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之觉醒年代：文盲、小脚、大六岁，都不妨碍你是我最爱的妻

两人成亲那年，他10岁，她16岁。

作为邻居，她是看着他长大的。

尽管没有上过一天学，本性善良的她却喜欢他的聪慧好学，像姐姐般怜惜他的苦难。

嫁给他之后，小脚的她以瘦弱的身躯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她倾尽全力助他完成学业，蜕变成长，最终成为名垂青史的伟男。

而她和他源于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却成为了他们真爱的起点，创造了奇迹般的爱情佳话。

他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她就是他的发妻赵纫兰。

少年李大钊

赵纫兰，1884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富户人家，和李大钊是同村人，赵李两家为世交。

她的父亲善诗文，所以给她取《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中“纫兰”二字为名。

赵纫兰与李大钊更是自幼相识，嫁到李家后，她一力承担起了侍奉老人、料理家务的责任。她关心照顾丈夫，并鼓励他发奋读书。

赵纫兰做的，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都难以做到的——全力支持李大钊报考新式学堂，包括后来支持他留学日本。

1906年，李大钊考入县城的永平府中学堂。看着丈夫学业优秀，赵纫兰满心欢喜，尽心操持家务，照顾老人，不让丈夫为家务操一点心。

但李大钊的祖父母相继去世后，家庭却陷入困境。

虽然祖父有遗言，勿大操大办后事，省下钱来供李大钊读书。但李大钊的父亲是过继来的，让继孙子继承家产，心怀不满的姑姑趁机借口吵闹，要分家产。

家业因此被折腾得所剩无几，李大钊的求学之路变得异常艰难，他十分难过。

赵纫兰

要强的赵纫兰为丈夫打气，她让李大钊只管上学，其它的事全部交给她来解决。

李大钊因家贫曾想放弃学业，有远见的赵纫兰硬逼着他返回永平府中学堂继续读书。

也正是在这里，李大钊逐渐产生树立了救国之志。

一年以后，李大钊却再次决定中断永平府中学的学业，而这一次，赵纫兰却选择了支持。

原来，在1907年暑假，“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李大钊决定趁假期赴天津报考采用更加专业的新式教育的北洋法政学堂。

当时，虽然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但人们对于投考新式学堂仍有诸多成见。

况且去天津读书意味着将会有更大的开销，但赵纫兰仍决定尽全力支持，就算靠典当挪借也要帮助求学到底。

这种远见卓识，在当时甚至超过了许多读过书的知识女性。

李大钊终于如愿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也就在这年，赵纫兰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可不幸的是，孩子不久就夭折了。

忍着丧子之痛，赵纫兰仍然大力支持李大钊求学。他在天津上学六年，全靠她“辛苦经营，典当挪借，才勉强卒业”。

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又想出国留学。赵纫兰听了，就只平静地问了一句：“需要多少钱？我去想办法。”

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生活无比艰难。但赵纫兰没去太多顾虑这些。

她只知道，丈夫要继续学习，就要无条件地支持他。

1913年，李大钊带着妻子千方百计凑来的钱，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赵纫兰对远在异国他乡的丈夫无比思念和牵挂，常彻夜难眠。偏偏在这时，小儿子因天花不幸夭折。

她独自承受着巨大的人生打击，从来没有动过让丈夫回国的念头。

留学时期的李大钊

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报纸杂志。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和封建顽固势力展开激烈斗争。

因才华出众，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

1918年，一家人终于在北京安家团聚。那时，他俩已经结婚19年。

夫妻俩在外人眼中是如此地不般配：李大钊是留学归来的学者、北大教授，而赵纫兰目不识丁，还裹着小脚；他风华正茂，而她却已经快40岁了，因长期的辛劳，看上去比较显老，常被客人误认为是保姆。

赵纫兰因此怕给李大钊丢面子，有客人来家中时，她就偷偷躲起来。

可李大钊从不嫌弃她。糟糠之妻多年来的牺牲和付出，他一直感激于心。

知道妻子的顾虑后，只要家里来客人，李大钊就亲自帮赵纫兰换好衣服，收拾妥当后将她请出，大大方方地向客人介绍。

他还亲自教她读书认字，后来她终于能写书信，甚至可以读懂《红楼梦》。

李大钊才华过人，善良正直，不少女教师甚至女学生对李大钊均表露出爱慕之情，他均一一婉拒，始终坐怀不乱，和发妻相濡以沫。

在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之下，李大钊精神焕发，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

他埋头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短时间内就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献。

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弥足珍贵，赵纫兰倍加珍惜。

但李大钊的人生之路注定不平凡。

他和陈独秀共同创编《新青年》，领导“五四运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营救。

此时赵纫兰即将临产，李大钊只能将她送回老家。

可生完孩子后，赵纫兰坚持要重返北京和丈夫在一起。明知丈夫身边处处是龙潭虎穴，她也无所畏惧。

因为，比起分离，这些都不值一提，她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和丈夫的生命融合在了一起。

1921年，李大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因为开会没有场地，他租住的小院就成了活动据点。缺少经费，他就把自己每月的工资贡献出一大部分。

不少困难学生经常慕名找他帮助，他也一律慷慨解囊。这样一来，每月的工资交给妻子时已所剩无几。

对此，赵纫兰没有任何怨言，只能更加绞尽脑汁安排家用开支，能省则省，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过着连农村都不如的生活。

因为舍不得放油，连普通人家常吃的葱油饼也很少做，常常是直接用饼卷大葱来吃。即使这样，全家人也时常饥一顿饱一顿。

这事传到北大校长蔡元培耳中，他直接出面进行“干涉”，交待会计科每月发薪水时扣除一部分，直接交到赵纫兰手中，才保障了李大钊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赵纫兰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知道他的付出牺牲都是为了劳苦大众。

赵纫兰还成了李大钊革命事业上的重要帮手。每当李大钊在家里进行革命活动时，她就在门外放哨，有时还会帮忙传递情报。

各地青年慕名而来，家庭生活常被打乱，但赵纫兰始终热情接待。看到有青年学生衣裳单薄，她就把刚为儿子做的新棉衣拿了出来。

“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这就是全家常年的生活写照。

对妻子的深明大义，李大钊非常感动。

建党伟业成功后，由于李大钊频繁参加革命活动和领导工人运动，这些都不可避免给家庭招来了祸端。

家门口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转悠监视；深夜，院子里还扔进过恐吓的大石头。

赵纫兰因长期精神紧张导致疾病缠身，甚至连小女儿钟华什么时候染上重病都不知道。

钟华最终不幸夭折，赵纫兰痛心自责，怪自己没有为李大钊守护好孩子。

李大到的子女

李大钊的名气越来越大，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只得外出避难，赵纫兰则带着孩子们回了河北老家。

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前，给赵纫兰的信中这样写道：

“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他的高瞻远瞩若干年后终成现实，可惜他却未能看到这一天。

张作霖入主北京后，对李大钊发出了逮捕令。

紧急关头，党组织安排李大钊去南方暂避。可是他放不下北方的工作，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的家被宪兵包围，赵纫兰和两个女儿一同被捕。

十多天后，李大钊和赵纫兰母女在法庭上相见了。

李大钊的眼镜没了，头发乱糟槽的，脸上还有伤痕，赵纫兰看到丈夫的样子难过得想哭。

李大钊平静地望了望母女三人，对法官说：“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

最后的时刻，他仍竭尽全力想保护妻女。

谁能料到法庭上那一面，竟成永别。

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报纸上就登出消息：“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

李大钊就义时，年仅38岁。

赵纫兰悲愤攻心，晕死过去。

醒过来之后，赵纫兰哽咽着对守在床边的女儿们说：“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除了病妻幼子，李大钊几乎什么财产都没有留下。

友人们筹款买了棺材，但仍无钱送回老家安葬，遗体只好先寄放在寺庙里。

赵纫兰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然而，亡夫还没有入土为安，几个儿女都还年幼，她不能倒下。

她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靠着友人的接济艰难度日。

1933年春天，她返回北京，请求北大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

北大校长蒋梦麟同意了，但提出声势不要太大，走较近的西门出城。平素柔顺的赵纫兰这次却坚决不同意，一定要从城里走。

她激动地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

李大钊葬礼队伍

李大钊在就义6年后，灵柩终于被安放在了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

余生心愿已了，仅仅一个月后赵纫兰就病逝了。

临终前，她唯一的遗愿是：陪伴在他的身旁。

1936年6月，赵纫兰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于万安公墓中修建，赵纫兰的灵柩随同李大钊的灵柩一同迁葬至陵园墓地。

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李大钊和赵纫兰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