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听说女儿病危，唯一一次下令动用特权，事后立即写检讨信

1965年，朱德同志忙碌了一整天，很晚才得以休息，然而他睡得并不安稳，心里隐隐约约有些不安的感觉。到了深夜，一通紧急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叫醒——打电话的是女儿朱敏工作上的上级领导，大半夜打电话肯定是有紧急的事情要告知。谁能想到，朱德刚一接通电话，脸色就瞬间变了……

一通加急电话从山西省武乡县打来，那里正是朱敏随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四清”运动的偏远村庄。实际上，年初学校组织活动时，鉴于朱敏身体存在不少问题，校方审慎地驳回了她踊跃报名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申请。

然而朱敏和她父亲有着相同的“秉性”，秉持着“饭能够不吃，觉能够不睡，可政治活动不能不参与”的准则，想尽办法要让学校同意。直至朱德表明支持态度，学校才不再拒绝。

实际上，朱德对女儿的身体极为关心。特别是早年女儿深陷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不仅在身体和心理上给她造成了双重伤害，更让朱德因未能保护好女儿而深感愧疚。另外，朱德当年进行革命时曾在武乡县待过，他深知那里的条件有多么艰苦。

然而，女儿好不容易开了口请他“出手相助”，朱德当然会倾尽全力予以支持。只是在出发之前，朱德叮嘱朱敏，此次前往农村，要在工农融合的道路上去践行真理。

朱敏先前的人生经历大多是在苏联度过的，然而初到中国晋东南的农村，她就立刻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当地那些为建设贡献力量的老八路，还有土生土长的乡亲们，纷纷真诚表达出对八路军以及朱德同志的爱戴，这让朱敏觉得此次之行十分值得。

不过，朱敏参与“四清”工作没多长时间，早年就遭受严重损害的身体便难以承受了，特别是睡眠缺乏让右眼的病症愈发严重。

朱敏在武乡县的住处十分偏远，一日深夜，意外发生了。有事外出的她正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尽管一直小心翼翼，但视力不佳让她在黑夜中如同“盲人”一般。忽然，朱敏一脚踩空，从山坡上滚落下去，身边却没有一个人陪着她。

当同事找到时，朱敏满脸是血，已经失去了意识。在太行山的深处，当地的医疗场所条件极差，简陋得根本称不上是医院，更无法把朱敏从死亡边缘拉回来。要救朱敏，只能前往县医院。然而山路蜿蜒曲折，大半夜的，路上至少得花费七八个小时，朱敏大概率撑不到那里，所以必须想别的办法。

需明白，彼时朱德等一批领导人是众人皆知地不搞特殊待遇，他们不仅在生活作风方面严格要求自身，对自己的子女更是要求严苛。不然的话，朱敏也不会到偏远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守护着朱敏的人们为此急得团团转，要是朱德元帅依旧“不搞特权”，只怕会和女儿阴阳两隔。

于是，当朱敏生命垂危之际，她的上级给在中南海办公室的朱德打去了电话。朱德瞬间从状态中惊醒，心跳陡然加快——那是他仅有的亲生女儿，调用直升机并非难事，但这么做无疑是利用特权行事啊！

朱德手持电话，在房间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多次向现场的医生核实状况。医生的回应极为清晰，委婉的措辞也无法掩饰事情的严峻程度：

即便朱德一生都在征战中度过，也未曾碰到过这般紧迫又令人难以抉择的状况，况且他对女儿实在是亏欠太多了……

电话这边的朱德已然下定决心主动请罪，接受所有惩罚，而电话那头的众人则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有了直升机，摆在眼前的所有难题都顺利解决了，朱敏直接被送到了北京的医院。那一晚，朱德元帅把其他事情都放下，早早就在医院门口等候。手术室里灯光亮堂堂的，几个小时后，朱敏脱离了危险，只是刚到四十岁的她此后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了……手术后，医生也很感慨，还好送来得及时。

后来，朱德元帅主动向中央承认过错，对自己“以权谋私”的行为进行了自我反省，然而最终并未受到处罚。

暂且不提朱德元帅所做的检讨，他无疑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战士，更是一位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这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为家人“使用特殊权力”，可即便如此，仍难以平复他内心对女儿朱敏的愧疚之情。

特别是当他坐在女儿病床边，看着那只漆黑的右眼珠在脸庞上永远地不见了踪影，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朱德的思绪飘回到了几十年前，从和婴儿时期的朱敏分别，一直想到重逢后又把女儿送去俄罗斯的那段时光。

数年前，在黄土高坡上，一位美国记者走进一个窑洞，对朱德同志进行了采访。谈及家庭时，朱德同志的话语里透露出些许愁绪。

实际上，朱德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未曾被提及，而朱敏是这段鲜为人知过往的见证者。她的母亲是贺治华，尽管朱德比她大17岁，但这并不影响她对身为进步青年、革命战士的朱德心生爱慕。1922年，因思想觉悟和革命理想相同，婚后的两人在党组织安排下前往德国的奥古斯特大学学习深造。直到1925年7月，朱德的革命斗争引起了德国反动政府的关注，他才不得不离开德国，带着妻子辗转到了莫斯科郊外。

或许是两人年龄差距悬殊，婚后贺治华未能在朱德那里寻得朝思暮想的浪漫爱情，生活反倒成了不断的辗转奔波。在莫斯科郊外居住时，她已然身怀六甲，可在感情方面却与朱德产生了隔阂，甚至每晚同眠却各怀心事。得不到妻子的理解与支持，再加上自身的革命事业一时陷入停滞，40岁的朱德，其人生仿佛坠入了无尽的低谷。

幸运的是，女儿的诞生让朱德的心境渐渐开朗起来，他在忙碌中努力想让家庭生活重回正轨。然而，在给孩子取名这件事上，夫妻俩产生了分歧——四十岁才迎来女儿的朱德为女儿取名“四旬”，但贺治华却持不同意见，觉得这个名字太过俗气、不够时尚，她自己把女儿叫做“菲菲”。

彼时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1926年5月，朱德被派遣回四川开展统战工作。而贺治华已不再是往昔那个心怀革命理想的朱德的妻子，她一心只想过上浪漫且物质富足的生活，不想跟随朱德返回国内。

朱德毫无办法，这段婚姻好似已到了终点，只是女儿还年幼，这份牵挂难以带走。实在没办法，朱德只能含着泪与刚满月的女儿吻别，留下所有生活费和一个孤独的背影——然而这一分别便是漫长时光，以至于朱敏回忆时，对父亲的记忆是从14岁才开始有的。

朱德对女儿的遗憾是从那转身瞬间起始的——彼时他觉得这是对朱敏最为妥当的安排，怎料女儿的人生自此开启了满是坎坷的新篇。朱德确实错看了贺治华，众多人都为朱总司令交友不慎而深感惋惜：朱德的离开于贺治华而言却是一种解脱，她拿着本应用来抚养女儿的生活费用肆意挥霍。没过多久就对一名莫斯科留学生心生爱慕，再婚之时便绝情地将朱敏交给妹妹照料。

朱敏在还未满周岁时就离开了母亲，然而多年之后，她仍然记着当初对母亲的埋怨。在《我的父亲朱德》这本书里：

归国之后，朱敏在外婆家中安顿下来，外婆家地处“天府之国”。她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从“小四旬”变成了姨妈和外婆口中的“贺菲菲”。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敏逐渐长大，她开始察觉到自己和其他孩子有所不同，母亲遗弃她这件事已成定局。不过，朱敏对父亲却十分亲近。然而，朱德给她留下的初次印象并非十分美好。

朱敏八岁时，国内局势愈发动荡不安，国共合作已然徒有其表。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街小巷都张贴着针对共产党人的通缉令，其中以朱德等高级将领的通缉令最为常见。不过，老百姓的生活还得继续——有一天，外婆拉着朱敏的小手去街上买菜，一张通缉令上的男子画像引起了她的注意。只见上面用白纸黑字写着“朱毛”两个大字，悬赏金额高达十万大洋。然而，这些在朱敏看来都无关紧要，她全神贯注地盯着纸上那张英气逼人却又略带沧桑的脸，指给外婆看。

外婆顺着目光看过去，不经意间微微一颤，这不正是自己的女婿，也就是声名远扬的朱德同志吗？外婆下意识地拍开了朱敏的手，等朱德同志走远后才轻声对她讲：

此前，为保障全家人在国统区的安全，外婆和姨妈始终对外隐瞒朱德的身份，况且那时她年纪尚小，从未见过父亲。如今，朱敏差不多到了能明白事理的岁数，外婆便把事情和盘托出。只是天真无知的朱敏不明白为何父亲的照片会张贴在大街上，更不理解“近在咫尺”的父亲为何不来看望自己，哪怕只寄来一封信问候一声也好啊。

朱德自然牵挂着自己的亲生子女，可哪怕一句平常的关怀，都极有可能让姨妈一家遭遇毁灭性的灾难。毕竟纸包不住火，国民党特务终究还是在某一天敲响了朱敏姨妈家的房门。所幸敌人仅仅是心存疑虑，英勇的姨妈坚称朱敏是自己的孩子，这才最终逃过了一劫。那次劫难也让朱敏深切地明白：自己绝不能暴露身份，只能等着父亲来寻自己。

这一等就过去了好些年，朱德同样也在等待。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建立了合作关系，他才得以拜托周恩来同志帮忙寻找自己的亲生子女。共产党亲如一家，周恩来夫妇将此事记在心里，经过多方打听，邓颖超同志最终见到了那个名叫“贺菲菲”、年仅14岁的小姑娘。姨妈一家尽管心中不舍，但还是让朱敏开启了与父亲团聚的行程。

彼时朱德身在延安，听闻周恩来同志帮自己寻到女儿的消息后，时常伫立在村头的土坡上，朝着西南方眺望。朱敏同样满心激动，踏上了去见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父亲的路途。尽管路程漫长，但车马疾驰，为了与父亲相聚，她连日奔波未曾停歇。终于有一日，朱德在曲折的道路尽头看到了飞驰而来的马车，他撒腿就跑，速度之快连警卫员都难以跟上。

朱敏猛地掀开马车的帘子，目光迅速在人群里锁定了父亲。那形象与她之前预想中庄重威严的领导形象大相径庭，朱德身着一件满是补丁的灰色中山装，嘴角挂着笑意，眼中却闪动着泪花，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可又被紧张的情绪压抑着。

“回来便好，回来便好！”朱德迅速把女儿紧紧搂进怀里，这无声的举动远胜过多数的言语……在那之后的几天里，根据地的氛围变得活跃起来，每一位同志都为朱总司令感到欣喜！尽管父女俩都盼着当下的时光能过得慢些，然而在战火肆虐之际，又怎能确保亲人的平安呢。战争让所有人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才刚刚团聚一个月，朱德就得奔赴战场，而朱敏则被安排去学习提升。

尽管朱德和女儿相处的时日不长，但朱德所秉持的共产党精神，已然极大地转变了朱敏的志向。她时常斩钉截铁地对朱德表示：“我要加入八路军，去抗击日寇！”

朱德听闻后满脸笑意地回绝道：“不对，打仗乃是父亲的职责，你得等仗结束后，去投身国家建设。”

彼时，苏联有一所专门为共产党同志子女开办的国际学校，叫做莫斯科国际儿童院。1941年2月，祖国大地春雪尚未化尽，朱敏搭乘前往苏联的飞机，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前来为她送行。一同前往的还有毛泽东之女李敏、王若飞之子王一飞和罗亦农之子罗西北，朱敏宛如一位大姐姐，一路上悉心照料着他们。

朱敏对父亲的回忆自14岁开启，而这一年，她也初次体会到了离别之感。在出发前，朱德送给女儿一份“礼物”，是一个名字，叫“赤英”。“赤”和“朱”意思相同，蕴含着父亲期望女儿成为红色英雄的心愿。而取这个化名最主要的原因是，前方道路充满危险，不宜暴露身份。后来朱敏才明白，“赤英”这个名字是富有远见卓识的父亲给她的保护屏障。

儿童院坐落于距离莫斯科三百多公里的郊外，不远处便是白雪覆盖的西伯利亚。浅灰色的建筑被层层针叶林环绕，而且设备十分齐全，教室、食堂、图书馆、医务室和活动室等应有尽有。在赤英等人眼中，儿童院是一处环境宜人、远离战争的所在。然而，当寒流袭来，赤英就不再这么觉得了。

赤英初到莫斯科的那几个月，在学习上取得了飞速进步，特别是在俄语掌握方面已经位居前列。然而，当地的气候远不及她祖国的成都那般宜人，西伯利亚的寒流不久便席卷了莫斯科。赤英曾患有哮喘病，不能待在寒冷的地方，一旦咳嗽起来就好似停不下来。儿童院方面自然没有疏忽，很快就安排她前往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调养身体。

行程漫长，赤英一行人长途跋涉了整整五百公里，才于1941年6月21日到达夏令营。可到了第二天，夏令营就瞬间被纳粹摧毁，就连整个明斯克地区都被希特勒挑起的战火所弥漫。刚结束奔波的赤英不得不再次启程，只不过这次是为了逃命。

那一年，赤英才十五岁，聪慧的她迅速察觉，他们无论如何都难以逃脱纳粹的掌控，当下最为紧迫的事是把脖子上的红领巾藏匿起来，接着想办法掩饰自己身为共产党后代的身份。对面是心狠手辣的德国纳粹，夏令营里的犹太人更要保持警觉。

孩子们跟随着安娜老师藏在了树林里，没多久就把食物都吃完了，况且大部分孩子还生病了。不出所料，德军找到了他们，让他们站成两排，一个挨着一个地询问身份。面对荷枪实弹、手指搭在扳机上的德军，赤英毫无畏惧——那套掩人耳目的说法，她早已牢记在心：“我叫赤英，是中国人，父母都是老中医。我有哮喘病，来莫斯科看病的。”

说完之后，便佯装哮喘病发作，德军于是终止了审问。然而，一同前行的两名犹太小伙伴未能幸免于难……

和苏联的青壮年不同，参加这些夏令营的孩子们没有遭到杀害，冷酷的纳粹妄图操控他们尚不成熟的心智。经过一系列的奴化教育之后，赤英等人被送到了苏联和波兰的边境，去充当法西斯国家的劳动力。1943年8月，这批孩子被塞进一辆纳粹的闷罐车进行运送——那闷热、刺鼻且颠簸的环境，差点让身体孱弱的赤英失去活下去的信念。

在意识混沌间，赤英感觉有一股清澈的水流进了嗓子眼，原来是有人在给她喂水。一位素不相识的苏联红军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你必须活下去，活着便是胜利！你还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和亲人团聚！”

赤英坚持抵达了集中营，自此开启了一段连猪狗生活都不如的艰难岁月。幸亏有“赤英”这个化名，她才能够生存下来。而仅有一次的冒险经历是，德军收缴了父亲送给她的那支刻有“朱德”字样的帕克金笔，好在那里没人认得汉字。

在不见天日的集中营里，赤英等人干着繁重的苦力活，每日以发霉的黑面包果腹。与此同时，他们还得眼睁睁看着犹太人被残暴杀害，那场景令人胆战心惊。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赤英的身体毫无发育迹象，甚至因营养匮乏而掉头发、长疮。但她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即便活得如畜生一般，也要顽强生存，迎来明日的曙光。

集中营外，战火肆虐，全球民众齐心协力投身反法西斯战争，不惜奉献自己；集中营内，赤英等年轻人也在秘密行动。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要是子弹的火药受潮，那子弹到了战场上就会变成毫无威力的哑弹。基于此，众人在军工厂做苦工时，就悄悄往火药里吐口水。忙活一天后，每个人都干渴得难以开口说话，但这让他们觉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近在咫尺。

1944年，苏联红军展开反攻，势不可挡，纳粹军队在欧亚大陆上不断溃败。1945年，在那偏远的集中营里，已经能偶尔听见枪炮声，集中营里的兵力也陆续被调出去参战。到了1月30日深夜，赤英等人发现集中营的大门都敞开了，好像纳粹已经舍弃了这里。没做过多思索，集中营里的犯人都纷纷逃走，赤英则一路辗转到了苏联的难民收容所。

出于小心慎重，赤英没有换回原本的名字，直至在苏联的毛岸英辨认出她的身份。朱敏生还的消息瞬间传播开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难以相信。一位中共政委见到她，更是忍不住发出感慨：

这使得最为忧虑的朱德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马上给朱敏写了一封信：

尽管朱德内心满是愧疚，然而朱敏丝毫没有责怪父亲之意。她清楚父亲肩负的使命，也明白，倘若在反法西斯战争里少了像父亲这般“舍弃小家，顾全大家”的同志，自己或许会永远被困于集中营之中。

战事终结后，朱敏在回国与继续深造二者间，挑选了后者。这是由于她始终牢记父亲的叮嘱，“要学有所成回国为祖国效力”，而她自身的学识尚十分欠缺。1949年，朱敏考入了列宁教育学院。几年之后她便回国投身工作，与此同时她的孩子诞生了，这使得年近70的朱德成了外公。有意思的是，朱敏原本觉得自己休完产假就能到中南海，一边照料孩子，一边陪伴父亲安度晚年。

谁能料到朱德竟将她“撵”去了北师大的集体宿舍，还要求她马上开始工作，孩子则留在了朱德夫妇身旁。朱敏也只能感叹：“那时，爹爹都快70岁了，我是多么期望他能让我留下照料他呀！可爹爹却一脸严肃，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对我说：‘你回来的使命是为祖国奉献，而非当孝子贤孙’。”

除了偶尔悄悄回到中南海与自己的亲人相聚，朱敏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从助教逐步成长为讲师，又从教授升任教研室主任，朱敏能够坚持下来，大多得益于父亲的一句教导——“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专注于自己的岗位，干一行，就要把那一行做好！”

倘若真切知晓朱德与朱敏这对父女的事迹，就会发觉朱德仅为她使用过一回特权。朱德元帅多次以实际举措表明，国家领导人的子女该有怎样的生活风范。1954年国庆节，众多国家领导人齐聚天安门城楼，朱敏希望以家属身份陪父亲参加大典。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朱德不但回绝了这一请求，还严厉斥责了她。

正是在那一回，朱敏真切地领悟到父亲让她做平凡人的真实意义。最终，朱敏一生都没有登上过天安门城楼，然而却切实过上了父亲所叮嘱的生活模式。后来，朱敏由于不掌握花钱的诀窍，成了“月光族”，甚至连养育孩子都成了难题。不过朱德并未施以援手，而是亲自为女儿制订开支规划，让她养成良好的存钱习惯，成功解决了家中的“财政亏空”问题。

1976年7月6日，朱德同志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他把对革命的赤诚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作仅有的财富留给了后代。朱敏为此深受触动，在《留给儿女的财富》这篇文章里如此写道：

父亲为我留下的“财富”，亦是全球最为富足、最为丰裕的。它使我的生活过得充实，让我的内心保持纯净，还让我怀揣着一颗亲近民众的平常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