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队里的拖拉机坏了，女技术员手把手教我，她的手比机器还热

一晃四十年，我这双手，拧过上万颗生锈的螺丝，摸过无数滚烫的发动机壳。可不管多烫，都烫不过1977年那个夏天，苏雅文的手心。她的手搭在我手背上那一瞬间，那股又软又热的劲儿，像一根烧红的铁钎，噌地一下，就烙进了我心里，留下一个到现在还冒着热气的疤。那年我十九岁，是个愣头青，只知道那一下，我的魂儿像是被勾走了。也就是因为那股热，我后来干了件混账事，一件让我念叨了半辈子，后悔了半辈子的事。

这事儿，还得从我们红旗生产大队那台宝贝疙瘩——东方红拖拉机说起。

77年的光景，大伙儿都清楚，队里能有台拖拉机，那比谁家娶了个天仙媳妇还风光。那台东方红，是队里砸锅卖铁凑钱买回来的，机身上那三个字，红得耀眼，像太阳。平时开拖拉机的不是我，是队里老把式王师傅。可偏偏赶上那年“双抢”，王师傅急性阑尾炎，拉到县医院开刀去了。

开始几天还行，我开得小心翼翼，生怕把这宝贝疙瘩给弄坏了。可天不遂人愿，就在抢收最关键的节骨眼上，那台东方红“吭哧”两声，冒出一股黑烟，彻底趴窝了。我钻到车底下，捣鼓了半天，弄得一身油污，那铁家伙却跟死了一样，纹丝不动。钱书记一巴掌拍我后脑勺上：“赵卫东！你个败家玩意儿！这下可好，全完了！”

队里的男人们围着拖拉机，一个个愁眉苦脸，女人和孩子们在田垄上望着，也是一脸绝望。空气里都是稻谷成熟的香味，可没人笑得出来，那香味闻着都带了股子酸楚。我缩着脖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脸上火辣辣的，比正午的太阳还毒。

就在大伙儿一筹莫展的时候，钱书记从公社打完电话回来，脸上有了点光彩：“都别愁了！公社派技术员下来了！说是省里分来的大学生，专门修这玩意的！”

下来的不是什么五大三粗的汉子，而是一个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的姑娘。她个子不高，皮肤白净，梳着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最扎眼的是她脚上那双干净的白边布鞋，跟我们这儿的黄泥地格格不入。她一下车，眉头就微微蹙了一下，显然是不适应田埂上的泥泞和牛粪味儿。

“哪位是钱书记？”她开口了，声音清脆，像山里的泉水，跟我们这粗声大气的吼叫完全是两个世界。

钱书记赶紧迎上去，搓着手，笑得有点谄媚：“哎呀，是技术员同志吧？我是老钱，辛苦您跑一趟，这……这没想到是个女同志啊！”

她叫苏雅文。这个名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她只是绕着拖拉机走了一圈，问了我几个问题：“熄火前有什么征兆？声音有没有异常？最后加的什么柴油？”

我被她那双清亮的眼睛盯着，心里发慌，话都说不利索了：“就……就是突然没劲儿了，然后就冒黑烟……柴油，就是队里油库的……”

她没再多问，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副白线手套戴上，又拿出几样我见都没见过的工具。队里几个爱看热闹的后生，像马大强那样的，在一边撇着嘴，阴阳怪气地嘀咕：“一个女娃子，细皮嫩肉的，还能摆弄这铁疙瘩？别是来作秀的吧？”

她站起来，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对钱书记说：“书记，是高压油泵堵了，活塞环也磨损得厉害，得拆开大修。”

钱书记听得一头雾水：“那……那能修好吗？”

“能，”苏雅文点头，斩钉截铁，“但我需要一个助手，要手脚麻利，脑子灵光的。”她说着，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落在了我身上，“就你吧，刚才看你钻车底，应该懂一点。”

0-3

接下来的三天，成了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记忆。

苏雅文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娇气。她干起活来，比男人还利索。复杂的柴油机在她手里，就像个大玩具，一个个零件拆下来，用煤油清洗干净，整整齐齐地摆在油布上。她一边干活，一边给我讲解：“这是喷油嘴，你看这个针阀，磨损了，雾化就不好，所以才会冒黑烟……”

队里的人看我们的眼神也变了。马大强他们还是说风凉话，说我是“城里妞的哈巴狗”。我气得想揍他，可一看到苏雅文那张专注的脸，心里的火气就莫名其妙地消了。我觉得，跟她在一起，干这么重要的事，跟那些嚼舌根的闲汉计较，太掉价。

转折点发生在第三天下午。最后一个关键部件，那根沉重的曲轴要装回去了。那玩意儿死沉，角度还特别刁钻，我俩试了好几次，都对不准卡位。眼看天就要黑了，要是今晚装不好，明天就没法试车，又要耽误一天工。

苏雅文也急了，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她让我扶着曲轴的一头，她自己托着另一头，侧着身子，艰难地往里送。

就在又一次失败后，她喘了口气，说：“这样不行。赵卫东，你别动，稳住。”

说完，她把她的左手，直接覆盖在了我抓着曲轴的右手手背上。

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静止了。我只感觉到一股难以形容的热量，从她的手心，透过我的手背，瞬间传遍了我的全身。她的手很小，手指修长，但掌心却有一层薄薄的茧，带着一种常年和工具打交道的踏实感。但最要命的，是那股温度。比夏天的日头还暖，比烧红的铁件还烫，却一点不灼人，软软的，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香皂味儿。

“跟着我的力道走，慢一点，找到感觉。”她的声音就在我耳边，轻轻的，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像个提线木偶，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志，机械地跟着她的引导。说来也怪，在她的带领下，那根死沉的曲轴，竟然“咔哒”一声，轻巧地滑进了轴瓦里。

成功了！周围爆发出人群的欢呼。可我什么也听不见。苏雅文松开了手，我手背上那一片皮肤，却好像还残留着她的温度，热得发麻。她看着我通红的脸，愣了一下，随即像是明白了什么，眼神闪躲了一下，也微微红了脸，迅速转过头去，继续拧螺丝。

拖拉机修好的那天晚上，钱书记破天荒地批了二斤猪肉，让食堂做了顿好的，算是给苏雅文庆功和送行。

饭桌上，男人们轮着番给她敬酒，说着各种感激的糙话。苏雅文不怎么会喝酒，抿一口脸就红，但还是礼貌地应对着。我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眼角偷偷地瞟她。她脸上的红晕，在我看来，比天边的晚霞还好看。

酒过三巡，马大强端着一碗酒，晃晃悠悠地走到苏雅文面前，舌头都大了：“苏……苏技术员，我敬你！你可真是我们大队的救星！不过嘛……嘿嘿，我们卫东兄弟，也出了不少力，这几天都快成你的贴身保镖了！你们这……算不算革命友谊啊？”

苏雅文的脸“刷”地一下白了，端着酒碗的手微微发抖。

我心里的那股火，再也压不住了。这几天积攒的爱慕、自卑，和被当众羞辱的愤怒，瞬间爆发。我“霍”地站起来，指着马大强吼道：“马大强，你嘴巴放干净点！苏技术员是来帮我们的，你他妈的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哟，这就护上了？”马大强怪笑着，“我说的不是实话吗？全队的人都看见了，你俩天天腻在一起，手都摸上了，还怕人说啊？城里来的就是开放，跟咱乡下地方不一样……”

最后还是钱书记和几个长辈把我们拉开。我脸上挂了彩，嘴角流着血，却死死瞪着马大强。而苏雅文，她站在一片狼藉之中，看着我，眼神复杂极了。有震惊，有失望，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悲哀。

那一刻，我以为我是在维护她的名誉，是在表现一个男人的担当。我以为她会感激我，会明白我的心意。我真是个天大的傻瓜。

第二天一早，公社的车就来接苏雅文了。

车来了，她提着那个帆布包，从队部里走出来。她的白衬衫洗得干干净净，辫子也重新梳理过，好像昨晚的混乱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看见了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朝我走过来。

我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苏……苏技术员，对不起……我昨天……”

我抬起头，看到她清亮的眼睛里没有一丝责备，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奈。

她继续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去找了钱书记。我告诉他，我教你技术，手把手地教，是因为你是我的助手，这是我的工作职责。任何把工作中的正常接触，想象成龌龊事情的人，都是思想有问题，应该接受再教育。我还告诉他，如果因为这种流言蜚语就耽误了生产，影响了工作，那才是对革命最大的不负责任。”

我听得目瞪口呆。我以为她会哭，会觉得委屈，会需要我的保护。可她没有。她用她的知识、她的逻辑和她那个时代特有的“大道理”，堂堂正正地保护了自己，也顺便……保护了我。

“你要学的还很多，”她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温度，那是老师看学生一样的鼓励，“不光是技术，还有怎么用脑子。别辜负了你的聪明。”

她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蓝皮的小册子，塞到我手里。我一看，是本《柴油机构造与维修》。书页的边角有点卷，看得出是经常翻的。

“这个送给你。好好学，以后这台拖拉机，就靠你了。”

她转身，上了吉普车。车子发动，扬起一阵尘土。我看着那辆绿色的车越开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从头到尾，她都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

我站在那里，手里紧紧攥着那本书，好像攥着我整个青春里，唯一的一点光。手背上，那股灼热的感觉，似乎又回来了。

只是这一次，伴随着的，是锥心刺骨的失落和悔恨。我后悔我的冲动，后悔我的幼稚，后悔我用最笨拙的方式，把我们之间那点刚刚萌芽的，可能存在的，美好的东西，亲手给毁了。

只是，每当夜深人静，我摸着自己这双布满老茧和伤疤的手时，总会想起1977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台熄火的东方红，想起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姑娘，想起她搭在我手背上时，那比机器，比我此后一生遇到的所有事物，都滚烫的温度。

那股热，是我青春的图腾，也是我一生的遗憾。它教会了我技术，更教会了我成长。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个人，她只是从你的世界路过，却能照亮你前行的整条路。对我来说，苏雅文，就是那个点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