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女知青为了回城，嫁给了大队长的儿子，三年后她疯了

78年，黄土高原的风，刮在脸上像钝刀子。

我叫林晚晴，上海来的知青。

来这插队四年了。

手上的茧，磨了又破，破了又磨，早就忘了当初拿笔是什么感觉。

那天，我刚从队里分到一封家信。

信纸是那种最劣质的黄麻纸，薄得透光，上面的字迹却力透纸背，是我妈写的。

她说，我爸的“问题”有松动的迹象，政策要变了，让我想尽一切办法，回城。

“想尽一切办法。”

这六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心上。

我攥着信，蹲在土坯房的墙根下，看着远处光秃秃的山，眼泪一颗一颗往下砸。

回城？

说的轻巧。

就像笼子里的鸟，说想到天上去飞一样可笑。

我们这一批来的知青，走的走，病的病，剩下的几个，哪个不是望眼欲穿？

可名额就那么一两个，怎么轮得到我？

我爸妈还在审查，我这种家庭成分，是第一个被刷下来的。

除非……

除非我不再是林晚晴。

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审查家庭成分的上海知青林晚晴。

媒人是下午来的。

是邻村的李三婶，满脸褶子笑得像一朵风干的菊花。

她一进门，那双精明的眼睛就在我身上来回打量，像是在估价一头牲口。

“晚晴啊，越来越俊了。”

我没作声，给她倒了碗水，水里飘着几根麦草。

她也不嫌弃，一口气喝完，咂咂嘴，这才进入正题。

“丫头，想不想回城？”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盯着她，没说话。

她笑了，凑过来，压低了声音：“咱们大队长的儿子，王建国，你看怎么样？”

王建国。

这个名字像块石头，砸得我脑袋嗡嗡响。

我当然知道他。

大队书记王德发的独生子，二十四岁，长得人高马大，是我们这十里八乡有名的“混不吝”。

干活偷懒，打架第一，仗着他爹的势，横着走。

我看过他，夏天光着膀子，露出黑红的肌肉，眼神总带着一股子蛮横的劲儿，看我们这些女知青的眼神，像狼看羊。

我打了个寒颤。

李三婶看我脸色不对，立马加了把火。

“丫头，你别瞧不上。建国是浑了点，可他是真心看上你了。他爹就这么一个儿子，宝贝着呢。”

“最要紧的是，”她一字一句，敲在我的心坎上，“王书记说了，只要你点了头，年底的回城指标，就是你的。”

我的呼吸停住了。

年底的回城指标。

就是我的。

李三婶还在絮絮叨叨：“你想想，你嫁过来，就是干部家属，吃香的喝辣的不说，还能办回城，这是多大的造化？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我看着她开开合合的嘴，耳朵里却什么都听不见了。

脑子里只剩下那封信，和我妈那句“想尽一切办法”。

我爸的身体一直不好，我妈一个人在上海撑着，我怎么能……我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这里耗下去？

这是一笔交易。

我清楚得很。

用我这个人，我这辈子，去换一张回城的车票。

值得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好。”

我说。

声音嘶哑，像不是自己发出来的。

李三舍一愣，随即大喜：“哎哟！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丫头！等着，我这就去回话！”

她一阵风似的走了。

屋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摊开手，看着掌心那道道又深又硬的茧，突然就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林晚晴，你真出息。

你读了那么多书，你相信过那么多道理，最后，你要把自己卖了。

卖给一个你打心底里瞧不上的男人。

婚事办得很快。

王家怕夜长梦多。

没有彩礼，也没有三金。王德发托人从县里给我扯了两身新布，一身红，一身蓝，就算是聘礼。

婚礼那天，队里杀了头猪。

整个院子都弥漫着一股猪肉和劣质白酒混合的刺鼻气味。

我穿着那身红色的确良新衣，坐在王家烧得滚烫的土炕上。

屋里挤满了人，男人们划着拳，女人们扯着闲篇，孩子們在地上打滚，吵得我头疼。

王建国的娘，张翠花，一个矮胖的女人，三角眼，嘴角永远撇着，此刻正拉着我的手，跟一帮老娘们炫耀。

“看看，看看我这儿媳妇，城里来的，有文化，长得跟画儿里似的。”

“以后啊，我们家建国可有福了。”

周围响起一片奉承的笑声。

我低着头，手指死死抠着衣角。

我觉得自己像个被围观的猴子。

王建国被人推了进来，满脸通红，一身酒气。

他咧着嘴傻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媳妇儿！”

他大着舌头喊了一声，朝我扑过来。

我下意识地往后一缩。

他的动作僵住了，脸上的笑也凝固了。

屋子里的吵闹声瞬间小了下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

张翠花脸色一沉，走过来，在我胳膊上不轻不重地拧了一把。

“你这孩子，躲什么？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她的声音不大，但充满了警告。

我疼得一哆嗦，没敢再动。

王建国嘿嘿一笑，又凑了过来，一只粗糙的大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只手像铁钳一样，带着汗和酒的味道，让我一阵反胃。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在我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

“我媳妇儿，真香！”

哄堂大笑。

我的脸烧得像着了火，不是羞的，是屈辱。

那一刻，我真想一头撞死在墙上。

可我不能。

我想起了我妈的信。

回城。

我必须回城。

我闭上眼，任由那些粗俗的笑声和浑浊的空气将我淹没。

夜深了，客人都走了。

张翠花把一盆热水重重地放在地上。

“自己洗洗，早点睡。明天还得早起喂猪。”

她说完，瞥了我一眼，就出去了，顺手带上了门。

屋里只剩下我和王建国。

他坐在炕边，借着昏暗的煤油灯，一瞬不瞬地盯着我。

那种眼神，让我毛骨悚然。

不是爱慕，不是欣赏，是赤裸裸的占有。

像一个孩子盯着他刚到手的玩具。

“媳妇儿，”他开口了，酒醒了大半，“过来。”

我没动。

“我让你过来！”他的声音沉了下来，带着不耐烦。

我咬着牙，慢慢挪了过去。

他一把将我拽进怀里，力气大得吓人。

我的骨头都快被他捏碎了。

“你跑什么？”他贴着我的耳朵，热气喷在我的脖子上，“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王建国的女人了，你跑不掉的。”

他的手开始不老实。

我浑身僵硬，像一块木头。

“别碰我！”我终于忍不住，挣扎起来。

“啪！”

一个耳光，清脆响亮。

我被打得摔在炕上，耳朵里嗡嗡作响，半边脸火辣辣地疼。

我懵了。

我从小到大，我爸妈连一句重话都没对我说过。

王建国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凶狠。

“臭娘们，给你脸了是不是？”

“我爹花了多大劲才把你弄到手，你还敢跟我摆谱？”

“告诉你，林晚晴，进了我王家的门，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

他一把扯开我的衣服。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眼泪顺着眼角滑进头发里，冰凉。

那一夜，我觉得自己死了。

第二天，我是被一阵尖锐的叫骂声吵醒的。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城里来的娇小姐啊？不用干活的啊？猪都饿得叫唤了！”

是张翠花。

我挣扎着爬起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

王建国早就没影了。

我穿好衣服，一瘸一拐地走出房门。

张翠花正叉着腰站在院子里，看见我，三角眼一翻。

“哟，起来了？还以为你得睡到中午呢。赶紧的，猪圈里的猪草还没剁，灶上的锅还没刷！”

我咬着唇，没说话，默默地走向厨房。

锅里是昨晚剩下的残羹冷炙，凝着一层厚厚的猪油。

一股恶心涌上喉咙。

我强忍着，开始刷锅。

冰冷的水，刺得我手指发麻。

这就是我的新生活。

我嫁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牢笼。

王建国，张翠花，王德发，他们是这个牢笼的看守。

而我，是唯一的囚犯。

从那天起，我开始学着做一个“合格”的农村媳妇。

喂猪，做饭，下地，洗衣。

我把我的书，那些从上海带来的宝贝，都用油纸包好，藏在了箱子最底下。

我不敢看。

我怕一看，心里那点仅存的念想就会把我的理智烧光。

王建国白天很少在家，晚上回来，不是一身酒气，就是一身汗臭。

他很少跟我说话，除了在床上。

他要我，像一个农夫要一场雨，急切，粗暴，不问我愿不愿意。

我从不反抗。

因为反抗的下场，就是耳光和更粗暴的对待。

我学会了忍。

把所有的委屈和屈辱，都咽进肚子里。

因为心里还有一个念想。

回城。

王德发答应过我的。

年底。

我掰着手指头算日子，一天一天地熬。

秋收很快就到了。

那是我来农村后，干得最卖力的一次。

我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在了割麦子上，好像多割一捆麦子，我就能早一天离开这里。

手上磨出的血泡，我用针挑破，缠上布条，继续干。

同队的女知青赵敏悄悄对我说：“晚晴，你疯了？这么拼命干嘛？”

我冲她笑笑，没说话。

你不知道，我不是在割麦子，我是在割断我和这里的联系。

秋收结束，队里开了庆功会。

晚上，我鼓起勇气，找到了王德发。

他正和几个村干部喝酒，满面红光。

“爸。”我低着头，小声叫他。

他眯着眼看了我一下，点点头：“哦，晚晴啊，有事？”

“爸，您之前答应我的事……”

“什么事？”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回城。”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您说，年底给我办回城。”

王德发的笑容淡了下去。

他放下酒杯，慢悠悠地说：“晚晴啊，这事……急不得。”

我的心一沉。

“国家政策一天一个样，现在名额卡得紧，不好办啊。”

“可是您当初……”

“当初是当初！”他打断我，语气有些不耐烦了，“你现在是我们王家的媳ifù，安心跟建国好好过日子，给我生个大胖孙子，比什么都强！”

“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给你办。回去吧。”

他挥了挥手，像赶一只苍蝇。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周围的吵闹声，喝酒声，都离我远去了。

我只听见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原来，从头到尾，这就是一个骗局。

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让我走。

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免费的劳动力，一个能给王家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

而我，还傻傻地把这当成唯一的希望。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王建国已经喝得烂醉，躺在炕上打着呼噜。

我看着他那张睡梦中都带着一丝蛮横的脸，一股滔天的恨意涌了上来。

我拿起炕边的剪刀，一步一步地走向他。

灯光下，剪刀闪着寒光。

我的手在抖。

只要我扎下去，只要我……

呼噜声还在继续。

他睡得像头死猪，毫无防备。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我不能。

如果我杀了他，我就真的永远都回不去了。

我还要回上海，我还要见我爸妈。

我“当啷”一声扔掉剪刀，蹲在地上，抱住自己，无声地痛哭。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拼命干活，不再逆来顺受。

张翠花骂我，我就看着她，不说话，也不动，直到她骂累了为止。

王建国要碰我，我就像条死鱼一样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黑漆漆的房梁。

他有一次被我看得发毛，吼道：“你他妈看什么！”

我慢慢地转过头，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王建国，你骗我。”

他愣住了。

“你和你爹，都是骗子。”

他勃然大怒，扬手就要打我。

我没躲，就那么看着他。

“你打，”我说，“你打死我，正好，我也不想活了。”

他的手停在半空中，最终还是没落下来。

他大概也怕，把我打死了，他爹的官声，他自己的名声，就全完了。

他悻悻地骂了一句“疯婆子”，翻身睡了。

我开始变得沉默。

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我把藏在箱底的书又拿了出来。

白天，他们都下地了，我就坐在炕上，贪婪地读着。

那是唯一能让我暂时忘记痛苦的方式。

我读《简·爱》，读《红楼梦》，读普希金的诗。

书里的世界，那么美好，那么自由。

而我，却活在地狱里。

有一次，我正在看书，张翠花突然推门进来。

她看见我手里的书，像见了鬼一样尖叫起来。

“你还在看这些没用的东西！！怪不得拴不住我儿子的心！”

她冲过来，一把抢过我的书，撕得粉碎。

“我让你看！我让你看！”

她把碎片扔在地上，还用脚狠狠地踩了几下。

我看着那些碎片，那些陪我度过无数个黑暗夜晚的文字，变成了一堆垃圾。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

我只是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她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

“你……你想干嘛？”

我笑了。

“妈，”我说，“你知不知道，人要是没了念想，会变成什么样？”

她没听懂。

我转身，走出家门。

我去了村口的河边。

河水冰冷刺骨。

我一步一步地往河里走。

水淹没了我的脚踝，我的小腿，我的腰。

我感觉不到冷。

我只想就这么沉下去，一了百了。

是赵敏发现了我。

她尖叫着，冲过来，死死地拉住我。

“晚晴！你疯了！你不能死啊！”

几个在附近干活的村民也跑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拖上了岸。

我浑身湿透，像个落汤鸡。

我被拖回了王家。

王德发和王建国都回来了，脸色铁青。

张翠花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啕大哭。

“作孽啊！我们王家是造了什么孽，娶了这么一个丧门星啊！”

王德发一言不发，狠狠地抽着烟。

王建国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你死了，我找谁生儿子去？”

我看着他，突然又笑了。

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都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

也许，我真的疯了。

从那天起，村里人都说，王家那个城里来的媳-妇儿，疯了。

我不再下地，不再做饭。

我每天就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云，一坐就是一天。

有时候，我会唱歌。

唱我在上海时学的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我的声音又轻又飘，像鬼魂。

孩子们会围着我，朝我扔石子，叫我“疯子”。

我也不躲，就任他们扔。

张翠花嫌我丢人，把我锁在屋里。

我就在屋里唱。

唱得她心烦意乱，冲进来捂我的嘴。

我就瞪着她，直到她害怕地松开手。

王建国开始夜不归宿。

他大概也觉得，守着一个疯子老婆，是件丢人的事。

我不在乎。

我甚至觉得解脱。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会清醒过来。

清醒地感受到那种蚀骨的疼痛和绝望。

我会抱着膝盖，坐在黑暗里，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为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想回家而已。

第二年春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是张翠花先发现的。

她看我一个多月没来月事，还总是干呕，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她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医生给我号了脉，笑着对她说：“恭喜啊，大娘，是喜脉。”

张翠花乐得合不拢嘴。

她对我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不再骂我，还主动给我端吃端喝。

“晚晴啊，你想吃啥就跟妈说，妈给你做。”

“你可得好好养着，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王建国的态度也变了。

他不再对我凶，晚上回来，还会笨拙地给我捏捏腿。

甚至有一次，他从县里回来，给我带了一包红糖。

他们都以为，有了孩子，我就能“好”起来。

就能安心地，做他们王家的媳妇，王家的牛马。

我抚摸着自己渐渐隆起的小腹，感觉不到一丝喜悦。

我只觉得讽刺。

这个孩子，不是爱情的结晶。

是这场肮脏交易的抵押品。

是锁住我的，最后一道枷锁。

我开始变本加厉地“疯”。

我会在半夜突然尖叫。

我会在吃饭的时候，把碗扣在自己头上。

我会指着墙角，说我看到了我死去的奶奶。

张翠花被我折腾得够呛，但为了她未出世的孙子，她都忍了。

她甚至去庙里给我求了符水，逼我喝下去。

那符水带着一股香灰的怪味，我喝了，然后当着她的面，全吐了出来。

她气得直哆嗦，却拿我没办法。

王建国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复杂。

有厌恶，有烦躁，还有一丝……恐惧。

他大概是怕，我这疯病，会遗传给孩子。

十月怀胎，我生了。

是个女孩。

当产婆把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抱到张翠花面前时，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咋……咋是个丫头片子？”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和嫌弃。

王建国一脚踹在门上，骂骂咧咧地走了。

王德发来看了一眼，叹了口气，也走了。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那个小小的婴儿。

她闭着眼睛，睡得很安详。

我看着她，心里一片麻木。

我没有恨她。

我只是觉得她可怜。

跟我一样可怜。

生在了这个地方，生在了这个家里。

出院回家后，我的日子更难过了。

张翠花因为我生了个女儿，对我又恢复了从前的态度，甚至变本加厉。

她骂我是“不下蛋的鸡”，“赔钱货”。

所有照顾孩子的事情，都推给我一个人。

孩子哭了，她就骂：“哭哭哭，哭丧呢！跟你那死人妈一个德行！”

我默默地给孩子喂奶，换尿布。

我的“疯病”，好像一下子好了。

我不再唱歌，不再尖叫，也不再发呆。

我变得异常平静。

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因为我知道，闹，已经没有用了。

他们不会再因为我肚子里有“孙子”而容忍我。

我得活着。

为了这个孩子，也为了我自己。

我给女儿取名叫“盼娣”。

盼望弟弟。

这是张翠花的意思。

我没反对。

叫什么都无所谓。

她只是我的女儿，不是什么“盼娣”。

盼娣很乖，不怎么哭闹。

她有一双很亮的眼睛，像我。

有时候，我抱着她，看着她的眼睛，会突然感到一阵心酸。

孩子，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没能给你一个好的出身。

但我会保护你。

我拼了命，也会保护你。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王建国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听说，他在外面跟一个寡妇好上了。

我不在乎。

他最好永远别回来。

张翠花每天还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但我也习惯了。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我的心，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壳。

什么都伤不到我了。

转眼，盼娣一岁了。

她会走路了，会含糊不清地叫“妈”。

每当她迈着小短腿，摇摇晃晃地扑进我怀里，叫我一声“妈”的时候。

那是我一天中，唯一感到温暖的时刻。

我觉得，为了她，我也能这么熬下去。

直到那件事发生。

那天，盼娣发高烧。

烧得小脸通红，浑身滚烫。

我急得不行，抱着她去找张翠花。

“妈，盼娣发烧了，得送去卫生所。”

张翠花正在搓麻将，头也没抬。

“发烧？小孩子家家发烧不是常事？捂一捂，出点汗就好了。”

“不行，烧得很厉害，会烧坏的！”我急得快哭了。

“你嚷嚷什么！”她不耐烦地摔了张牌，“一个丫头片子，那么金贵干嘛！我还要打牌呢，没空！”

我看着她那张冷漠的脸，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冒了上来。

我抱着盼娣，冲到王德发的办公室。

他正在跟人开会。

我不管不顾地闯了进去。

“爸！求求您，借我点钱，盼娣病了，我要带她去县医院！”

王德发脸色很难看。

“胡闹！没看到我正在开会吗？出去！”

“爸！”

“滚出去！”他吼道。

我被他吼得一个哆嗦。

我抱着滚烫的女儿，站在那个充满烟味的办公室里，像个笑话。

我求遍了所有人。

我的“婆婆”，我的“公公”。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

就因为，盼娣是个女孩。

我抱着女儿，跑出了村子。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只知道，我不能让她死。

我跑了很久，很久。

直到我跑不动了，摔倒在路边。

盼娣在我怀里，呼吸越来越弱。

我抱着她，坐在冰冷的地上，嚎啕大哭。

我的女儿，我的盼娣。

是妈妈没用。

是妈妈救不了你。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一辆拖拉机停在了我面前。

开车的是隔壁村的李大叔。

他看我这样子，吓了一跳。

“晚晴？你这是咋了？”

他摸了摸盼娣的额头，脸色一变。

“哎呀！这孩子烧得这么厉害！快，上车，我送你们去县医院！”

那一刻，李大叔在我眼里，就像救世主。

到了县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孩子就危险了。

是急性肺炎。

需要住院。

可是我没有钱。

住院费，药费，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是李大叔，东拼西凑，还把他准备买化肥的钱都拿了出来，给我垫上了。

我跪在地上给他磕头。

他扶起我，叹了口气。

“快起来，孩子。我知道，你日子过得苦。”

盼娣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那一个星期，王家没有一个人来看过。

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分钱。

好像我和这个孩子，跟他们家没有一点关系。

李大叔每天都来，给我送饭。

赵敏也来看过我，偷偷塞给我几块钱和几个鸡蛋。

她抱着我，哭了。

“晚晴，你怎么把自己过成了这个样子？”

我没哭。

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盼娣出院那天，我抱着她，回到了那个所谓的“家”。

院子里，张翠花和王建国都在。

他们看到我，像见了鬼。

“你还回来干什么？”张翠花尖叫道。

我没理她，径直走进屋里。

王建国跟了进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你跑哪去了？知不知道村里人怎么说我们王家？说我们虐待媳妇！”

我甩开他的手。

“王建国，”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我们离婚吧。”

他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离婚。”我重复了一遍，“盼娣归我，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放我走。”

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离婚？林晚晴，你脑子是不是被烧坏了？我王家花那么大力气娶你回来，你说离婚就离婚？”

“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这辈子，你生是我王家的人，死是我王家的鬼！”

我看着他狰狞的脸，突然觉得很累。

跟这种人，是讲不通道理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我要走。

带着盼娣，离开这个地狱。

我开始偷偷地做准备。

我把赵敏给我的钱，还有李大叔硬塞给我的钱，都藏好。

我把我那几件还能穿的衣服，和盼娣的小衣服，打成了一个小包袱。

我等一个机会。

一个能逃出去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王德发要去县里开一个星期的会。

王建国也跟着他爹，说要去县里“长长见识”。

家里，只剩下我和张翠花，还有盼娣。

那天晚上，我给张翠花做的饭里，放了我在山上采的一种草药。

这种草药，人吃了会昏睡。

看着她吃完饭，回屋睡下。

我等了很久，直到确定她睡熟了。

我背起包袱，抱起熟睡的盼娣。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住了三年的屋子。

这里没有一丝我留恋的东西。

只有无尽的噩梦和屈辱。

我轻轻地，轻轻地，走出了院子。

月光下，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我不敢走大路，我怕被人发现。

我专挑小路，往村外走。

夜里的风很凉，吹得我直打哆嗦。

盼娣在我怀里，睡得很沉。

我亲了亲她的额头。

“宝宝，不怕，妈妈带你走，带你回家。”

我不知道走了多久，脚上全是水泡，疼得钻心。

但我不敢停。

我怕一停下来，就会被追上。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走到了通往县城的公路上。

我躲在路边的草丛里，等着第一班去县城的车。

我的心怦怦直跳。

只要上了车，我就自由了。

一辆卡车远远地驶了过来。

我抱着盼娣，冲了出去，拼命地招手。

卡车停了下来。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探出头问：“去哪？”

“县城！师傅，去县城！求求您，带我们一程！”

司机打量了我一下，点点头：“上来吧。”

我千恩万谢地爬上了车。

坐在颠簸的车厢里，看着越来越远的村庄，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不是悲伤，是喜悦。

我自由了。

我终于逃出来了。

到了县城，我马上去火车站。

我买了去上海的票。

最近的一班，是明天早上。

我带着盼娣，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

我给她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

看着她干净的小脸，我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明天，明天我们就能回家了。

回到那个有我爸爸妈妈的家。

那天晚上，我抱着盼娣，睡得特别安稳。

这是三年来，我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然而，我还是太天真了。

我低估了王家的势力，和他们的无耻。

第二天一早，我抱着盼Dì，刚走到火车站门口。

就被几个人拦住了。

是王建国。

还有他那几个狐朋狗友。

“跑啊？”

王建国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拽到他面前，眼神凶狠得像要吃人。

“长本事了啊，林晚晴！还敢带着我的种跑？”

盼娣被吓得哇哇大哭。

我死死地护住她。

“王建国！你放开我！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没关系？”他冷笑，“老子说了，你死都是我王家的鬼！”

他一挥手。

“把她给我绑回去！”

我拼命地挣扎，尖叫。

“救命啊！抢人了！”

周围的人都看着，但没有一个敢上来帮忙。

他们都知道，这是王大队长的儿子。

没人敢惹。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我像个货物一样，被他们塞进了一辆吉普车里。

那是王德发的车。

他坐在副驾驶上，从头到尾，没有看我一眼。

那一刻，我彻底绝望了。

天罗地网。

我逃不掉的。

我又被带回了那个村子，那个家。

这一次，他们把我锁了起来。

锁在西边那间又黑又潮的小柴房里。

盼娣被张翠花抢走了。

我听见她在院子里哭，哭得撕心裂肺。

我疯了一样地砸门。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你们这帮！”

“王建国！王德发！你们！”

没人理我。

只有盼娣的哭声，一阵一阵地传来，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

后来，她哭累了，声音渐渐小了。

我的世界，也彻底安静了。

黑暗，死寂。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天，还是两天。

他们只在门缝里给我塞一点吃的，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一个发了霉的窝头。

我没有吃。

我吃不下。

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我的脑子，却异常地清醒。

我清醒地感受着绝望，是怎样一寸一寸地吞噬我。

第三天，门开了。

是王建国。

他端着一碗饭走进来，放在地上。

“吃吧。”他说。

我没动，只是看着他。

“林晚晴，你别跟我犟。”他蹲下来，“安安心心地待着，给我生个儿子，我保证，以后对你好，对盼娣也好。”

我看着他，突然笑了。

“王建国。”

“嗯？”

“你想要儿子，是吗？”

他眼睛一亮：“对！你给我生个儿子，你就是我们王家的大功臣！”

“好啊。”我说，“你过来，我告诉你一个能生儿子的秘方。”

他信以为真，凑了过来。

就在他靠近我的那一瞬间。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口咬在了他的耳朵上。

我用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力气。

我尝到了血的腥味。

王建国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惨叫。

他一脚把我踹开，捂着血流不止的耳朵，在地上打滚。

我趴在地上，嘴里全是血。

我看着他，笑得更大声了。

“哈哈……哈哈哈哈……”

“疯子！你这个疯子！”

他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门，又被锁上了。

我躺在冰冷的地上，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我好像真的疯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进我的房间。

他们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疯子，一个危险品，关了起来。

我听不到盼娣的声音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她怎么样了。

我每天，就对着墙壁说话。

我给墙壁讲故事，讲我在上海的家，我的爸爸妈妈。

我给墙壁背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我唱我小时候的歌。

有时候，我会听到外面传来张翠花的咒骂声。

“这个疯婆子，早晚有一天，我要把她沉塘！”

我不在乎。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我自己。

和那些，永远也回不去的记忆。

我开始出现幻觉。

我看见我爸妈来看我了。

他们站在门口，朝我招手。

“晚晴，回家了。”

我哭着朝他们跑过去，却一头撞在了门上。

我看见盼娣长大了。

她穿着漂亮的花裙子，背着书包，对我笑。

“妈妈，我去上学了。”

我笑着对她挥手：“去吧，宝宝，好好学习。”

有一天，门突然开了。

是赵敏。

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说服了王家，让她进来看我。

她看到我的样子，一下子就哭了。

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头发像一堆枯草，眼神空洞。

“晚晴……”她哽咽着，说不出话。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才认出她来。

“赵敏？”

“是我，晚晴，是我。”

她抱住我，放声大哭。

我没有哭。

我只是拍了拍她的背，像在安慰一个孩子。

“别哭。”我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她哭得更厉害了。

她告诉我，高考恢复了。

很多知青，都考上大学，回城了。

她也考上了。

过几天，就要走了。

“晚晴，你跟我一起走吧！我带你走！”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

我摇了摇头。

“我走不了了。”

我指了指我的脑袋。

“这里，坏了。”

“而且，”我看着窗外，“我的盼娣，还在这里。”

我不能走。

我走了，我的女儿怎么办？

赵敏最终还是走了。

走的时候，她一步三回头。

我站在柴房门口，对她挥了挥手。

阳光照在我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

又过了很久。

久到我已经忘了时间。

有一天，门又开了。

这次，进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

他们和王德发说着什么。

王德发不停地点头哈腰。

然后，那几个人朝我走来。

他们拿出一张纸，在我面前晃了晃。

“林晚晴，你自由了。”

“你父亲的问题已经彻底平反，组织上派我们来接你回上海。”

我看着他们，面无表情。

自由？

上海？

那是什么？

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遥远的梦吗？

王德发和张翠花也过来了。

张翠花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

是盼娣。

她长高了，也瘦了，怯生生地躲在张翠花身后，不敢看我。

“晚晴，”王德发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你看，都是误会，误会。”

“你……你跟同志们回去吧，盼娣……我们帮你养着。”

我看着盼娣。

我的女儿。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陌生和恐惧。

她不认识我了。

她把我当成了一个可怕的疯子。

我慢慢地，慢慢地，朝她走过去。

她吓得往后缩。

张翠花紧紧地抱着她，警惕地看着我。

我停下脚步。

我蹲下来，朝她伸出手。

“盼娣，”我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到妈妈这里来。”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动。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那是我用稻草，编的一只小蝴蝶。

是我在这暗无天日的柴房里，唯一能做的事情。

我编了很多，有蝴蝶，有蜻蜓，有小鸟。

我想象着，有一天，能把它们都送给我的女儿。

我把那只小蝴蝶，放在手心。

“盼娣，你看，蝴蝶。”

盼娣的眼睛，被那只小蝴蝶吸引了。

她慢慢地，慢慢地，从张翠花身后走了出来。

她走到我面前，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拿起了那只草编的蝴蝶。

她看着蝴蝶，又抬起头，看了看我。

在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丝困惑，一丝好奇。

然后，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叫了一声。

“……妈？”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这三年的委屈，痛苦，绝望，在这一刻，全部决堤。

我抱着我的女儿，哭得像个孩子。

我最终还是回了上海。

带着盼娣。

王家没有阻拦。

他们大概也巴不得甩掉我们这两个“包袱”。

回到上海，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我见到了我爸妈。

他们老了很多，头发都白了。

抱着我，他们老泪纵横。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的“疯病”，在回到上海后，慢慢地好了。

医生说，我是长期处于高压和绝望的环境下，导致的应激性精神障碍。

只要环境改变，心情舒畅，就能恢复。

我恢复得很好。

只是，我再也变不回从前那个爱笑爱闹的林晚晴了。

有些伤口，愈合了，疤痕却会留一辈子。

我很少跟人提起在农村的那三年。

那就像一场噩梦。

一场我拼命想忘记，却又永远无法忘记的噩梦。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梦到那片黄土地。

梦到那个叫王建国的男人，梦到张翠花那张刻薄的脸。

然后，我会在一身冷汗中惊醒。

盼娣是我的药。

她很聪明，也很懂事。

她知道我经历过不好的事情，从不追问。

只是在我做噩梦的时候，她会爬过来，抱着我，用小手拍我的背。

“妈妈，不怕，盼娣在。”

是啊。

一切都过去了。

我有了我的盼娣，有了新的生活。

我应该往前看。

只是，我永远也忘不了。

78年的那个秋天，为了回城，我把自己卖了。

三年后，我疯了。

那是我用整个青春，换来的一张，回家的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