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出国前夕，梁思成遭遇车祸

徽因和她父亲于1921年下半年回国把她和思成的婚姻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1923年初他们下定了决心。1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大姐说，“思成和徽因已约定结婚。”他又加上一句重要的说明，“我告诉他们，他们在订婚之前必须先完成学业。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可是林家主张他们立即订婚，我们的朋友们大多也是这样主张。你的意见如何？

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直到1927年秋天才宣布订婚，1928年3月才举行婚礼。父亲关心的是思成和徽因的学业。当时节制生育还不为人知也不可得。如果结婚头一年就建立一个家庭就会打断他们的学业并使他们承担起超出他们负担能力的花费和责任。

就在这一周，梁老先生写了另一封有远见卓识的信。这次是写给徐志摩的。父亲就像许多别人一样，对于这个早就是他的爱徒的年轻诗人充满了爱慕。当然他也熟知徐那放荡不羁的“野马”脾气的危险性。徐志摩在1922年3月离了婚。梁启超写这封长信的目的，既是要谴责徐志摩抛弃他的妻子，也是要保护徽因和思成，使他们不受徐志摩完全有能力造成的混乱的伤害。他在信中无一字提到徽因，但要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

徽因仍然敬重和爱着徐志摩，但她的生活已经牢牢地和思成联系在一起了。长久的计议已定，她就能投身于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了。这是一群积极参加白话文运动的年轻作家的社团，白话文运动是要推行现已被普遍接受的把口语用于文学写作的做法。

这是徽因写作生涯的开始。她写出了她最早的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但是据思成说，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浪漫派散文诗的译文：《夜莺和玫瑰》。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发表的，但它可能是在北京或天津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它们是新月社成员早期的重要园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尤其对于来访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现得特别友好。这就激起了徐志摩向中国听众介绍西方艺术成就的热情。他和徽因负责组织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乐会，那是一位西方艺术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乐节目带到中国古都来上演。

那年是思成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夏天就该和同学们一起利用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深造。他准备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这就促成了他和徽因的婚事。好多年以后他告诉我，她在伦敦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很喜欢。她的朋友在紧迫的询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

徽因当即就确定这正是她所要的职业，一种把日常的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在她回到中国以后，她在引导思成作出这样的决定方面也没有任何困难。他一向热爱绘画，并模糊地感觉自己是个职业美术家。建筑正合他的心意，而一道学建筑也符合两人的心意。

1923年5月7日，思成、思永和他们的弟弟从西山来到北京城里，参加1915年5月7日日本要求并获准从德国人手中接管山东省的国耻日周年抗议示威。梁家的大院是在南长街，一条市中心的海北大街。离梁家不远的街的南端就通向繁华的东西大道长安街，它邻接着天安门的正面。

大约十一点钟，思成把他大姐赠送的礼物——摩托车推出来，让思永骑在后边，驶向南边去追赶游行队伍，当他们转入大道时他们被一辆大轿车撞到侧面，摩托车被撞翻了。它重重地摔倒在地，把思永扔出老远，把思成压在下面。坐在轿车里的官员命令他的车夫继续往前开。

思永的伤口流着血站起来，发现他的哥哥躺在便道上不省人事。他立即跑回家里，他满身是血的样子把家人吓坏了，他叫道：“快！救救思成！他撞坏了！”一个仆人奔向出事地点，把思成背回来。他脸色苍白，眼珠也不会动。

过了二十分钟，他恢复了知觉，脸上也又有了血色。他父亲俯身向他，握住他的手，“他抓住我的手，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梁启超写道，“他对我说，‘爸爸，我是您的不孝儿子，在您和妈妈把我的全部身体交付给我之前，我已把它毁坏了。不要管我，特别是不要告诉妈妈。大姐在哪儿，我怎么能见到她？’”

“这时候我的心差不多要碎了，”父亲写道。“我只是说，‘不要紧的，别害怕。’当我看到他脸上恢复了血色的时候，我感到安慰。我想，只要他能活下来，就是残废我也很满足了。后来医生来了，对他作了全面的检查。他诊断说，腰部以上没有什么毛病，只是左腿断了，他用救护车把思成送到医院。”

在这段时间里思永忙着和别人一起照顾思成。后来他睡着了，于是家里也替他担心起来，把他也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他只检查出嘴唇摔破和腿上轻微的擦伤。两兄弟在医院同住一间病房，思永一个星期就出院了，而思成则要住上八个星期。

一开始医院的外科医生告诉家里，思成不需要动手术，因为骨头没有断。这个诊断是错的，耽误了正确的治疗。

实际上他是股骨复合性骨折，到5月底思成已经动了三次手术。父亲在一封给大姐的充满希望的信件中说腿已经完全接合，思成将能“和正常人一样走路”。可实际并不是这样，从那时起，左腿就显然比右腿短一大截。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辈子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装设背部支架。对于一个由于职业原因需要常常在农村里长时间行走并攀越和检查房顶和桁架的人来说，这种残疾实在是难以忍受的。

父亲借着他活泼好动的大儿子这段消极日子把它利用起来。大约出事后两个星期左右他就让思成研读中国经典，从《论语》和《孟子》开始。“在这两个月里你应当能够消化以至背诵那些对自我修养有用的段落，然后你必须读《左传》和《战国策》的全文以增长你的智慧和改进你的文风。如果你还有时间，就读点《荀子》，那就更好了。”

这些经典是过去八百年来科举考生的必读课。在这里，改革派领袖梁启超显然是回到了他的新儒学立场，并认走背诵经典是对于清华大学那无可名状的单调课程的有用补充。

思成的母亲则对于那个汽车撞了她的两个儿子又跑掉的官员特别生气。她找了共和国总统要求处罚这个官员。最后判定那是车夫的错，母亲不肯罢沐，直到总统替他的下属道歉为止。

母亲还同时有别的担心。那年夏天特别热，而病人躺在床上绷带一直要缠到腰间。他的美丽的徽因，因车祸的消息而憔悴，每天到医院里来看他。没有那种长辈教给的羞涩，她每天下午都坐在他的床边，热心地同他谈话，开玩笑或安慰他。年轻一代的这种行为使他的母亲感到震惊。徽因还因记录梁启超口述给大姐的信使她在这紧急时刻了解情况而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和感激。后来我们知道，大姐对于把这位现代姑娘纳入家庭也曾抱有疑问。

直到7月31日，思成才出院，那时候他父亲已经同医生商量好，他夏天到美国去进修的计划必须推迟一年。“如果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他父亲写信给他说，“你可能在旅途中遇到麻烦。冒险是不值得的。人生的旅途相当长，一年或者一个月算不了什么。你的生活道路太平坦了。小小的困难可能是你锻炼性格的好机会。而且就学业来说，你在中国多准备一年也没有任何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