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一个云游的道士在他家讨水喝，临走时指着门前槐树说了句
发布时间：2025-10-29 03:18 浏览量：9
82年，一个云游的道士在他家讨水喝，临走时指着门前槐树说了句话。
那句话是：“这槐树，生得太盛，恐有外枝啊。”
我叫林岚，说这话的时候，我还没嫁给陈卫东。
我是后来听婆婆说的，当个笑话听的。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信的是机器和双手，不信这些虚无缥缈的谶语。
卫东更是把搪瓷缸子一顿，浓眉一扬，“封建糟粕！树长得好，说明咱家风水好，日子要旺！”
那棵槐树，就种在我们院子正当门的位置。
是卫东的爷爷那辈栽下的，到我们结婚时，已经长得冠盖如云，夏天能遮住大半个院子。
风一吹，满院子都是哗啦啦的绿浪，香甜的槐花气息能钻进屋里每一个角落。
结婚八年，我习惯了在槐树下摘菜，卫东习惯了在槐树下抽烟，婆婆习惯了在槐树下跟邻居们聊天。
它像我们家一个沉默的成员，见证着日子一天天过。
直到两天前。
那是个周三，卫东出差去邻市的第二十三天。
他们厂里的技术员，就是这样，像候鸟，跟着项目走。
临走前，他把换下来的工作服扔在盆里，我拿去洗，口袋里掉出来一个硬壳笔记本。
不是他平时记工作数据的那本，那本是软皮的，已经用得卷了边。
这本是新的，墨蓝色，封面烫着金字：红星机械厂。
是厂里发的纪念品。
我捡起来，随手翻了翻。
他的字我认得，有点潦草，带着一股往前冲的劲儿。
前面几页是些零散的数据和草图，没什么特别。
我心里甚至有点好笑，他又多此一举，明明有工作本，偏要再启用一个。
就像他的人，总有些让人看不透的冗余动作。
翻到中间，我的手指停住了。
那一页的字迹，写得很轻，很小心。
不像在记录工作，倒像在描摹什么心事。
“五月四日，晴。送小安去车站。她说，卫东哥，你像电影里的英雄。”
“五月十七日，雨。安说她怕打雷，我陪她多坐了一会儿。她的眼睛，像雨后洗过的天空。”
“五月二十九日，阴。给她买了支钢笔，她高兴得脸都红了。那点红，像烧在我心上的一块炭。”
一页，一页，又一页。
“小安”，这个名字，像一根细密的针，开始扎我的眼睛。
我继续往后翻，翻到了最后几页的“差旅报销记录”。
这是他的习惯，会提前把票据分门别类地记下来。
每一次去邻市，都有一笔额外的开销被单独列出，旁边用铅笔标注着两个小字：小安。
“的确良”布料，两米。
“回力”牌球鞋，一双。
“友谊”牌雪花膏，一瓶。
还有……“红叶旅社，双人间”。
日期和前面的日记，一一对应。
我的血，一点点凉下去。
像数九寒天，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不是瞬间的激灵，而是缓慢的、浸透骨髓的寒意。
八年。
我们结婚八年。
没有孩子。
去医院查过，我的问题。
医生说得含糊，什么体质偏寒，不易受孕。开了大包小包的中药，喝了两年，肚子还是平平的。
婆婆的脸色从惋惜到失望，再到后来的视而不见。
卫东嘴上总说：“没事，我们两个过也挺好。孩子是缘分，强求不来。”
他说这话时，会用力搂着我的肩膀，好像要用胳膊的力量，给我灌输一点暖意和信心。
我相信了。
我以为我们之间的纽带，是八年的光阴，是同甘共苦，是他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回家时，我给他留的那盏灯，温的那碗汤。
我以为我们之间，是过日子，是两块砖头垒在一起，严丝合缝，风雨都吹不散。
原来，砖缝里，已经悄悄长出了青苔。
不，不是青苔。
是另一棵树的嫩芽，正贪婪地吸吮着我这边的养分，要把墙挤塌。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原处。
厨房里，给他酱的牛肉还在小火上“咕嘟”着。
香料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浓郁，温暖，像一个完美的家的假象。
我走过去，关了火。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只听得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给我倒数。
我没有哭。
从发现那本笔记开始，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的情绪像被瞬间抽干了，只剩下一具理性的躯壳。
我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哭是示弱，是把审判权交到对方手里。
我不喜欢这样。
我向来不喜欢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我不是个天性善良的女人，我只是不喜欢脏。
无论是屋子，还是感情。
两天后，卫告东回来了。
他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网兜，里面是石榴，个个都咧着嘴笑，露出红宝石一样的籽。
“小岚，你看，今年石榴特别甜，我特意在路口那家买的。”
他一边换鞋，一边高声喊着，带着一路的风尘和献宝似的兴奋。
我从厨房出来，身上系着围裙。
“回来了。”我说，声音平得像一张白纸。
他愣了一下，许是察觉到了我语气里的不对劲。
他走过来，想抱我，手伸到一半，又停在半空。
“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他的眼睛很亮，带着探寻。
我看着他的眼睛，就是这双眼睛，也曾那样专注地看着另一个叫“小安”的姑娘吗？
“先吃饭吧，面都快坨了。”我错开他的目光，转身回了厨房。
桌上摆着两碗面。
一碗是他的，卧着两个荷包蛋，撒着碧绿的葱花。
一碗是我的，清汤寡水。
他坐下来，拿起筷子，却没有动。
屋子里的空气，像凝固的胶水，黏稠，沉重。
他终于忍不住了。
“林岚，你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抬起眼，静静地看着他。
然后，我站起身，走进卧室，拿出了那本墨蓝色的笔记本。
我把它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没有用扔的，也没有用摔的，就是轻轻地，放在那儿。
像摆上一件再寻常不过的物什。
他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
那种白色，不是纸的白，是新雪的白，带着寒气和惊惧。
他的嘴唇动了动，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那双刚才还闪着光的眼睛，瞬间黯淡下去，像被风吹灭的烛火。
他伸出手，想要去拿那本笔记，指尖却在发抖。
碰到封面的那一刻，又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了回去。
我重新坐下，拿起筷子，开始慢条斯理地吃我那碗清汤面。
没有热气，没有味道。
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咀嚼和吞咽的动作。
整个空间里，只有我吸溜面条的声音，和他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
这沉默，比任何歇斯底里的质问都更具压迫感。
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审讯。
它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了对方，逼着他自己去面对内心的法官。
“小岚……”
他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咽下最后一口面，用餐巾擦了擦嘴。
“哦？那是哪样？”
我问，语气平静，甚至带着一点好奇。
“她……小安，她只是厂里新来的学徒，年纪小，一个人从乡下来，挺可怜的……”
他开始解释，语无伦次。
“我看她笨手笨脚的，就……就多照顾了她一点。”
“照顾？”我重复着这个词，像在品味它的含义。
“照顾她，所以给她买的确良布料？买回力球鞋？买雪花膏？”
“照顾她，所以带她去住旅社的双人间？”
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颗钉子，把他钉在原地。
他的脸由白转红，再由红转青。
“我……我们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就是……就是聊聊天！”
“聊天？”我笑了，笑声很轻，却很冷，“聊到需要开一个双人间？”
“那天她宿舍的热水器坏了！她一个小姑娘，大半夜的没地方去！我才……”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我发誓！我们是清白的！一人一张床，我连手指头都没碰过她！”
我看着他涨红的脸，激动的神情。
像一个拙劣的演员，用尽全身力气去表演一出他不相信的戏。
“陈卫东。”
我叫他的全名。
“我们结婚八年了。”
“你觉得，我相信你说的这些，还是相信这本子上写的这些？”
我指了指那本墨蓝色的笔记。
“‘她的眼睛，像雨后洗过的天空’。”
“‘那点红，像烧在我心上的一块炭’。”
我一字一句地念出来，像在宣读一份判决书。
他彻底垮了。
像一座被抽掉所有支撑的建筑，轰然倒塌。
他颓然坐回椅子上，双手抱着头，身体缩成一团。
“我错了……小岚，我错了……”
他的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带着浓重的鼻音和颤抖。
“我就是一时糊涂……我就是……我太累了……”
“累？”
“是啊，累……”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
“结婚八年，没有孩子，我妈天天在我耳边念叨，邻居们看我的眼神都不对。我走在路上，都觉得背后有人戳我脊梁骨。”
“你呢，你又总是那个样子，冷冰冰的，什么话都放在心里。我跟你说话，像对着一堵墙。这个家，有时候冷得像个冰窖。”
“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想找个地方喘口气……”
“她年轻，爱笑，崇拜我。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还是个男人，不是个生不出孩子的废物。”
他说得断断续续，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狼狈不堪。
我静静地听着。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
像看了一场三流的悲情戏。
原来，所有的背叛，都可以找到一个听上去“情有可原”的借口。
原来，我八年的隐忍和坚持，在他眼里，只是“冷冰冰的一堵墙”。
原来，我们共同的困境，没有让我们成为更紧密的战友，反而成了他逃离的理由。
生活，真是个顶级的讽刺家。
“说完了？”我问。
他愣愣地看着我，像没反应过来。
“说完了，就该谈谈怎么解决了。”
我的冷静，让他感到了恐惧。
他可能预想过我的哭闹，我的打骂，甚至是以死相逼。
但他绝没有想到，我会像一个谈判桌上的对手一样，平静地对他说：“谈谈解决方案。”
“小岚，你……你想怎么样？”他试探着问，“只要你不离婚，我什么都答应你。”
“离婚？”我摇摇头，“不，现在离婚，太便宜你了。”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作响。
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明明暗暗，像人心。
“陈卫东，婚姻对我来说，就像一份合同。”
我转过身，看着他。
“我们双方是签约人。合同里有条款，最重要的几条，叫忠诚，叫责任，叫共同经营。”
“你现在，是单方面违约。”
“违约，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他被我这一套“合同理论”说得一愣一愣的。
“什么……什么责任？”
“第一，断绝和那个‘小安’的一切联系。所有。”
“第二，这个周六，你跟我一起，去一趟邻市。”
“去……去干什么？”他声音发虚。
“三人会谈。”我说，“我要当着你们两个人的面，把话说清楚。”
他猛地抬头，满脸的不可置信。
“小岚！你疯了！这……这怎么行！传出去我怎么做人！”
“你做这些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怎么做人？”
我一句话把他堵了回去。
“我不是去吵，不是去闹。我是去解决问题。”
“我要让她知道，你是有妇之夫。我要让她明白，偷来的东西，烫手。”
“我还要让你当着她的面，做一个选择。”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地过去。我要一个公开的、明确的了结。”
“我这个人，不喜欢家里有蟑螂。要么拍死，要么请出去。我不能假装它不存在，还跟它睡在一张床上。”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有恐惧，有羞耻，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察ENT_CHAR]觉到的，如释重负。
也许，他也厌倦了这种偷偷摸摸的拉扯。
也许，他也渴望一个了断，只是他自己没有勇气来执行。
“好。”他终于点头，声音嘶哑，“我答应你。”
“还有第三。”我说。
“从下个月开始，你的工资、奖金、所有收入，全部上交。”
“家里的开销，我会给你记账。你需要用钱，提前跟我说。”
“这不公平！”他立刻反驳，“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辛辛苦苦挣的钱……”
“在你违约的那一刻起，你的信用就已经破产了。”
我打断他。
“陈卫东，这不是惩罚，这是风险管控。”
“我需要确保，我的家庭资产，不会再被不明不白地投入到一段婚外关系里去。”
“什么时候你的表现让我重新建立起信任，我们什么时候再谈财务自由的问题。”
我的话，冰冷，坚硬，不带一丝感情。
像法庭上宣读的条款。
他彻底没话说了。
他看着我，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也许，在这一刻，他才真正认识我。
认识这个在他眼里“冷冰冰”的妻子，内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构筑的。
不是棉花，是钢筋。
周六，天阴沉沉的，像一块脏了的灰色抹布。
我和陈卫东坐上了去邻市的火车。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载着一车厢的人，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我们并排坐着，一路无话。
他好几次想开口，看看我毫无表情的侧脸，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田野，村庄，电线杆，像一帧帧沉默的黑白电影。
光线透过车窗，在他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
他的眉头紧锁着，嘴唇抿成一条僵硬的线。
我突然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也坐着这样的火车去旅行。
那时候，他也是坐在我身边，但整个人是发光的。
他会把我的手攥在他的大手里，给我讲厂里的趣事，讲他小时候的糗事。
他会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剥好了喂到我嘴里。
车厢里再拥挤，再嘈杂，只要他在身边，我就觉得安心。
时间真是个残酷的魔法师。
它能把一个发光的人，变成一团暗淡的影子。
也能把滚烫的爱意，冷却成冰冷的灰烬。
我闭上眼，把那些回忆从脑子里驱逐出去。
现在不是怀旧的时候。
怀旧，是弱者的麻醉剂。
我们约在红叶旅社附近的一个小公园见面。
是我让陈卫东去约的。
我说：“你必须亲自去叫她。这是你的事，你要自己收尾。”
他去了。
我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
公园里很安静，只有几个老人在打太极，动作缓慢，气定神闲。
一阵风吹过，几片枯黄的叶子打着旋儿，落在我的脚边。
秋天真的来了。
我看到他们从公园的另一头走过来。
陈卫东走在前面，低着头，背影有些佝偻。
那个叫“小安”的姑娘，跟在他身后，隔着两三步的距离。
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两条辫子垂在胸前。
果然很年轻，大概只有二十岁出头。
脸上还有些未脱的婴儿肥，眼睛很大，很亮，但此刻，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惊惶和不安。
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她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脚，不敢再往前。
是陈卫东回过头，对她说了句什么，她才咬着嘴唇，挪了过来。
我没有站起来。
我只是拍了拍我身边的空位。
“坐吧。”
我的声音很平静。
她看了看陈卫东，又看了看我，迟疑地坐了下来，只坐了长椅的一个边角，身体绷得紧紧的。
陈卫东站在我们面前，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搓来搓去。
像个等待宣判的犯人。
好一出滑稽的戏码。
“你叫安婧，对吗？”我先开口，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
她点点头，声音细若蚊蚋：“嗯。”
“我叫林岚，是陈卫东的妻子。”
我做了自我介绍。
她的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口。
“我今天来，不是来打你，也不是来骂你。”我说，“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她没作声，但肩膀在微微发抖。
“你喜欢他，是吗？”
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
安婧的身体猛地一颤，她抬起头，飞快地看了陈卫东一眼。
陈卫东的脸，已经成了猪肝色。
她没有回答，但她那一眼，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跟你说，他过得不幸福，是吗？”我继续问。
安婧的嘴唇翕动着，眼圈红了。
“他说……他说嫂子你人很好，就是……就是太冷了。他说家里像个冰窖，他觉得孤单。”
“他说，他跟我在一起，觉得……觉得很轻松，很温暖。”
她终于说了出来，声音里带着哭腔。
“他像我哥哥，也像我爸爸。他对我好，给我买东西，听我说话。在厂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我点点头。
“我明白了。”
我转头看向陈卫东。
“她说的是事实吗？”
他无地自容，嘴唇哆嗦着，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是。”
“很好。”我说，“至少，你们俩之间，还有一句实话。”
我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了那本墨蓝色的笔记本。
我把它放在安婧的膝盖上。
“这个，你看过吗？”
安婧的目光落在笔记本上，瞳孔骤然收缩。
她摇了摇头。
“那你现在看看吧。”
“看看他为你写的‘情诗’，也看看他为你花的每一笔钱。”
安婧的手指颤抖着，翻开了那本笔记。
当她看到那些细腻的、带着爱慕的文字时，她的脸颊泛起了红晕。
但当她翻到最后，看到那些“的确良”、“回力鞋”、“雪花膏”的记录时，那点红晕又迅速褪去，变成了苍白。
她是个聪明的姑娘。
她瞬间就明白了，这些记录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一个男人无私的馈赠。
这是一笔笔需要记账的“投资”。
“看到了吗？”我问，“你以为的温暖和照顾，在他这里，是有价码的。”
“他不是你的英雄，你也不是他的公主。你们之间，更像一笔交易。”
“你用你的年轻、崇拜，换取他的关注和一点物质上的好处。”
“而他，用这些蝇头小利，购买片刻的虚荣和逃避。”
我的话，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包裹在这段关系外面那层温情脉脉的糖衣，露出了里面不堪的内核。
安婧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大颗大颗地，砸在笔记本的纸页上，晕开了一小团墨迹。
“不是的……我不是……”她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没有丝毫同情。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审判你。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我们之间有八年的婚姻，这是受法律和道德双重保护的。你现在所做的，叫破坏军婚。”
82年，“破坏军婚”是个很重的词。陈卫东虽然不是现役军人，但他是国营大厂的技术员，享受着相应的社会地位和保障。这种事一旦闹大，对他，对她，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安婧的脸，彻底没了血色。
“我……我不知道……我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你需要想了。”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
“从今天起，断绝和他的一切来往。工作上 unavoidable 的接触，保持距离。私下里，一个字都不要说，一个眼神都不要有。”
“你能做到吗？”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又看看满脸羞愧的陈卫东。
最终，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我能。”
“很好。”
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陈卫东。
“现在，轮到你了。”
“当着她的面，告诉我，你的选择。”
陈卫东的身体晃了晃，几乎站不稳。
他看着安婧哭泣的脸，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然后，他慢慢地转向我。
他的目光，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落在我身上。
仿佛在重新认识我。
他看到了我眼里的决绝，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回旋的余地。
“我……”
他开口，声音像被砂轮磨过。
“我对不起你，小安。”
他对安婧说。
“是我不好，是我招惹了你，把你拖下了水。”
“林岚是我的妻子。我会跟她回家。”
他说完这句话，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安婧的哭声，在这一刻，变成了压抑的抽泣。
她把那本笔记本推回到长椅上，站起身，捂着脸，跑了。
她的背影，在萧瑟的秋风里，显得那么单薄，那么可怜。
但我没有回头。
我看着陈卫东。
“走吧。”
我说。
“戏演完了，该回家了。”
回程的火车上，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车窗映出我们两个模糊的影子。
这一次，陈卫东先开了口。
“小岚。”
“嗯？”
“今天……谢谢你。”
我有些意外。
“谢我什么？”
“谢谢你……给我留了最后一点体面。”他说，“你没有当众撕破脸，没有闹得人尽皆知。”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黑暗。
“我不是为了你。”我说，“我是为了我自己。”
“我说了，我不喜欢脏。把事情闹大，就像在干净的屋子里打翻了垃圾桶，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我自己。”
“克制不是恩赐，是义务。是我对我自己人生的义务。”
他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才又开口，声音很低。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八年，我让你受委屈了。”
“孩子的事，明明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我却把所有的压力都让你一个人扛。我妈说那些难听的话，我也没有站出来为你挡着。”
“我在外面，跟安婧说你冷，说家里像冰窖。其实，是我自己先把心关上了。”
“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妻子都暖不起来，却跑去暖别人。我真混蛋。”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如此深刻地剖析自己。
不是辩解，不是推脱，是真正的忏悔。
我的心，那块已经冻结成冰的坚硬的东西，似乎有了一丝裂缝。
但也仅仅是一丝裂缝而已。
“陈卫东。”我说，“你的道歉，我收到了。”
“但是，信任这种东西，就像一个灯泡。”
“碎了，就是碎了。”
“就算用胶水一片片粘起来，它也不会再亮了。”
“我们之间，回不去了。”
他的身体明显一僵。
“那……那我们……”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说。
“不是作为爱人。是作为……合伙人。”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项目，叫‘家庭’。我们有共同的资产，有共同的社会关系。现在，这个项目出了问题，我们要做的是修复它，让它重新走上正轨。”
“至于爱不爱，那是以后的事。”
“也许，有一天，这个修好的灯泡，能被重新通上电。”
“也许，永远不能。”
“但无论如何，日子，要过下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看着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清明和郑重。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
回到家的那个晚上，我拿出了纸和笔。
当着他的面，我写下了我们之间的“新合同”。
一、财务条款：甲方（陈卫东）所有收入交由乙方（林岚）统一管理，乙方每月给予甲方三十元零用钱，其余开支需凭票报销。
二、忠诚条款：甲方不得与除乙方外的任何异性发生超出正常同事、朋友界限的交往。一经发现，视为根本性违约。
三、沟通条款：甲乙双方每周六晚八点，需进行一次“家庭会议”，复盘本周生活，沟通存在的问题。
四、违约责任：若甲方再次违反忠诚条款，乙方有权单方面提出离婚，并要求分割三分之二的夫妻共同财产。
我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力透纸背。
在1982年，这份东西，荒唐得像一出戏剧。
它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但它有心理效力。
我把它推到陈卫东面前。
“签个字吧。”
他看着那张纸，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烙铁一样烫人。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会把这张纸撕掉。
但他没有。
他拿起了笔，在“甲方”后面，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陈卫东。
写完，他把笔放下，抬起头看我。
“小岚。”他说，“我知道，这张纸，什么都保证不了。”
“我能做的，就是用以后的时间，一点一点，把今天丢掉的东西，再挣回来。”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契约化的模式。
他真的变了。
每天下班，准时回家。不再有借口“厂里有事”的应酬。
每个月一发工资，就把工资袋原封不动地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我点出三十块钱给他，他接过去，装进口袋，不多说一句话。
他开始学着做家务。
下班回来会主动淘米，周末会拿着抹布把家里擦得纤尘不生。
他甚至开始试着，在婆婆又念叨孩子的事情时，主动开口。
“妈，这事以后别提了。有小岚，我就够了。”
婆婆被他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能悻悻地闭了嘴。
我们的“家庭会议”，也雷打不动地在每周六晚上举行。
起初，很尴尬。
两个人坐在桌子两边，像在开一场批斗会。
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
“这个星期的菜钱超了五块。”
“你那件衬衫的袖口磨破了，我给你补好了。”
“厂里下个季度的生产任务下来了。”
后来，慢慢地，我们开始谈论一些别的东西。
谈论报纸上的新闻，谈论厂里的人事变动，甚至谈论我们年轻时看过的某一部电影。
我们之间，依然没有拥抱，没有亲吻。
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小心翼翼地，重新学习如何相处。
但有些东西，在悄悄地改变。
一天晚上，我起夜，发现书房的灯还亮着。
我走过去，看到陈卫东坐在书桌前，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一本厚厚的书。
是那本我很久以前买的，《家庭育儿百科》。
灯光下，他鬓角的白发，显得格外刺眼。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又过了几天，我炖了锅鸡汤。
盛了两碗，一碗给他，一碗给我。
他喝了一口，突然说：“味道淡了点。”
我愣了一下。
以前，我做什么，他都说好吃。
“是吗？”
“嗯。”他点点头，“下次，可以多放一小撮盐。”
他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堵看不见的墙，好像在松动。
他不再一味地讨好和顺从。
他开始重新参与到这个家的细节里来。
他敢于提出他的看法，他的口味，他的存在。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
转眼，冬天来了。
院子里的槐树，叶子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丫杈，在寒风里指向天空。
像一幅沉默的素描。
一天，婆婆又来了。
这次，她带来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她把我拉到一边，神神秘秘地打开。
是一尊送子观音的玉坠。
“小岚啊，”她压低了声音，“这是我托人从普陀山求来的，开了光的，灵得很。”
“你贴身戴着。女人嘛，总得有个孩子，这辈子才算完整。你看卫东，为了你，连妈的话都敢顶了，你也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啊。”
我看着那尊慈眉善目的观音像，玉质温润，雕工精细。
我没有接。
“妈。”我说，“谢谢您的好意。但这事，我跟卫东有我们自己的打算。”
“什么打算？你们都多大了，还打算到什么时候去！”婆婆急了。
“我们的打算就是，顺其自然。”
我把红布包推了回去。
“有没有孩子，我和卫东都是一家人。这个家，不会因为少个孩子就不完整。”
“至于表示，”我顿了顿，看着她，“一个家，不是靠谁给谁‘表示’来维持的。是靠两个人，一起把它扛起来。”
婆婆被我的话噎住了。
她大概从来没听过一个儿媳妇，敢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
她悻悻地收起了玉坠，临走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知道，她回去，肯定又要跟卫被东告状。
晚上，陈卫东回来，我把这件事跟他说了。
我以为他会怪我顶撞了他母亲。
他却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做得对。”
他走到我身边，犹豫了一下，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掌，干燥，温暖，带着一层薄薄的茧。
已经很久很久，我们没有过这样的接触了。
我的手指，下意识地蜷缩了一下。
但他没有放开。
他只是握着，力道不轻不重。
“小岚。”他说，“以前，我总觉得，婚姻就是过日子，是两个人凑在一起，吃饭，睡觉，传宗接代。”
“现在我才知道，不是。”
“婚姻，是两个人，要把对方，真正地‘看’在眼里。”
“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地看过你。”
“对不起。”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雪。
细碎的雪花，在路灯下，静静地飘落。
屋子里很暖。
他手心的温度，通过我的皮肤，一点一点，传到我的心里。
那块结了冰的地方，似乎有融化的迹象。
我没有抽回我的手。
也许，那个破碎的灯泡，真的有重新亮起来的可能。
日子，就在这种平静而微妙的氛围里，一天天过去。
快到年底了。
厂里要评先进，陈卫东的名字，在候选名单的第一位。
他的技术，在全厂都是数一数二的。
如果不出意外，这个荣誉，非他莫属。
就在公示期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一个信封。
没有署名，没有地址，是夹在我家门缝里的。
我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
上面的字迹，娟秀，但带着一丝颤抖。
我一眼就认出，是安婧的笔迹。
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林姐，你好。”
“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们。但是，有些事，我反复想了很久，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知道。”
“关于陈师傅评先进的事，我们车间的主任，好像在背后搞了一些小动作。”
“我无意中听到，他向上头写了一封匿名信……”
信的最后，画了一个省略号。
我的心，猛地一沉。
匿名信。
在这个年代，一封捕风捉影的匿名信，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前途。
尤其是在评先进这种关键的节骨眼上。
信的内容，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关于陈卫东和她之间的那些风言风语。
我拿着信，站在院子里。
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抬起头，看着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
道士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这槐树，生得太盛，恐有外枝啊。”
原来，砍掉了一根看得见的外枝。
还有看不见的藤蔓，在暗地里，悄悄地缠了上来。
这根藤蔓，想勒死的，不仅仅是陈卫东的荣誉。
还有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才开始修复的家。
我捏紧了手里的信纸。
纸张的边缘，硌得我手心生疼。
我该怎么办？
把信交给陈卫东，让他去跟主任对质？
那只会把事情闹大，坐实匿名信的内容。
假装没看见？
那陈卫东这个先进，十有八九就泡汤了。这对他，将是巨大的打击。
我站在槐树下，站了很久很久。
雪，又开始下了。
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冰冷，潮湿。
我突然想起了那份我亲手写下的“合同”。
我们是合伙人。
我们的项目，叫“家庭”。
现在，我们的项目，遇到了新的危机。
作为合伙人，我不能袖手旁观。
我转身，走回屋里。
我拿出纸笔，开始写信。
不是写给厂领导，也不是写给那个车间主任。
是写给安婧。
“安婧同志，”我写道，“你的来信，我已经收到。谢谢你。”
“关于你信中提到的事，我相信，清者自清。”
“但你的这封信，让我看到了你的正直和善良。一个犯过错，但知错能改，并愿意为维护正义而发声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我丈夫陈卫东，曾经对我说，你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姑娘。我相信他的眼光。”
“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能把你的聪明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技术学习中去。红星机械厂是个大平台，一个人的未来，不应该被一段不愉快的过往所束缚。”
“另外，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在方便的时候，来我家做客。”
“有些误会，需要当面解开。有些心结，也需要当面放下。”
“我的丈夫，会亲自给你赔罪。”
“而我，想亲手做一碗面给你吃。”
“一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面。”
写完信，我把它装进信封，托人带给了安婧。
我不知道她会作何反应。
我也不知道，我这步棋，走得是对是错。
我只知道，面对黑暗，对抗黑暗的最好方式，不是让自己也躲进黑暗里。
而是点一盏灯。
哪怕，那灯光微弱，只能照亮眼前的一小片地方。
三天后，厂里的先进名单，正式公布了。
陈卫东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拿着那张大红的奖状回家，脸上是久违的、灿烂的笑容。
“小岚，你看！”
他像个孩子一样，把奖状举到我面前。
我笑了。
“恭喜你，陈先进。”
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话特别多。
他说：“我听说了，王主任那封匿名信，被压下来了。”
“是分管技术的刘副厂长亲自压下来的。”
“刘副厂长说，他收到了一封信。信里没提匿名信的事，只是说，一个叫安婧的年轻工人，如何勤奋好学，如何尊敬师傅，还附上了一份她写的、关于某个技术改良的建议书。”
“刘副厂长说，能带出这样徒弟的师傅，作风不可能有问题。”
陈卫东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小岚，那封信……是你让安婧写的，对不对？”
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我只是给他又倒了一杯酒。
“喝酒吧。”我说，“今天，值得庆祝。”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时，他的眼眶，红了。
“小岚。”他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谢谢你。”
“你救了我。不，你救了我们这个家。”
我看着他。
“我没有救你。我只是在履行我的合同。”
“我是这个家的合伙人。保护我们的共同资产，是我的责任。”
他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个冬天，雪下得特别大。
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变成了琼枝玉树，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
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
桌上，有我酱的牛肉，有婆婆包的饺子，还有陈卫东从市场上买回来的鱼。
电视里，正播着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
李谷一正在唱《乡恋》。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歌声婉转，缠绵。
婆婆一边看，一边抹眼泪。
陈卫东在桌子底下，悄悄地，把他的手，覆盖在了我的手上。
我没有动。
窗外，有烟花升上夜空，炸开一朵绚烂的华彩。
光芒透过窗户，一瞬间照亮了整个屋子。
也照亮了他眼里的光。
那光，和很多年前，我们坐在绿皮火车上时，一模一样。
我知道，那个破碎的灯泡，正在被重新通上电。
它亮了。
虽然，还不是很明亮。
但，它确实亮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
邮递员送来一封信。
是安婧寄来的。
信里，夹着一张照片。
是她和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的合影。
两个人笑得很灿烂。
信上说：“林姐，陈师傅，新年好。”
“谢谢你们。我已经向厂里递交了辞职信。照片上的人，是我的未婚夫。我们准备回老家结婚了。”
“林姐，你做的那碗面，一定很好吃。可惜，我可能吃不到了。”
“但我会永远记得，它的味道。”
“祝你们，永远幸福。”
我把信和照片，递给了陈卫DONG。
他看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像是终于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他走到院子里，点燃了一挂鞭炮。
噼里啪啦的声响里，旧的一年，过去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
春天来的时候，那棵老槐树，又冒出了嫩绿的新芽。
依然是那么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我和陈卫东，开始备孕。
我们不再把它当成一个任务，而是当成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我们去看医生，喝中药，锻炼身体。
我们会在晚饭后，手牵着手，在厂区的林荫道上散步。
他会给我讲厂里的笑话，我会跟他讨论书里的故事。
我们的话，越来越多。
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暖。
那个夏天，我怀孕了。
当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平静地接受了。
没有狂喜，也没有激动。
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安然。
陈卫东知道后，抱着我，哭了。
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婆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天天换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
整个家，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里。
秋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七斤六两，很健康，哭声洪亮。
陈卫东给他取名，叫陈念。
纪念，思念。
他说，要永远纪念我们走过的这段路，要永远思念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日子，像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平淡而安稳地增长着。
儿子一天天长大，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背着书包去上学。
我和陈卫东，也一天天变老。
我们的头发白了，脸上有了皱纹。
但我们握在一起的手，却越来越紧。
那份白纸黑字的“合同”，早就被我锁进了箱底。
它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真正的合同，已经刻进了我们彼此的生命里。
有一年，儿子放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回我的娘家。
路上，要经过邻市。
火车在邻市的车站停靠。
我看着窗外那个熟悉的站台，有些出神。
“在想什么？”陈卫东问我。
“没什么。”我摇摇头。
“要不要……下去看看？”他试探着问。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不了。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那些伤痛，那些挣扎，那些不堪，都已经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得干干净净。
留下的，只有一块被打磨得温润光滑的石头，握在手心，带着岁月的暖意。
儿子上了大学，留在了大城市工作，后来又结了婚。
我和陈卫东，成了空巢老人。
日子又回到了最初的两个人。
但这一次，屋子里不再是冰冷的。
我们会在阳光好的午后，坐在槐树下，他看报，我织毛衣。
偶尔聊上几句，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待在一起。
就觉得很好。
陈卫东退休的那天，厂里给他办了欢送会。
很多人都来敬他酒。
新来的年轻厂长，握着他的手说：“陈工，您是我们厂的一面旗帜啊！技术过硬，人品更过硬！”
陈卫东只是笑。
回家的路上，他有些喝多了，脚步踉跄。
我扶着他。
他突然停下来，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小岚，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我最该感谢的人，也是你。”
“如果没有你，我早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我拍拍他的背。
“行了，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不，我必须说。”他固执地说，“我欠你一句，我爱你。”
“以前，年轻的时候，说不出口。”
“现在，再不说，怕就没机会了。”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他满是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
我笑了。
“我知道。”
两个字，却重逾千金。
他愣住了，然后，也笑了。
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
那棵老槐树，在我们结婚五十周年的时候，生了一场很重的病。
叶子大片大片地枯黄，掉落。
我们请了农业专家来看。
专家说，是生了天牛，树心，差不多都蛀空了。
“这树，怕是活不成了。”专家摇着头说。
陈卫东不信。
他像照顾一个病人一样，每天给老槐树打针，施肥，捉虫。
但，还是没能留住它。
第二年春天，它再也没有发出新芽。
我们把它砍掉了。
院子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阳光毫无遮拦地照进来，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突然觉得，心里也空了一块。
陈卫东在那天，沉默了很久。
晚上，他对我说：“小岚，我们搬家吧。”
“搬去儿子那里。这里，没有槐树了。”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
是啊，没有槐树了。
那个见证了我们一生悲欢离合的沉默的家人，不在了。
那个关于“外枝”的谶语，也终于，彻底地，画上了句号。
我们搬到了儿子所在的大城市。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
我们像两棵被移植的老树，努力地，适应着新的水土。
有一天，我整理旧物，翻出了那个被我锁在箱底的，墨蓝色的笔记本。
纸页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
我把它拿给正在阳台上晒太阳的陈卫东。
“还记得这个吗？”
他接过去，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笑了。
“记得。”
“一把火，烧了吧。”我说。
他摇摇头。
“不了。”
“留着吧。”
“留着，时时刻刻提醒我，我是个犯过错的人。”
“也提醒我，我是个……被原谅的人。”
他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胸口的衣袋里。
贴着他的心跳。
那天，阳光很好。
我看着他满是老人斑的侧脸，和他花白的头发。
突然觉得，岁月，其实也并非全然残酷。
它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也赠予了我们，比青春更宝贵的东西。
那叫，懂得。
又过了几年，陈卫东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记忆，像被潮水一点点冲刷的沙画，渐渐模糊，消失。
他开始不认识儿子，不认识孙子。
到最后，他连我，也忘了。
他每天只是呆呆地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
嘴里，偶尔会念叨几个模糊的词。
“树……”
“面……”
“信……”
我知道，那是他记忆深处，最后剩下的几块碎片。
我每天陪着他，给他讲我们过去的故事。
讲那棵老槐树，讲那碗荷包蛋面，讲那封改变了我们一生的信。
他听不懂，只是偶尔会转过头，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
像一个迷路的孩子。
一天，护工在给他换衣服的时候，从他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了那个墨蓝色的笔记本。
护工想把它扔掉。
我拦住了。
我把它拿过来，翻开。
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
那是他后来，在神志还清醒的时候，写上去的。
“我叫陈卫东。”
“我爱人，叫林岚。”
“她做的面，最好吃。”
“如果有一天，我忘了她。”
“请把这本笔记，交给她。”
“告诉她，我不是不爱了，我只是……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我的眼泪，瞬间决堤。
我握着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手背上，泣不成声。
“卫东，我在这儿。”
“我就是你的家。”
“你不用找了，我在这儿。”
他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
但我知道，他听见了。
一定听见了。
就在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就会这样，在平静和遗忘中，走向终点的时候。
我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外的信。
信封上的邮票，很陌生。
寄信人的地址，是一个叫“安和护理院”的地方。
我疑惑地拆开信。
信，是打印的。
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尊敬的林岚女士：”
“冒昧来信，非常抱歉。我是一名临终关怀护士。我的一位病人，安婧女士，于上周，因病去世。”
“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她留下的一封信，指明要寄给您。”
“根据她的遗嘱，我们将信件原件附上。愿逝者安息。”
我的心，猛地一跳。
安婧。
这个已经在我生命里消失了几十年的名字。
信封里，还有另一封信。
信纸是粉色的，带着淡淡的香气。
上面的字迹，依然娟秀，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青涩，多了一份岁月的沉淀。
“林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请原谅我，再一次打扰你的生活。这或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一桩任性的事。”
“几十年来，我时常会想起你。想起那个秋日的午后，你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平静地，对我说出那些话。”
“你像一个冷静的外科医生，一刀，就切除了我身上那个名为‘幻想’的肿瘤。很疼，但是，救了我的命。”
“后来，我嫁了人，也生了孩子。我努力地想去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妻子，理智，坚强，有原则。”
“但我做不到。我才发现，那不是技巧，那是天性。”
“我丈夫是个很好的人，但他很早就去世了。我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送他出国留学，看着他成家立业。”
“我这一生，也算平静，也算圆满。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个结。”
“那个结，关于陈师傅，也关于你。”
“当年，我给你的那封关于匿名信的信，其实……我只说了一半。”
“王主任之所以要写那封匿名信，不仅仅是因为嫉妒。”
“更是因为，他发现了陈师傅一个更大的秘密。”
“那个秘密，陈师傅哀求我，一定不能告诉你。他说，如果这件事被你知道，你们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我答应了他。我守着这个秘密，守了几十年。”
“可是，人到了要走的时候，总觉得，有些债，不能带到下辈子去还。”
“林姐，我不知道，告诉你这件事，是对是错。”
“我只知道，你有权利，知道全部的真相。”
“那本墨蓝色的笔记本，你还留着吗？”
“你翻到第十七页，就是他写‘她的眼睛，像雨后洗过的天空’的那一页。”
“你用一点水，轻轻地，浸湿那张纸的右下角。”
“秘密，就藏在那里。”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
信纸，从我指间滑落，飘在了地上。
我疯了一样，冲进卧室，从陈卫东的衣柜里，翻出了那个墨蓝色的笔记本。
我找到第十七页。
我倒了一杯水，用手指蘸着，一点一点，濡湿了信纸的右下角。
那里的纸张，似乎比别处要厚一点。
随着水分的浸入，两层纸，竟然慢慢地，分离了开来。
里面，夹着一张小小的，被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
我用颤抖的手，打开它。
那是一张化验单。
一张很多很多年前，已经泛黄的，精子常规化验单。
抬头的名字，是“陈卫东”。
而在最下面“结论”的那一栏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三个字：
“无精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