即应允。从这以后，大明北方边境稍有安宁。

伴随蒙古人的撤兵，隆庆皇帝的健康状况愈发糟糕，两年之后，因过度沉溺于声色，过早离世。

张居正迎来了其人生的高光时刻。

张居正借助继位皇帝生母李太后的信任，将已担任首辅之职达五年之久的高拱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最终成为一代著名宰相。

由于明朝国库自正德年间（1505 - 1521）起便一直处于亏空状态，张居正一掌权就开展全国土地丈量工作，重新绘制土地鱼鳞图册。在张居正的整治下，到万历八年（1580），全国田地达到7013976顷，相较于隆庆五年（1571）时，增加了将近三倍。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张居正大力整治土豪劣绅偷税漏税、强占耕地的行为。

虽然这些改革举措受到了许多大臣的抵制，但就为国家管理财政而言，张居正可算是把帝国的一本乱账梳理清楚了。

后来，随着朝堂争斗日益激烈，张居正推行了一套名为“吏治考成”的方法，秉持“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的原则，专门用以处理朝廷官员争权夺利、贪污腐败的行为。

然而，在对他人严格要求之际，张居正却自顾自地贪图享乐。

彼时，朝廷上下皆清楚，张居正有两位得力的军事助手，一位是抗击倭寇的戚继光，另一位是守卫边疆的李成梁。为了让明朝中央安心，这两位著名将领没少给张首辅送上礼物。从戚继光写给张居正的信件里，我们甚至能看到，这位一代名将竟谦卑地自称“门下供驱使的小的戚某”，这与他那光辉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

如此荣耀的时光，张居正没机会消受太长。万历十年（1582），他因过度操劳离世，去世时年仅58岁。

张居正离世后，万历皇帝将他生前一手促成的功过都翻了出来。

张居正离世仅仅几天，皇帝便下旨查抄其家，将他的官阶品级尽数削除，强行收回生前赐予的玺书以及四代诰命，并把他的罪行昭告天下。

刹那间，诋毁张居正的恶言秽语铺天盖地。

最后，仍是同科的王世贞摒弃前嫌，站出来为张居正说了句公正的话：“自有臣子以来，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终结；让君主安逸，谁能比得上您呢？您执掌国家机要，将近十二年；彻底扫除不良现象，让百姓重新开始生活。”

在这一年里，王世贞已经57岁高龄。

经历嘉靖年间的政治危难之后，王世贞曾两次返回朝廷任职。在张居正的照拂下，他担任郧阳地区的督抚。不过，他俩终究不是志同道合之人。当王世贞看到张居正的家人欺辱江陵知县后，便写信给张居正，要求他秉持公正执行法律。然而，张居正偏向袒护家人，从那之后，二人关系破裂。

在接下来的人生里，王世贞处于张居正的压制之下，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随着张居正倒台，这些皆无关紧要了。

这一年，王世贞收获了一则喜讯，他的小儿子王士骐在应天乡试中拔得头筹，荣获解元。

王家在仕途的延续方面有了能继续发展的人啦！

王世贞并不清楚这究竟是喜还是悲。他凭借科举进入仕途，一生都在自我修行，到最后也仅适合读书养性，对于勾心斗角的权力争斗既看不明白，也毫无兴致。

公元1590年，也就是万历十八年，王世贞与世长辞。至此，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榜单上的那些帝国杰出人才，逐渐减少。一个时代在无声无息中宣告结束。

参考文献：

[明]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由中华书局于1989年出版

[明]王世贞所著《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

[明朝]王世贞所著《弇州山人四部稿》，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在1992年处理相关事宜 。

[清代]张廷玉所著《明史》，由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

乔根所著《明代徽州作家汪道昆散文艺术特色论》发表于《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张书铭所著的《明代兵部尚书研究》，为山东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于鹏所著《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研究》，为内蒙古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