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类灵魂的审问者
发布时间:2025-05-23 15:38 浏览量:2
此篇文章9745字,阅读需要35分钟。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国人 1821 11 11——1881 2 9
文/叶谷
我是费多尔·米哈依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生需要哪些陈设?!佝偻的脊背、残喘的生息,还是痉挛的身体?与我同在的磨难都假装无辜,还要求我要有与病痛相认的一副面孔。在那些无力抵抗的日子里,皮囊像一纸遗书的封面,试图阻止一场交换时空的革命。恐惧帮我战胜了恐惧,除了它,谁还能对抗自己?!
我的父亲是一个温柔的酒鬼,十几杯伏特加下肚,便会在结满霜冻的窗棂下为母亲梳理长发。他的血液是奔跑的欲望,能怒斥反抗也能穿过贫穷。他时常祈祷,哪怕是济贫医院的卑微的工作也怕失去,这好歹能缴上房租。
我和哥哥睡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当那些求医问药的人发出痛苦的呻吟时,我俩会不安地向四处张望,以证明这不是真的地狱。可是惯于在黑暗中栖身,有时难以相信自己还活着。因为这里没有影子,也没有风,甚至需要我们两个盲触这世间的亲情。
七岁时,不知走了什么运,我们家被封为莫斯科贵族。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父亲接触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人。
贵族,多么压榨人性的字眼!对于我来说,它不是贫穷的反面,而是穷到极致的一种扭曲,它令我失去了真实的自己。我习惯贫穷,也不诋毁富贵。可漏洞的衬衣宽恕不了头上的桂冠,像一种对半真半假的质问, 这样的形象到底是优雅还是粗鄙?
父亲为了给予我们良好的教育,将我和哥哥送到寄宿学校。一年后,又将我分拨出来送进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这里所有的学生都是贵族子弟,他们奢靡、浪荡、挥金如土。而我囊中羞涩,难以支付开销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避免被嘲笑,我开始独来独往。同学们很快就知道了我是个穷酸货,他们奔走相告,像发布我的死亡讣告一样被大家惊讶地接收了。我远离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排斥活在别人的嘴里,我只为自己活,所以不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就是我占得便宜。
人总要被什么填满,19世纪上叶的莫斯科贵族热衷于舞会、戏剧和音乐会,并且将法语作为上流社会交流的官方语言。受这种生活背景的影响,我也可以使用法语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了。
毕业后,我被授予工程兵中尉军衔并成为工程部制图局的绘图员。这份工作不但枯燥且薪水微薄,于是我在闲暇时也会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赚些钱补贴家用。
普希金 诗人 1799 6 6——1837 2 10
1837年,普希金在决斗中重伤,三天后离世。他短暂的一生正如他在诗歌中写的那样 :我只为爱情而悲伤,只为爱情来死亡!
当时我想去参加他的葬礼,但不幸的是我的母亲在此时也离世了。母亲走了,这一切都那么不真实。我从来没有仔细地去感受过她手心的温度,今天抓住的却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冰冷。冰冷、沉默,都要讴歌。人们习惯关注美好,而我独爱这世间的阴影。母亲的离去是阴郁的,意味着一个没有妈的孩子降生!
从此以后我只能开口向父亲要钱,时间一长他便恼火。我丝毫意识不到对于贫穷的父亲来说,失去爱人的痛苦已令他宛如沉睡,而我对他饱含期待就更是一种暴力。他不停地酗酒,醉了之后就把气撒在农奴的身上。他指天指地指着农奴的鼻子,他看不惯的人似乎都长着走狗的脸,还专干偷玫瑰的勾当。他的言语一出就不无挑衅,而且骂得有板有眼,让人很难将自己排除在外。终于有一天,不堪受辱的农奴们群起而攻之,将醉酒的父亲活活揍死!
父亲走了,依然是那样不真实,我这个没妈的孩子被迫又降生了一次。直到现在,我仍认为父亲的离去我难辞其咎。如果不是我一次次的向他要钱,他不会死得那么惨!强烈的内疚感反噬自己,促使我在他的葬礼上发作了癫痫病。
恨自己,需要力量;自我批判,首先得有下笔的能力。我的心里一直记着一笔账,早晚要和自己清算干净。为了生存,我开始翻译席勒的《唐·卡洛斯》这部作品。我初步算了一下,只要卖出一百册我就能保本,如果卖出一千册我就能大赚一笔。
可是翻译作品比写作受限,也更艰难。我常常有篡改内容的冲动,总是在完成一部作品时,心里诞生了一部同名却不同结局的作品。有时相同的一件事,我能译出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且丝毫不影响原段落的用意,这个发现很惊喜也让我寝食难安。
翻译名著就是虚度时光——这是多么自大的想法啊!事实是我发掘出了自己的写作能力,一颗种子就这样埋下了。原来,有一扇门一直开着,而我一直在光照进来的地方痴迷着影子。
1846年,我的中篇小说《穷人》落成,开始在《彼得堡文集》上连载。这部作品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但是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一致认为“新的果戈里出现了”并给予了我极高的赞誉。同年,又连载了《双重人格》,虽然不温不火,但我创作的激情很是高涨。在文学的这条路上,别林斯基是我的贵人,没有他的提携,我可能会自我否定。 当时他在一封信里提出要废除农奴制,我举双手赞成。可农奴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他们不甘心解放农奴的自由给自己带来损失。为此,我走上街头不要命地宣传废除农奴制,并将别林斯基的信当众朗诵。我的做法危害了当局利益, 很快被政府拉进了黑名单。
1849年4月,我被捕入狱,理由是参与造反活动。我身上仅有的60戈比和一把梳子被没收了,哥哥给我送的衣服也被没收了,我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囚犯,生死未卜。
我趴在监舍的小窗户上对着一群蚂蚁打招呼,又劝告一只小鸟要珍惜当下。我想到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结局: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舞台上却已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如果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具,那么,此生无憾了。
别林斯基 俄国著名学者 作家 文学评论家 1811 6 1——1848 6 7
同年12月22日凌晨,我被押赴刑场准备执行枪决。原来,死可以绕过活着,活着不可能绕过死。如此一说,是不是活着能证明死,而死还是为了证明死?!由此可见,死是一种很深的城府,不能被设防!我多想把这些对生命的感悟写下来,可我面前没有纸笔, 只有要套在头上的裹尸布。此刻,我没有时间去恐惧,在黑布套向脑袋的一瞬间,我诅咒了虚伪的人性和这个不成熟的世界。
准备!!!
庄严的形式不知道是不是对死者的尊重!
瞄准!!!
真正的解脱是灵魂再也不被奴役!
枪下留人!!!
枪下留人!!!
短暂的静默之后是一片骚动……
我所有的意志已经汇聚到颅骨之上,那是活到边缘的最后一片疆域!我要观摩子弹与意识相撞的瞬间,记住有多少谎言堆积的道德被炸得四处迸溅。还要铭记,追求真理就是一心赴死!我很满足了,因为有东方的第一抹曙光和尘土同为我下葬!
枪下留人!!!
枪下留人!!!
骚动过后又是一片静默……
沙皇特赦,死刑改为流放,我死里逃生,这是掌权者对生命最温和的一次敬意。
我不用死了吗?我的自尊从不迁就苟活,只能与死同盟。这突然而至的幸福让人生气, 当我冷静以后才感悟到:活着是福,每一分钟都能成为幸福的永恒,如果年轻时就有经验,那该多好!可我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所受的苦难!
为期四年的流放生活,将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监狱里度过。白天在绳子磨破的肩膀上背砖,晚上要和杀人犯、强盗们一起睡在大通铺上,白菜汤里飘着蟑螂,发霉的面包里有一坨坨虫卵。即便如此,我的食物也经常被那些ren渣抢跑。如果反抗,在睡着以后就会被他们撬开嘴,往里面撒尿。
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受尽了凌辱与欺压。当人无所爱时,他会爱身边的白桦林, 爱不远地方的一座山丘,甚至爱“恨”的本身。因为我肯定苦难,赞美苦难!你们看到了吗?我正漫不经心地经过这一切,还能在路上喝酒。
十年后出版的《死屋手记》就是流放生涯的立体回放,听说沙皇看后都掉了眼泪,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国家有如此可怕的地方。
1854年1月23日是我刑满释放的日子,随后被编入西伯利亚独立军第七边防营。我先在颚木斯克的朋友伊万诺夫的家里住了一个月,2月23日被解往该营所在地塞米巴拉金斯克去当列兵。
这是一座靠近中国边境的极其荒凉的小城, 周围全是沙漠。小城南部是鞑靼人的聚居地,房屋周围没有一棵树,高高的院墙挡住了好奇者的窥探之心。伊万诺夫将军给我的上士写了一封信,恳请他对我给予一点照顾,我才得以在军营的附近租了一间屋子。 我的目的很明确,我需要独立的空间写作。
我的房东是个士兵的遗孀,她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为我洗衣做饭。为了表示感谢,我每月给她五卢布,当然包括房租在内。我们士兵的伙食要比百姓家的好一点儿,我经常把饭菜带回去和她们一起吃饭。
第二年,我在别利科夫中校的家里认识了伊萨耶夫夫妇。伊萨耶夫是一个中学教员,他人极好,也有教养。可是嗜酒如命,胡乱花钱。他经常在酒后行为放肆,口无遮拦,这一点和我的父亲很像。他的太太玛利亚,娘家是法国贵族,父亲是俄军上校。她长得极为漂亮,但脾气暴躁,更多时候像个神经质的病人,可她所有性格的缺陷在我看来都是情感丰富的象征。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得这么认真,是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和玛利亚有一段不得不说的过往。
玛利亚给了我母亲般的感觉,我爱上她完全是出于渴求安全感的一种内在邀请,但当时我认为那是爱。她是我四年苦役后接触的第一个女人,我敏感怯懦,在她面前常表现出两个极端的自我。要么几个小时一言不发,要么激动得长篇大论。她每每流露出怜惜的眼神,我就会马上做出感激的反应。
苦役犯流放的场景
女人有着天生的母性,面对我的颓废、敏感,更能激发她天性的本能。我好像找到了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的某种东西,也认为她能弥补我的残缺。所以我以悲苦、破碎的方式来打动玛利亚。
我们都迎合着彼此的需求去表现自己,在对方的心里投射了一种相爱的假象,甚至制造了“灵魂契合”的幻觉,并认定这是相见恨晚。 更可笑的是,她贴在我的肩膀上,我就认为她需要拥抱。她吻我的额头,我就认为是对我爱她的一种回应。于是我神魂颠倒,将她刻画成欢乐的化身。可是她是有夫之妇,还有六岁的儿子,我该怎么办?
所有有目的性的想法总会一步步接近内心倾向的结果,而且会自动忽视它借助了什么样的契机,还相信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生的。
1855年6月末,我写了一首题为《1855年7月1日》的诗献给皇太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为她祝寿,九月份就收到了西伯利亚独立军军长提升我为士官的委任书。 这时候,玛利亚对我做出了激烈的回应,我们的关系比以前拉近了太多。可是伊萨耶夫被调往六百多公里以外的库兹涅茨克工作,这意味着我和玛利亚要分手,而且永难再见了。伊萨耶夫没有钱置办行装,我东拼西凑借了点钱打点他们上路。送别的那天,我痛不欲生,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伊萨耶夫好酒,我灌醉了他才得以与玛利亚单独话别。他躺在马车里打鼾,他们的儿子帕沙也睡了。
那是一个柔美的七月的夜晚,空气里有令人陶醉的甜味儿。茂密的松林是一道天然的屏障,玛利亚的气息顺势割开了我的血管。汩汩的热望推演着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牵引着野草疯长。她的爱在我的手臂之间……盘旋、上升……
马车跑了起来,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泪水滚滚。
我们开始频繁地通信,可玛利亚带给我的不全是欢乐。她的丈夫得了不治之症,她对无望的未来感到恐慌。这一切让我忧虑,我变得消瘦,脾气也更加急躁,甚至不能全神贯注地写作。时隔几月,断联的玛利亚突然给我写了一封信。她没有解释为什么中断联系,只是在信里描绘了同丈夫诀别的场景, 诉说自己孤苦无依的处境。我看完信立刻将自己仅有的二十五卢布寄给了她,并给我的朋友弗兰格尔写信,恳求他无论如何要接济一下这不幸的孤儿寡母。
我因玛利亚的苦而苦,因她的痛而痛。我不知道她的父亲已在第一时间汇给她三百卢布,而且后来也没间断地接济她。这都不重要,因为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爱让人有罪,也让人变得歹毒。伊萨耶夫的离世让我心生窃喜,更让我不再遮掩,我下定决心要娶她。当我凝望玛利亚所在的远方,我的四季都命悬一线。她该成为我的仇恨、我的和平、甚至是我欲望的同谋。我写信告诉她要和她组建一个温馨的家庭,可玛利亚的态度若即若离,含混其词。
1856年的谢肉节,我被人请去吃油饼、跳舞。我将快乐的场景在信里描绘给玛利亚,她却发了很大的火。回信暗示我,说有人爱慕她,我开始失魂落魄,随后又说是和我闹着玩儿的。没过几天又告诉我有媒婆给她提亲,我又开始绝望。然后她骂我傻,说那个人指的就是我。我就这样在希望与绝望、相思与猜忌、悲痛与狂喜之间来回失重。
六月份,我临时受命押运一车绳子去巴尔瑙尔,那里离库兹涅茨克不远,我要去看望她。可一见面,她就说自己已经属意一个年轻人了。我通过了解,知道了这个年轻人比玛利亚小五岁,是一位小学老师,工资很低,一年才有四百卢布纸币,而且文化水平不高,也没见过世面,更谈不到有什么社会地位。
我很担心玛利亚和他在一起生活不会幸福, 便极力地劝导她不要拿感情当儿戏。如果他抛弃你,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玛利亚被我说得犹豫不决,在我离开的时候还给了我一线希望。她说:问题还没解决呢,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能决定。可是我刚回来就收到她的来信,她说:如果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很体面的人向我求婚,你该怎么办?
我当即回信说:我不是发疯就是跳额尔齐斯河 。
1858年与流亡期间结识的朋友肖坎·乌伊里查努里的合照
我对玛利亚的爱有增无减,我对弗兰格尔说,我爱她爱到发疯的程度,对她的相思会把我带进坟墓。我是一个纯粹到有点儿愚蠢的男人,我从没考虑过玛利亚对我的态度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担心,我开始后知后觉。
我不过是个边防军士官,服过苦役也被剥夺了贵族称号。眼下仍受监视,还要再服三年兵役。关于我的写作,玛利亚不可能做出清晰的判断,因为我没有新的作品问世。《穷人》的成功毕竟是十年前的事儿了,而且目前禁止我回到莫斯科,也不允许我发表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谈组建家庭的事呢?
我必须要改变处境,否则没有前途。我想起了在军事工程学校念书时认识的托特列边兄弟俩,哥哥叫爱德华,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立过军功,现在是沙皇身边的侍从将军。弟弟叫阿道夫,是我同学。我言辞恳切地给阿道夫写了一封信,请他代为求情。
“我被指控图谋(只是图谋)反对政府,我得到了法律的公正惩罚,长期的沉痛经历使我清醒也改变了我的思想。我向您发誓,我以下对您说的都是真话!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由于我误入歧途被社会弃绝、放逐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才能做一个有益社会的人。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些什么以赎前愆,可是我只能蹉跎岁月! ”
接着,我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我希望能做别的更适合我能力的工作,我的全部理想是:免去我的军职,派我去担任文职,地点在俄国内地或是这里都行。当年我在文学路上受到过公众的欢迎,我希望能允许我发表作品,这种做法已有先例。我相信在文学的道路上才能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能让我重新获得好名声,好歹能维持生活,因为除了这些我一无所长。我不向您隐瞒,除了跟您提到的这些情况外,还有一个情况——我的终身幸福也取决于这件事的成败。 请原谅,我冒昧地向您求助!
这封信是弗兰格尔帮我带到了彼得堡,他亲手交给托特列边将军,并请他弟弟阿道夫给予支持,兄弟俩答应全力以赴。
我在等待的不止是一封回信,更是前途未卜的命运。我的苦难有着力量,它抱着求生的音调嘎嘎作响。生命太沉重了,我急于将这种沉重付诸笔端,可我思想的热情有可能跌进一场虚无。
不久,弗兰格尔来信向我说了中间斡旋的进展,并要我寄些作品去。5月23日,我回信时寄去了一首诗,请弗兰格尔设法交到沙皇手里。通过托特列边兄弟俩的努力,沙皇允许提升我为准尉,但不能撤销严密的监视, 直到完全确信我的忠诚以后才能考虑我发表作品的问题。这道圣旨是10月1日颁布的,我到10月31日才接收到。我在晋升准尉后得到赦免回俄罗斯内地的希望越来越大,玛利亚也许是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对我充满了无限的柔情。她给我写信叫我哥哥,令我大为振奋。
1857年年初,一切问题都已处理妥当。我借了一笔钱租好了房子,得到了结婚的许可和假期。2月6日,我和玛利亚在库兹涅茨克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玛利亚,我娶你不是说说而已;我爱你也不是表达一时的情绪。责任、担当不是义务, 而是对所爱之人的本能,是我对你心生愿景的一种答复。如果你感动,请赤着脚向我而行,然后像个惊喜一样停在我的身边。
新婚之夜,玛利亚确实哭了,不是被感动的,而是被我吓的。
柔情似水的良夜,我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拼命地呻吟,玛利亚吓得险些昏了过去。医生诊断为癫痫病,并警告发病时有可能因喉咙痉挛而丧命!她质问我,为何对她隐瞒病情?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患得什么病,医生也并未确诊过。
第一次发病是在父亲的葬礼上,第二次是在自己的婚礼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由于这个原因,我没能给玛利亚幸福的婚姻。只要她躺下我就会变得格外紧张,生怕这病不合时宜地发作。久而久之,玛利亚不再迁就我的情绪,我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 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可以自由写作了, 我活在笔下的世界里,写不同的角色赋予了我不同的情绪,对玛利亚的问话也答非所问。玛利亚理解不了一个作家的痴迷状态, 尤其是我情绪激动地自言自语时,她捂着胸口拽着窗帘问我怎么了?有时干脆尖叫着逃开!
1874年3月21日 陀氏(左一)因违反审查制度在警局被问话
1857年4月17日,沙皇恢复了我世袭贵族的称号,这意味着我人身自由。同年8月,我的作品在刊物上消失了十年以后终于出现在《祖国纪事》的杂志上,这刊杂志还发表了我于1849年在监狱里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英雄》。时隔两年,《俄罗斯语言报》又发表了我的作品——《舅舅的梦》。
期间,我幻想写一部狄更斯风格的六十印张的大作品,其实这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最初构想,于三年后完稿。
1859年,我终于收到了退役许可,沙皇允许我可以选择除了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外的任意地方居住。
为了便于与出版界联系,我选择了离彼得堡很近的特维尔小镇。在哥哥米哈伊尔的建议下租下了一套有三个房间带家具的小住宅, 玛利亚很不满意,对特维尔的一切都不满意。她抱怨没有穿戴,衣服土气。我赶快给哥哥写信,拜托他帮玛利亚买帽子和衣服,速速寄来。玛利亚不喜欢我的哥哥,因为哥哥曾劝我不要娶她,她甚至怀疑哥哥一家都暗中看不起她。
她为了得到所谓的在意,常为小事哭闹。不是餐馆侍者给她上菜的态度不够殷勤,就是商店店员回答她的问题显得粗鲁,要不就嫌弃熟人跟她打招呼不够热情。我在家里写作,她抱怨我不带她出去;我带她出去又说我不与她谈创作。可是我没法跟她谈,因为她不理解文学的探索和追求,还一直打击我、 质疑我。如果我反驳,她就骂我是个可憎的苦役犯,说她的心早给了那个比她小五岁的小学老师。
1859年10月,我在给哥哥的信里谈到了绝望的婚姻。
我在这里境况苦极、糟糕、悲惨,心已干涸。我的灾难远远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1859年12月,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得到在首都的自由居住权。1860年,玛利亚也随后迁来。可是这时她的肺病已经严重,受不了这里寒冷潮湿的气候又被迫回到了特维尔。 从此我们两地分居,只是偶尔见一面。
1862年夏,我出国游历,玛利亚留在彼得堡。我对外声称玛利亚要帮助帕沙准备中学的入学考试,其实是我们的婚姻已经彻底破碎。两年前,我们不仅在生理上没有接触,连其他的生活方面也没有交集了。玛利亚疾病缠身,奄奄一息,而我忙着创办《时代》杂志并写出了一百多印张的作品。也是这时结识了波琳娜·苏斯洛娃,并和她暗中往来。这次出国游历,我到过柏林、巴黎、瑞士、佛罗伦萨,也迷恋上了赌博。
1864年4月14日,玛利亚病情恶化,大口吐血,第二天与世长辞。
“她受了这么多苦,我不知道谁会不同她和解!”
我望着帕沙对他说,以后你只能将我当做亲生父亲了。这孩子审时度势地喊了一声父亲,他和他的妈妈一样狡猾。
我给弗兰格尔写信,他是我和玛利亚感情的见证人。
“那个爱过我,我也无限爱过的人——我的妻子,在莫斯科离世了。弥留之际,她的神志十分清醒,诀别的时候她也想起了你。我想告诉你,尽管我们在一起不幸福,但我们彼此不能不相爱,甚至越不幸福越彼此眷恋。我往她墓穴里撒土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的心竟这么疼,我的生活竟这么空虚 !”
我对弗兰格尔讲述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我没有提在玛利亚卧床不起的时候, 我的心已属苏斯洛娃了。
1866年,《俄国导报》上连载了《罪与罚》,里面马尔梅拉多夫的妻子就有玛利亚的影子,《bai痴》里的纳斯塔西娅也有玛利亚的影子,甚至《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卡佳的原型也是她。
我不知道爱玛利亚什么,或许爱她给我的否定,爱她给我的敌意。我被她点亮的不是人生,被她唤起的也不是激情。我不舍的恰恰是她对我的不尊重,是她让我明白了再怎么爱她都白搭,是她让我在爱她的时候还一直寻找爱……我痴迷一切的不确定,就如我在《死屋手记》中写到的一样: 爱就是所爱对象自愿奉送的施虐权。可这能让我肯定灾难,喜欢阴影。
同年,哥哥离世。他生前欠下的大笔债务要我承担,嫂子和四个侄子的生活我也要负责。债主们天天上门催缴,还威胁要把我送进负债人监狱。为了躲避他们,我远走欧洲。我迷上了赌博是想赢钱还债,可我越赌越输,越输越穷,有时为了发一封电报都要当掉一条裤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速记员安娜 剧照
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写书挣钱,为了提升写作速度,朋友奥尔辛为我找来了速记学校的学生安娜。在她的帮助下,我只用了二十六天就完成了小说《赌徒》,其素材正是来源于自己沉迷赌钱的经历。两年后又出版了《bai痴》,随后进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构想当中。
安娜比我小二十五岁,有学识。有教养。她在我的创作当中与我分饰角色演绎我笔下的故事情节,我们的情绪随着人物的命运波澜起伏,动情处相拥而泣。我们也会扮演名著里的角色,有时我是为了女儿变卖餐具的高老头儿,有时她是智慧雄辩的鲍西娅。
有一天,她红着脸说想演苔丝德蒙娜,我的心狠狠地抽动了一下。我知道她不是说着玩儿的,她在向我倾诉忠贞不渝的爱!
我不敢抚摸她的手,嘴里还说着自己认为极尽克制的话。我和她有距离,却感到没有一处不被她碰触。这一刻,我是病态的,像火焰一样了结了自己!
我娶了安娜,毕竟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不是谁都有幸能遇到的。所谓的灵魂伴侣也不是以多少条标准来束缚的,更不是迎合对方刻意地表现自己。只有在自然而然的相处中, 彼此的认知和观念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之后产生了同频共振,才能称之为灵魂伴侣!
爱是艺术,是心甘情愿地交换思想,是交给生存的答案,是和对方一起破碎、一起完整,是以爱报复爱的本身。
安娜和我一起过着凄惨的生活,为了偿还哥哥的外债,我不停地写作。有时还未完稿就提前抵债了,实在没钱了,人家还要上诉要抄家,要逮我入狱。我坐在这里满心绝望, 累得半死还得撑着把稿子写完。更可怕的是,我动不动就发作癫痫病。我的牙齿咬得紧紧的,脑袋不受控制地哆嗦。安娜握紧拳头跟我一起使劲儿,她的眼睛里全是战胜病魔的勇气。抽搐过的全身,骨头都是疼的,手指的关节也要缓解几天才能舒展。这种情况下,我依然写作。
我发表的《作家日记》让我声名鹊起,全俄国都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7年,我对外宣布暂停日记的创作,要重新创作一部更加重要的作品,读者们便在惊讶中对我满怀期待。三年后,《卡拉马佐夫兄弟》诞生,这部作品将我推向了世界文坛的高峰!扉页致辞:将其献给安娜,她是世界上最纯粹的人!
我还清了债务,买了一处庄园。颠沛流离了大半生,我和安娜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身体恐怕撑不了太久了。我的创作到底还有多少未解的天赋密码我都不好奇了,这些年我的心力与心血已被《卡拉马佐夫兄弟》掏空,我准备好了……死去!
1881年2月8日,我正在伏案写作,突然钢笔掉了。我弯腰去捡的一瞬间,鼻孔血流如注。我回过头……看着熟睡的妻子,幸福地笑出了声。
第二天安娜起床看到满地是血,赶紧叫来了医生。我让妻子叫来神父,我要忏悔,要领取圣餐,要迎接死亡。安娜,我就要走了, 请你点上蜡烛,再为我读一段《福音书》里的寓言吧。
安娜,你是上天赐给我的韧劲儿,我所有的幻想都被你稳稳地托住。我渴望你,像渴望自我生命的圆满,你的爱有边界,你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整而独立地存在!
※ ※ ※
作者话:人们歌颂美好,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苦难。他的思想是文学的遗产,他不用发誓就得到了所有读者的信任。他的遭遇让我们感到疼痛,又让我们肯定了离幸福最近。他的作品里有一种病态的美,令我们感知到经受苦难就是拥有幸福!他的一生被命运百般挑剔,却还狂热地爱着痛苦!
他的《罪与罚》以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与救赎体现了心理与哲学上的探索。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信仰与理性的辩论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则体现了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上的冲突 。
1881年2月8日,他伏案创作。为了捡一支钢笔导致脑血管崩裂于2月9日离世。他的遗体安葬于圣彼得堡, 他的碑文如下: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安德烈·纪德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道 :讲陀氏,是一件终身大事!
史铁生总结说:陀氏发现了苦难的意义,肯定了苦难的价值!
谢谢你,读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