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我做过两次暨南人

谭其骧：我与暨南

我做过两次暨南人，第一次在1927年秋至1930年夏，是暨南大学的学生；第二次在1947年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暨南大学的教师。

1926年秋至次年“四·一二”以前，我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年级学生，“四·一二”后学校被封闭，失学了两个月，到夏天即考入暨南大学的中文系。那时学校在真如，校长是郑洪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学期，系主任是夏丏尊先生，他自己教大一国文，余上沅先生教大一英文，沈端先先生（夏衍）教第二外语日文，还有林语堂先生、张凤先生等，教的什么课记不得了。转年第二学期开学，系主任换了陈鍾凡先生，教师也换了好几个，有陈柱、骆宏勋等。大致可以说，第一学期的教师趋向于新文学，第二学期的都崇尚旧文学。我很敬仰爱慕夏先生，不喜欢第二学期那些守旧派老师。所以到了1928年秋季开学，便决意转系。刚开学时转到了外文系，系主任是叶崇智（公超）。两星期后，学校贴出布告开办历史社会系，我当即又转到了这个系，主修历史，兼修社会学。从1928年秋到1930年夏读了两年即毕业。由于那时学校采用的是学分制，我因在校三年所修学分较多，加上在上海大学读过一个学期有几个学分也被暨南所承认，加在一起就够上毕业所需的学分了，所以到1930年夏就被认可毕业。

在历史社会系两年之内，系主任先是黄凌霜，后换许楚生（德珩），教师有孙本文、邓初民、潘光旦、周传儒、陈憬、王庸、徐中舒等。我受潘光旦先生影响较深，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的指导教师就是他。后来我和他先后到了北平，1936年他做清华大学教务长，我在历史系教书，他把我拉进社会系兼了一门课。

在暨南历史社会系两年中，我的同班同学连我一共只有五人。除我毕业于1930年外，另外四人都毕业于1931年夏。这四位是江应樑、陈源远、许震球、刁焕国。江应樑毕业后留校当过助教，1935年时在广州中山大学教过书，抗战以后一直在云南大学当教授，是一位西南民族史专家。陈源远长期在江苏水利机构任职，现已退休，家住南京。许、刁二位30年代后即失去联系，久已不知下落。

那时学校在真如火车站之北，学校虽办有食堂，多数同学都在铁路南一条小街上的小饭店里包饭，每月所费约十元稍出头些。晚饭后散步，时常西至杨家桥才折回。放假日的活动除了进入市区外，还到过南翔古漪园、大场、江湾叶家花园。

那时学校管理比较松散，上课一般不点名，上不上课没人管。课堂外的活动完全自由，但也没听说过有什么非法或不道德活动。许多选修课不考试，以交一篇论文作为修毕这门课的成绩。论文是否出于本人撰写并不查究。有几个学期期终我为好几门课都写上几篇论文，除了一篇署自己的名外，别的就提供或因病或因事或写不出论文的同学，由他们署名上交。当时暨南的体育相当出名，尤其是足球，健将有陈镇和等。但与我相熟的都不参加运动，课余一般是聊天散步，坐坐咖啡馆。看电影得上北四川路，太远了。我也不大喜欢看电影。对南国社的话剧有兴趣，有演出经常赶去看。也曾赶到市中心区看过京剧名角演出。散戏后在北站旁宝山路口坐野鸡汽车回校，每人小洋二角，坐满就开。头上两年假日常到福州路书店买小说和文学期刊看，渐渐就只买史学书看了。

一年级第一学期，夏丏尊先生还曾带我们一班同学上市内一家饭馆，谒见鲁迅先生，一起聚餐，饭前饭后他都谈了些话，可惜当时他讲些什么，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夏先生第一次上课，首先申明他的名字是丏尊，不是丐尊，可读若缅，意思是被遮蔽，看不见。但我记不得他对“丏尊”的解释，也许他并没有解释过。

第一学期还有一件名人逸事可以提一提：林语堂先生烟瘾极大，在课堂上有时忍不住，又不好意思在讲台面对着学生抽，常常讲着讲着突然停止，不声不响躲到课堂角落里对着角落抽。同学们都静坐不作声，等他抽上半天，捺灭烟头，才重上讲台继续讲。

1930年夏结束第一度暨南生活，从此年秋起直到1940年春，除1935—1936一学年在广州教书外，长期在北平读书（燕京大学研究院）、教书（辅仁、燕京、北大、清华）：1940年离平进入大后方在贵州浙江大学教书，1946年随校复员杭州。那时法币猛跌，物价狂涨，我的教授薪金实在难以养活一家六口（两夫妻四个孩子）。1947年秋，在上海的暨南大学新任文学院院长孙人和（蜀丞），由于历史系教师缺人，委托他的妻兄牟润孙到杭州找我，邀我到暨南兼一个专职教授，我就应允了。那时的制度做兼任教师待遇很低，所以要兼就得兼一个专任；又怕南京教育部批不准，所以不用本名改用字“季龙”上报。这样两校各拿一份教授全薪，才能对付过日子。南京教育部规定专任教授每星期得教三门课九小时，事实上各校多少都打一点折扣。我在浙大资格已相当老，受优待只教两门课六小时，在暨南因属新聘教授，只肯照部定规章减少一小时，每周上三门课八小时。三门课中的中国历史地理、魏晋南北朝史两门，就是照在浙大的讲稿再讲一遍，另开一门中国文化史或中国史学史（各一学年），那是现编的教材。1947年秋至1949年夏，我每星期来往沪杭一次。1948年秋季开学后，改为每两星期来沪一次。每两星期的第二周的星期四，一早从杭州出发，中午十二点半到上海，就在北站附近小饭馆里吃午饭，饭后径赴宝山路西宝兴路口暨大文学院，从一点半起到五点半，连上四节课。第二天、第三天各上六节课，两天半之内上足两星期的十六小时课，当晚乘特快车返杭，约十一点可到家。记得最后一次到暨南上课是在4月上旬，5月初杭州解放，沪杭火车交通中断，应在5月中旬来的一次便没有来成。等到6月初交通恢复我再度来沪探亲时，暨南已停办。

这两年来暨南上课，晚上都住在青云路暨大宿舍内学校配给我住的一幢房子里，因为名义上我是学校的专任教授。但实际上我只单身一人每星期或两星期来住上两天，所以学校又让中文系一位单身副教授郑骞也住进来。他是常住户，所以我让他住前间，自己住后间。他只住了一年，1948年秋，因台湾大学以教授来聘，他便去了台湾。听说至今仍在台大。

这两年在暨大宿舍里认识来往的有束世澂、沈鍊之、黄豫芳等，在教员休息室里认识的有郝炳衡、刘大杰、吴文祺、施蛰存、刘佛年等，又去过孙蜀丞、牟润孙的家里。那时的校长是李寿雍，我没见过面。他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在学校里纵容三青团横行，贴出大字报都为反动政府说话，民主气氛远比浙大差。有一个姓但（？）的三青团头子是我班上的学生，上课向来不到，考试成绩不知所云，我批了个零分。注册课找到我对我说，这个学生有特殊任务，所以成绩不好，你得给他及格，不能打零分。我说我打分数凭试卷，不能改，要改你们负责去改。注册课来人说那样不好，你不改以后会有麻烦。我不再理他，以后也没有什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暨南停办，教师如何安排我不清楚，学生并入复旦。我原在浙大，当然不存在为“谭季龙”另做安排的问题。但浙大一解放就停办了历史系，教师部分遣散，部分留校学习马列主义，我属于后者。原说历史系停办一年即恢复，可是到了1950年初又宣布历史系不恢复了，教师愿留校者一律教公共课中国近代史，不愿者听其自谋出路。我选择了后者。消息一经传布出去，南京大学、齐鲁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张维华都是我的熟人，即驰函热烈延聘，但最后我没去南大也没去齐鲁，却来到了复旦。当时复旦的历史系主任周予同，我与他素不相识，他之所以要聘我，则系由于接受了并入复旦的原暨大历史系听过我课的学生陈清泉、刘伯涵、刘保全等提出的请求。

出处

谭其骧：《舆地勾稽六十年》，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185-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