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关于十年萧乾的自白

该轮到我走了。

仓促间将老二从日托改为全托，身边只剩下一岁半的老三了。本应该让岳母早早把他抱走，我却舍不得，一直把他留到最后一刻。动身前，老岳母陪我在小胡同里吃了简单的晚餐。我一边吃，一边紧紧搂着倚在身边的孩子。饭后，照洁若嘱咐的，用旧报纸把书桌罩上，谁知道未来漫长的岁月将会在这里落下多么厚的尘土!然后，就锁上门，使劲吻了孩子一通，离开了这个住了不到4个月的家。

那是 58年4月，17还是18，我说不准了。只记得遵照毛 的指示，那晚全市出动赶麻雀。方法是用竹竿和木棍赶得麻雀没有容身之处。说是麻雀力气有限，倘若老叫它飞，不给着地，最后自然就会掉下来，一命鸣呼了。所以那晚走过大街小巷，家家都在赶着麻雀。

我就是随着麻雀，从自己的出生地被赶了出去的。

8点，我按时来到机关。这里，要由原单位一个中层干部把我移交给中直 一名成员，后者将把我押 解到农 场。经办移交的这位，在大学时代与洁若同系，也是搞外国文学的。平时细声细气，满面春风，在批判会上嗓门粗大，凶狠异常。在等待移交时，他对我又和善起来，轻松地弹着烟灰，情致优雅地赞赏起济慈的《夜莺颂》来了。

火车是11点开，中直那位10点才来。这段时间里，我忧心仲忡地倾听着这位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爱慕者的清谈，一边想起小时街头所见:一边在出殡，一边过着彩轿--两种迴然不同的境遇，两种身份，两种心境。

又来到东车站了。这回，我是被押解出去的。同行的那位只夹个公文包，我扛着沉甸甸的铺盖，提着行李袋，里面装了四季衣服和几本心爱的书。那时还不到50，可走几步也还得换换肩。好容易挤上了车，我们两人找一个窗口，面对面地坐了下来。由于身份不同，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晓得我的姓名-而且，关于我的一切，大概全装在他那个公文包里了。我深知自家是被押送的，自然也不便去攀谈;况且再扯上《夜莺颂》那样的话题, 也只会使我更加沮丧。

这位干部大概经常出差外调什么的。坐的虽是硬席，可满有谱儿。将近午夜，他就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瓶四两装的白酒，一对松花。他先熟练地敲开蛋皮，闻了闻，没臭。然后就饮了起来。每呷一口，嘴里还要咂咂作响。酒和蛋的气味真香，我嘴里汪起一股暖流。

为了让他吃得自在些，我赶紧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感觉一阵沁凉。我望着铁道旁在昏暗中迅速变动着的风景线，回想以前在家里一手捏着酱鸡腿，一手把着锡制小酒壶的美好日子，同时也一个个地想着分散四处的家小，他们想必此刻都在熟睡中。

到站后，我们在城里一家小饭铺里吃了点东西，就同一批也是去农场劳动的人们汇合，一道上了辆卡车。我还认出车上有我的一位远亲。相互都估计到对方也出了事，连头也没敢点。开车之前，听到一簇春游的青年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向我们振臂声讨，幸好，那还是动口不动手的时代。

位于渤海边的这座国营农场是50年代初苏俄援建的，主要生产优质稻米。它原是片盐碱地，所以生产之外，还有改良土壤的任务。全场各级领导都是抗美援朝时受伤的荣军，骨干是 招募来的青年农业工人。总场外，还有若干分场。

在总场大门日下了卡车，中直那位就径直把我领到农场的保 卫处。望着那个牌子，我不觉一愣。不是人事处，更不是干部处!不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吗?转念一想，计较这干啥，还不是一样!

中直那位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文件，大概是有关我的档案资料。他交了差，向屋里人打声招呼，就扬长而去。

看来农场保卫处事先早有安排，值班的瞅了我一眼，交给我一张纸条，就说:“去三分场报到!”

这回是我独自一人前往。大概已经进了农场，跑不掉了。我呢，也从这种自由中感到些喜悦。

三分场在总场以东，相距10来里。我扛起行李，沿着堤坝走去。越走越吃力。4月间天气虽还不太热，身上却湿透了。我走走歇歇，一边叮嘱自己说，以后的劳动要比这艰苦得多呢，早点开始练练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