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应笑我——梁宗岱的反叛与追寻(蔡登山)

胡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说：“梁宗岱婚变案，自前星期日梁夫人亲笔写信委托我与受颐为全权代表后，昨夜受颐与宗岱代表朱孟实（案：朱光潜）谈判结果甚满意，今天我邀梁夫人与受颐来吃饭，又在电话上把这方面意见告知孟实，请他饭后来谈。下午两点钟，孟实来了，我们三人把商定的条件写出来，梁夫人签了字，由孟实带回去，请宗岱签了字，仍送给我保存。条件如下：（一）需法律离婚。（二）诉讼费归宗岱担负。（三）法律判案之扶养费，自去年一月起，至今共乙千六百元，由宗岱付与何氏。（四）另由宗岱付给何氏生活费五千二百元，分四次付清。此案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议离婚，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无赖，不理此事，就致诉讼。结果要费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誉大受损失。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

谈到这场婚变，我们要回溯到一九二一年，当时梁宗岱十八岁，据后来成为梁宗岱最后一任妻子的甘少苏的《宗岱和我》一书中说：“中学毕业前夕，宗岱接到一封家信，催他火速回家。原来，一向反对宗岱外出读书求学的老祖母，在新会老家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想用婚姻这根绳索将孙子拴在自己身边。婚事由父亲操办，已经择好了佳期，就等拜堂成亲了。可宗岱岂能容忍这种封建包办婚姻?不管家里怎样威胁、劝说，他死活不依。尽管由于傧相的拉扯，总算勉强拜了堂，可他无论如何不肯进洞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接踵而至的‘说客’使宗岱大为恼火，他索性脱光衣服，手里拿着纸和笔，谁进来，他就高声喝问：‘你要说什么，快说出来，让我记下！’吓得再也没有人敢来了。婚礼就这样在宗岱的反抗中草草收场。‘新娘’何氏也是新会人，长相漂亮，可只念过三年小学，文化上当然不如宗岱的女友，加之宗岱与她素不相识，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明知不可能得到宗岱的爱，何氏内心痛苦不堪。宗岱吵过闹过之后，也很可怜她———她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呀，总不能弄得人家走投无路！于是宗岱去找她商量，说明虽然真正的夫妻关系并不存在，但他愿意帮助她，带她去广州读护士学校，并供应她在校期间一切费用，直到毕业工作为止。何氏心里虽不是滋味儿，但见到宗岱主意已定，也无可奈何。左思右想，只好同他一起来到广州。宗岱很快送她进了护校，直到后来他去欧洲留学，也没有忘记对何氏的诺言，还是照常汇钱给她读书。”

文中说到何氏在知识程度上不如宗岱的女友，这指梁宗岱在读培正中学三年级时，班上转来了七名妙龄女生，据甘少苏书中说：“宗岱对一个叫陈存爱的女同学很有好感，总是找机会同她接近。陈存爱是从天津教会女子中学转来的，英文很出色，人也灵秀，只是性格孤傲，不大同其他女生交往，对男生更是不理不睬。宗岱找她搭讪，每次她都表现得非常傲慢，弄得宗岱很是狼狈。另一位叫钟敏慧的女同学，比宗岱小三四岁，学习成绩也很不错。她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加上天性文静害羞，怕和男生接近。钟敏慧的座位就在宗岱前面，每当老师发下试卷，宗岱总是偷偷地站起身来看她的分数。钟敏慧发现之后，就故意用身体挡住从身后投来的目光。宗岱只好厚着脸皮问她得多少分，她就反问：‘只有你一个人才配有好成绩吗？’得不到这两位女同学的好感，宗岱心情抑郁不安，于是，他便写了一首题为《失望》的小诗，抄了两份，分别塞到陈存爱和钟敏慧的抽屉里。”诗云：

明媚的清晨／我把口琴儿呜呜地吹，

金丝鸟听见了／以为是他的伴侣；

飞来窗前青幽的竹林上探望，

便又失望地飞去了。

……

失望的朋友啊，

———怎的我不是你的伴侣？

……

陈存爱看了诗后，果然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改变了一向的傲慢态度，对宗岱好起来。他们开始在课余讨论英文和文学，交往越来越密切，由友好变得亲密起来。有趣的是，钟敏慧也同时改变了看法，喜欢他的才华和热情。只是因为已察觉到陈存爱对宗岱的感情，才主动煞车，把宗岱视为兄长，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友谊。初恋如蜜，给青春和才华添了翅膀。这一段时间，他为陈存爱写下了许多动人的情诗：

我不能忘记那一天……

伊姗姗地走过来。

竹影萧疏中，

我们互相认识了。

伊低头赧然微笑地走过；

我也低头赧然微笑地走过。

一再回顾地———去了。

而由于这场包办婚姻，打破了梁宗岱的初恋美梦。他连解释都来不及解释，陈存爱在中学毕业之后，带着一颗破碎的心，随着家人离开了广州。

一九二三年秋，梁宗岱被保送入岭南大学文科。次年秋，他踏上他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一九二五年秋，他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法国文学。一九二六年七月胡适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期间曾到巴黎去搜集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在九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载着：“……见着孟真、梁宗岱、郭有守诸君，一同吃饭。”次日日记又说：“下午与孟真、有守、宗岱同去游Bois de Boulogne，地方极大，风景很好。回来时，他们到我寓中闲谈。宗岱喜欢研究文学。有守虽专治经济，而读文学书很多。我们乱谈文学，很有兴趣。”九月二十二日日记云：“……晚上梁宗岱约我吃饭，与我和孟真饯行，在万花楼。”次日日记又云：“上午收拾行李，十二时离巴黎。许楚僧夫妇、邓季宣、梁宗岱来送。”胡适与梁宗岱早在一九二六年在巴黎就认识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不久，梁宗岱学成返国，他返回广州不久便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的邀请，担任了北大法文系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这一年他才二十八岁。胡适起初对梁宗岱极为器重，曾从自己的住处拨出一个独立的院子给梁宗岱住。据罗大冈教授回忆说：“那时梁宗岱先生住在胡适家中的一个独门独户的偏院。他一人住一间宽大的花厅。好像把原来的隔墙拆除了，用苇席隔成若干间，包括梁教授的书室、卧室、会客室等。”由于梁宗岱的名声和才气吸引了许多好学的青年，本系的、外系的、本校的、外校的，梁宅一时成为校内外青年学生慕名求教、指点学业、谈诗论赋、探讨文学的沙龙。

但凡才子，似乎总和“风流”二字分不开，梁宗岱自不例外，因此有关“绯闻”的传言，一直不断。他后期的学生刘志侠在《诗人教授梁宗岱》一文中，就引述了梁宗岱当年在北大法文系学生周庆陶老先生的回忆：“周老向我们讲述当年趣事，他说宗岱师很爱美貌的女学生，每到同学中间，必定坐到最漂亮的女学生身边，而且动作亲昵。类似的故事，某些回忆宗岱师的文章都有。那时的宗岱师风流倜傥毫不为奇，怎能要求一位二十八岁的未婚诗人、教授作老僧入定？”

一九三一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后来成为女诗人的徐芳就指出，梁宗岱当年曾追求过法文系他班上的女生王霭芬。据笔者访问今年已九十六高龄的徐芳，她表示王霭芬是浙江萧山县人，高她一个年级，她的父亲是北大数学系的教授，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同为浙江人，两人相友善。由于王霭芬长得漂亮，又是北大法文系的学生，因此蒋梦麟看中她，要她日后能嫁给他的长子蒋仁宇，成为他的儿媳妇，虽然有此婚约在身，但王霭芬却极仰慕梁宗岱，两人交往极为亲密。王蔼芬后来也拉着徐芳去见梁宗岱，表示要介绍她认识梁宗岱，但徐芳深感王霭芬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似乎想要摆脱梁宗岱，因为毕业在即，蒋梦麟许诺资助其与蒋仁宇双双出国留学，此段恋情方告无疾而终。

而王霭芬在出国的船上认识了革命先烈方声洞的儿子方贤旭，那是方贤旭从法国回来两年又再回法国时。据方贤旭在一九八一年写的《辛亥英豪·万古留芳———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一文中说：“先父牺牲以后，母亲辛辛苦苦扶养我长大。为了完成父亲的‘教旭儿长大一定要爱国’的嘱托，母亲在我十一岁那年，送我到法国读书，由七姑君瑛和十一姑君璧照料我。我在那里读了小学、中学，又念了一年医科。一九三一年秋天，我从巴黎途经莫斯科、贝加尔湖，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探望母亲。两年以后，我再度去法国完成土木工程四年的学业。”王霭芬和蒋仁宇到欧洲时，蒋仁宇去了德国维也纳大学读银行经济，而王霭芬则在巴黎大学读文学。由于方贤旭也在法国读土木工程，两人近水楼台，感情日增，到了毕业归国后，正如蒋梦麟先前对仁宇的忠告，两人不宜分赴两地，以免夜长梦多，如今果如他所虑者，王霭芬提出解除婚约，该事并由当初的介绍人胡适主持。据蒋仁宇的弟弟蒋仁渊说，父亲只打趣说：“烤熟的鸭子飞了。”王霭芬不久就和方贤旭结了婚，婚后并育有一女方思霙。

王霭芬后来担任北平市政府外事处秘书，北平市党部专员、执行委员，北平市政府参议，北平市妇女抗日救国同盟会会长，北平市妇女教育促进会理事长，北平市妇女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并以三十八岁就选上第一届立法委员，是位活跃的女性。一九四九年后王霭芬赴台，自然地与留在大陆的丈夫方贤旭分开。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王霭芬与“驻菲律宾大使”段茂澜缔结百年之好，成为“段大使”的续弦夫人（因原配陶履恭病故），此是后话。

而在北大任教期间，梁宗岱和女作家沉樱的恋情，更为人所传诵。沉樱原名陈瑛，一九〇七年生于山东潍县，后来举家迁济南。一九二五年夏，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一九二七年上海“清党”事起，上海大学被封；同年秋，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她在《大江》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回家》，获得茅盾的赞赏。一九二九年六月，她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筵之后》，八月出版书信体中篇小说《某少女》，十二月出版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夜阑》。除了在写作方面崭露才华外，沉樱在其他活动上也十分活跃。当时在剧作家洪深的授课和指导下，“复旦剧社”的演出活动也蓬勃地发展，由马彦祥、沉樱、吴鸿绶、杨善鸣、唐远蕃（玄凡）等主演的《女店主》（意大利哥尔多尼所作，焦菊隐翻译）在校内外都获得好评。一九二九年四月，洪深利用学校放暑假期间率领学生们赴杭州公演，沉樱和马彦祥因同演《女店主》一剧，而萌发了爱慕之情。两人并曾结伴同游西湖。一九二九年底，两人结婚。婚后生有一女，名叫马伦。

马彦祥也是一九〇七年生，浙江鄞县人，书香门第，伯父马裕藻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父亲马衡，亦是北大名教授，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彦祥为其次子，人称“二少爷”。一九三一年夏，马彦祥从上海回到北京，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名为养病，其实是因此时上海充满白色恐怖，左翼作家遭到逮捕，马彦祥为避风头，而回到北京；其时沉樱也因公公马衡的关系，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此时正值中国旅行剧团来北京演出，马彦祥与剧团领导都很熟悉，经常去看他们的演出。就这样他和刚入剧团不久的白杨结识，进而移情别恋起来了，沉樱闻讯，便毅然地与马彦祥分道扬镳了。半个多世纪后，林海音女士见了马彦祥的堂妹马琰（马裕藻的次女），她说，谈起沉樱，她很感叹，颇怪她哥哥的不专情，她说其实马家都很喜欢沉樱的。马伦后来由马家祖母带养长大。

至于白杨原名杨成芳（又名君莉），原籍湖南湘阳人，一九二〇年生于北京，她与其姐杨成业（即著名女作家杨沫）出身于一个破落的清末举人之家。十一岁成为孤儿，十五岁时经摄影师郑景康介绍加入中国旅行剧团，并改名为白杨。

梁宗岱是在一九三一年末在上海同沉樱认识的，初则书信往来，谈论文学。沉樱迁居北平在某中学任教后，他们异地相逢倍感亲切。

而在这期间，梁宗岱的发妻何氏自广州追踪至北京，要求跟随梁宗岱生活。梁宗岱则否认她为合法妻子，坚拒不纳。此时，胡适与梁宗岱在岭南大学的国文教师，当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陈受颐，两人力劝梁宗岱接受既成的事实，梁宗岱坚决不从，于是双双闹上法庭。胡、陈两博士遂登证人台，为何氏辩护，指梁宗岱不法，与之对簿公堂。此公案一时轰动北大及整个北平社会。结果梁宗岱败诉，但他个性倔强，不服法官判定。后经有关人士斡旋，以赔偿赡养费为代价，与何氏办理离婚了结。

经此事变后，梁、沉两个在婚姻上都遭逢不幸的人，就越走越近了。沉樱对这位知识广博、才华出众、精通外文的诗人兼翻译家，更加爱慕；而梁宗岱对沉樱的文静清秀，言谈文雅，风度翩翩的气质也十分欣赏。沉樱的好友，萨空了的夫人金秉英就回忆道，有一天沉樱领着她到后门外慈慧殿，“只见屋内是个客厅，正有两个戴眼镜的男子坐在沙发上争辩什么，见我们进来，连忙站了起来和你握手，其中一个高高的身材，穿着淡灰色的西装，很有风度，你给我介绍：‘这是梁宗岱。’介绍另一位：‘这是朱光潜。’直到此时我对你来到这里的目的，依然猜不透，那么只有‘既来之，则安之’了。不久，我明白了，我从你的眼神，从你与梁宗岱教授目光接触中，使我明白怎么一回事了。我只望着你笑，你也还我一个会心的微笑。他们要留我们吃饭，我想怎么第一次到人家来就吃饭？但是看到梁宗岱那么热情招待，安排加菜，再看你那双眼睛，含着无限的柔情，我倒也不好说走了”。

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胡适日记》云：“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不聘者：梁宗岱、Hewri Frei、林损、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胡适与梁宗岱经婚变诉讼事件后，两人交恶，胡适不再聘他，梁宗岱也不愿在北大羁留，他决定赴日本留学，而沉樱也想到日本去学习她所热爱的日本文学，于是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两人结了婚并双双到了日本做蜜月旅行。他们在日本旧都叶山找到一所精致的小屋居住下来，在境况窘迫的岁月中，梁宗岱不断地写、译诸多诗文，以维持生计。他将这些译作辑成《一切的峰顶》（那是歌德的名诗《流浪者之夜歌》的首句，是梁宗岱最喜爱的一首诗），于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几十年后，沉樱虽已和梁宗岱分居多年，并移居台湾，但她还一再怀念当年他们在叶山的这段甜蜜生活。林海音在《念远方的沉樱》一文中就说：“记得有一年她正出版多种翻译小说时，忽然拿出一本梁宗岱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来，说是预备重印刊行，我当时想梁宗岱有很多译著，为什么单单拿出这本译诗来呢？”后来，林海音才弄明白，这本译诗集是梁宗岱在叶山翻译完成的，也是沉樱游学日本与梁宗岱共同生活期间完成的，沉樱还带在身边。林海音说：“这对沉樱来说，是个回忆和纪念的情意。怪不得她要特别重印这本书呢！”

一九三五年秋，梁宗岱与沉樱两人带着丰硕的文学成果，返回祖国。梁宗岱住在北平，担任天津《大公报》的《诗特刊》的编辑，并写有《新诗底十字路口》等诗论。一九三六年年初，梁宗岱则应聘为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未几，与沉樱及九弟梁宗巨迁居南开大学宿舍楼。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梁宗岱沉樱的第一个女儿在天津出生，名为思薇。所以取名思薇，听说是梁宗岱想念当年在法国留学，所追求的一位法国姑娘———安娜，梁宗岱曾给她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白薇，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梁宗岱在日内瓦湖畔并写有一首《白薇曲》来描述他们之间的情谊。

七七抗战爆发后，梁宗岱将家眷转移到广州，后又到了百色，沉樱则在百色私立行健中学谋得一教职。一九三八年年初，梁宗岱受重庆复旦大学之聘，任外国文学系教授。此时他们寓居于重庆郊外的北温泉“琴庐”，与女作家赵清阁比邻而居，因常常相互切磋文学，往来甚密，宛如一家人。这期间梁宗岱还不满四十岁，膝下已有两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和沉樱的感情也颇为融洽，然而也许是因为他那自诩的雪莱般浪漫多情的性格吧，他平静的家庭生活却出现了漩涡。

那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他回到广西百色，处理亡父遗产时，刚好遇到百色妇女会庆祝三八节筹集基金，请了粤剧戏班“铜雀台”演出《午夜盗香妃》等剧。梁宗岱对饰演农女之花旦甘少苏质朴自然之演出，大为倾倒，赋七绝一首相赠，诗云：“妙语清香句句圆，谁言粤剧不堪传？歌喉若把灵禽比，半是黄鹂半杜鹃！”在见面交谈中，他了解到甘少苏的身世：甘比他少十二岁，是广东新会同乡。因家贫，从小就在广州摆小摊档、车衣、做手工活，后随邻居一粤剧演员学唱戏，加入戏班。凭着天生的执拗和韧劲，她不知熬过多少难捱的日子，终于成为粤剧中的当家花旦。但有天夜里，她被同班丑生黄家保诱奸，后来并被迫与他结婚。婚后她发现丈夫除了抽大烟，还染上赌博的恶习，劝他戒赌的结果，是落得满身的伤痕。于是在二十三岁时，她与黄家保离婚了，和曾给过她精神安慰的上尉军需钟树辉同居，但也仅半年的悠闲舒心的时光，甘少苏发觉他是有妇之夫，甚至还有小妾。她指着钟树辉说：“你欺骗了我，说要娶我，可是已娶两个了！”钟树辉却厚颜无耻地说：“我又没说我没娶过，再说你也不是头一次，做小也不委屈你呀。”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被人欺骗情感、玩弄肉体的遭遇，投河自尽，幸被人及时救起……听着听着梁宗岱的眼里也盈满了泪水，他关切地说：“不要难过，也不要害怕，甘姑娘，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你。你比我小十二岁，就做我的小妹妹吧。”

梁宗岱对甘少苏一往情深，甘少苏对梁宗岱情真意切。渐渐地两人感到谁也离不开谁，可又都怕那“爱”字一说出口，他们之间的友谊便不再圣洁了。即使如此，甘少苏戏班的人已开玩笑叫梁宗岱“疯教授，痴教授”。很快，他们的恋情已引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而此时钟树辉仍然对甘少苏纠缠不休，尤其当甘少苏提出分手时，便是招来一顿拳打脚踢与污辱谩骂，并扬言要她出厚金“赎身”。为帮甘少苏脱离苦海，梁宗岱拿出三万块。不料钟某接到“赎身银”后，仍不肯放过甘少苏，竟纠集恶徒殴打梁宗岱，造成当时轰动百色的“全武行”。后经各方人主持公道，甘少苏方得摆脱钟某控制。为避免再受迫害，她希望能与梁宗岱结合。梁宗岱经再三考虑，舍此别无他法，于是答应她的请求。一九四二年，他们登报结婚。其时梁宗岱叹气说：“我与你结了婚，沉樱就会离开我了。”果然，沉樱在重庆听到这个消息，即携同二女离宅别居。这件事对于梁宗岱或甘少苏始终无法摆脱愧疚之心，甘少苏在《宗岱和我》书中说：“有个儿子（案：梁思明）是沉樱和他分居后才生的，宗岱感到内疚，总是设法和他亲近，每次去都得带上些奶酪和别的东西，后来，宗岱干脆把奶羊也给了他们，因为他们人多，不愁吃不完羊奶。”又说：“沉樱带着三个儿女，生活相当困苦。我总觉得对不住她，内心有愧。不是因为我，这个好端端的家庭不会拆散。”

抗战胜利后，沉樱带着三个孩子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等处工作。此间，梁宗岱曾前往会面，见到三个孩子，并打算接他们母子四人去广州生活，但遭到沉樱拒绝。不久后，沉樱就随着家人到了台湾。这一对有共同精神追求，十多年共同生活的夫妻，却从此海天相隔———终不得相见了。

一九四九年底梁宗岱把父亲去世后遗下的一间烟丝厂和一间出入口货商站改为制药厂，并把老铺改建为一座四层楼化工社，扩大生产药品。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制造药品和医活病人上面了。他晚年不只一次对妻子甘少苏说：“我的制药的影响，将来会比文学影响还要大。”

一九五一年梁宗岱因对广西代理地委区镇“不敬”，被区镇在“清匪反霸运动”中，加予“通匪”“济匪”“强奸幼女”“强霸人妻”“杀害婴儿”“偷邻居猫”等四百八十多项大小罪名，被捕系狱。与此同时，区镇对甘少苏威胁利诱，迫彼抛弃梁宗岱，并勒令筹建近两年之化工厂停办，将机器拍卖，工人遣散，大批珍贵药物倒入右江，江水为之通红。就这样梁宗岱系狱两年零九个月，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一日冤案获平反。出狱后他努力不懈进行医药试验，一九五六年所制之“绿酊素”“草精油”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小儿科临床实验，由主任朱钟昌主持，历时两年，称为“小儿圣药”。

文革期间，梁宗岱总共被抄家二十次，抄到连一条长裤都没有，只剩四条内裤、两件文化衫，是甘少苏把她的长裤改给他穿的。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因与罗曼·罗兰、梵乐希等外国著名作家交往的罪名，第一次被斗，“被十几条大汉拿车鞭、铁尺、单车链，打到他在地上滚，全身要害打到变黑色，头部被打破，破裂约三公分长，深度二公分，血流不止”。后来他用“绿酊素”包扎，经六天后痊愈。类似这样的批斗，前后五次，都是打得遍体鳞伤，甘少苏说：“如果自己没有药，就要在‘文革’死五次了。”梁宗岱最后一次被批斗出院后，为了保身，他研究一种浸酒药，后来改名“宁神”，能补血气、强筋骨、消炎、止痛等等。

而到台湾的沉樱在苗栗县头份镇著名的大成中学教书，靠并不丰厚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和三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另外她还从事翻译工作，六〇年代中期她翻译出版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一年内竟印行了十版，先后卖了十多万册，于是她陆续又翻译出版了许多世界著名作家如毛姆、海塞、屠格涅夫、左拉等人精美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

七十年代初期远在美国的二女儿思清和丈夫试探性地回到中国，梁宗岱将自己劫后幸存的手稿及其他资料让女儿带回美国，沉樱见到了，她激动地给梁宗岱写信：“前两天思清找出你交她的资料去影印，使我又看见那些发黄的几十年前的旧物，时光的留痕那么显明，真使人悚然一惊……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记得你曾把浮士德译出，不知能否寄我给你出版？如另外有译作，也希望能寄来看看。最近在旧书站买到一厚册英译蒙田论文全集。实在喜欢，但不敢译，你以前的译文，可否寄来？”（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七日）。沉樱还记得在一九四四年梁宗岱曾回百色隐居起来，专心翻译《浮士德》和《蒙田试笔》，其中《浮士德》还是直接从德文翻译的。但沉樱或许不知《浮士德》译本的坎坷命运，据说梁宗岱在一九五七年就把全书译竣，但出版社却不予接纳，原因是《浮士德》有郭沫若的译本在前(其实郭沫若未精德语，对《浮士德》也谈不上有深湛的研究），而后在“文革”浩劫中，《浮士德》连同二十几万字的《蒙田试笔》、《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稿，全被焚毁。

晚年梁宗岱执笔重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并于一九七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莎氏全集》。然后他又抱病重译《浮士德》，并完成了上卷，他想病愈后译毕下卷，以纪念歌德一百五十周年忌展，但不幸的是他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以脑动脉硬化兼败血症病逝于广州。其实在他去世前，沉樱和他是可以有机会见面的，一九八二年四月间，沉樱只身从纽约到了上海，再到山东，又到北京。她重会阔别三十多年的文友，有巴金、赵清阁、田仲济（沉樱的表弟）、阳翰笙、朱光潜、卞之琳、罗念生等人。她也想和梁宗岱见面，而梁宗岱也应该是等候着她的，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见面，原因是甘少苏尚在梁宗岱身旁之故。而沉樱也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病逝在美国马里兰州老人疗养院，享年八十一岁。

梁宗岱与甘少苏结婚后，一起度过了四十二年患难与共的艰辛岁月。在蒙冤入狱及文革期间，都是甘少苏忠贞不渝的爱，支持着他往前走，否则以他刚烈的个性，恐怕早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而在和甘少苏结婚后，他慢慢地把制药事业摆在文学事业之上。甘少苏虽然很想，但是极少可能成为梁宗岱文学上的知音，虽然在四十多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也能知道茅盾、郑振铎、巴金、田汉、曹禺……这些名字，还知道梵乐希、罗曼·罗兰……这大概和一般京剧观众知道梅、程、荀、尚，知道谭派、余派、马派、言派……却说不出一点所以然一样，还是不可能真正进入梁宗岱的精神世界。于是她必须努力创造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和梁宗岱共享同一个追求、同一个欢乐和苦恼，那便是他们的制药事业。而从各方面看，她无愧是一个贤内助，正如梁宗岱自己说的：“如果是别个女人我就无法研究这些药了。”而在梁宗岱去世后，甘少苏除了坚持制药工作外，她尽可能设法使梁宗岱的全部著、译得以出版，另外她写了一部记述梁宗岱和她共同生活的回忆录。在这回忆录———《宗岱和我》中，她这样写着：“在纵情声色、人欲横流的社会里，宗岱抛弃了世俗观念，用艺术审美的眼光来鉴别人的品性，从社会的最底层发现了我，付出很高的代价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恢复了人的尊严走出了苦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不仅如此，他对我的整个人生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我走上了幸福的人生道路。宗岱那完美的高尚的人格，金子般闪光的心和忠贞不渝的感情，是我在以后的四十二年和他共同生活中逐步品味出来的。”而甘少苏在这四十二年间也表现出一个出身贫贱、历经坎坷的女性的高尚品德，施蛰存先生在读了她的回忆录后，曾赞道：“北有新凤霞，南有甘少苏，皆女中之佼佼者，令人肃然起敬。”患难与共见真情，该是他们两人的最佳写照。

（选自《万象》2007年第6期）

掌故新知之一

“交际博士”黄警顽

博士上面冠着交际二字，这个头衔，未免太突兀了。一般留学欧美日本的，只有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医学博士等等，从没有什么交际博士。那黄警顽久居上海，没有远涉东西洋，这个“交际博士”的头衔是从哪里来的?容我介绍一下吧！

他家本清寒，读书不及深造，便为了生活，投身商务印书馆为学徒。在营业部工作，业余自学，由于努力钻研，居然在学识上获得很高的修养，行文通达流畅，经常在报上发表。其思想意识，和一般旧知识分子判然有别。这样经过若干年，馆方认为他头脑灵敏，什么都能应付，便委他专任接待与营业有关的宾客，尤其教育界方面的人士，作为重点。

原来商务发行的各种教科书，销路很广，利润很丰，但当时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都纷纷编刊教科书，和商务竞争，勾心斗角，竭力推销，大有分我一杯羹之概。那中华书局更属商务劲敌，商务出了什么书，中华即有异名同类的书追踵而出，相与对垒。当时教育界人士，对于助销教科书能起很大作用。商务认为必须拉拢他们，才能增加发行量。所以警顽就成为商务方面的重要人员之一，让他发挥交际才能，广泛结交教育界人士。谈到警顽的交际，确有他人所不及的特殊本领。他为人和蔼可亲，春风满面，任何人都喜欢和他晤谈。他记忆力之强，尤足惊人，只要他见过一次面，虽隔了若干年，偶又相逢，不必再请教尊姓大名，即随口而出，称呼什么兄，什么先生，连对方的工作职位、居住地点都一清二楚。他把这些作为攀谈资料，显得很亲切，使大家增进了友谊，令人难以忘怀。据我所知，在警顽头脑中，有印象的对象数达二万人左右。在大庭广众间，又善于为两个互不相识的，介绍他们结为朋友。假使甲是在学校里担任几节课，乙喜欢写些杂稿，他就在两人原有基础上提高一下，介绍着说：甲是教育家，乙是著述家，使得两方皆大欢喜。由此他的交游越来越广。凡学校的校长及教务主任，从外地来到上海，他不知则已，知必亲往迎接，招待他们食宿，并引导游览，尽数日之欢。每逢寒暑假，例必折柬邀请当地的学校主持者，在肴馆里设着盛筵，热情款待，在笑谈间，请他们下学期多多采用商务课本。好得商务有笔交际费，供他使用的。那中华书局，因此也有同样的设施，但交际手腕，不能和警顽相颉颃，所以推销教科书，总落在商务的后面。在民初的社会，“交际博士”的称号，几乎妇孺皆知，比正式的什么博士还要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