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去邻村给猪看病，姑娘红着脸拦住我：俺家猪没病，是我相思病

1991年的秋风刚吹黄了我们白杨村村口的叶子，我就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邻村柳树村的村长托人捎信，说他家那头准备配种的宝贝母猪，不知怎么的就蔫了，两天没好好吃食了，让我赶紧过去给瞧瞧。

我叫张山，那年二十出头，是我们这一片小有名气的赤脚兽医。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跟着我爷爷学了这门手艺。在那个年代，这门手艺在农村可是个宝。谁家的牛不反刍了，谁家的鸡不下蛋了，都得来找我。我骑着一辆叮当作响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车后座上绑着一个旧帆布医药箱，里面装着听诊器、注射器和各种瓶瓶罐罐的药水，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给村长家的猪看病，我可不敢怠慢。那可是村长家的“掌上明珠”，指望着它开枝散叶，壮大村里的养猪事业呢。我把医药箱捆得结结实实的，蹬上自行车就往柳树村赶。

秋高气爽，路两边的玉米地里，金黄的玉米棒子探头探脑，空气里都是庄稼成熟的香甜味儿。我心里盘算着，母猪不吃食，原因可多了，是积食了？还是发烧了？或者是……我脑子里过着各种可能性，车蹬得飞快。

柳树村村长家是村里头一份的敞亮人家，青砖大瓦房，院子也用红砖砌了墙。我把车子在门口一停，正准备往里走，一个姑娘家像阵风似的从院里跑了出来，正好拦在我面前。

我“哎哟”一声，赶紧刹住脚，差点撞上。

抬眼一看，我这心就“咯噔”一下。眼前的姑娘，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粉色的的确良衬衫，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胸前，辫梢还用红头绳系着。她的脸蛋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苹果，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正有些慌乱又有些大胆地看着我。

这不就是柳树村的村花，村长的闺女，林秀兰嘛。我之前在县里赶集的时候见过她几次，每次都看得我心里小鹿乱撞，但咱一个土里土气的兽医，哪敢多看人家一眼。

“秀兰……姑娘，”我有些结巴地问，“我……我是来给你家猪看病的，你爹在家吗？”

林秀兰的脸更红了，红得都快滴出血来了。她低着头，两只手紧张地绞着自己的衣角，半天没说话。

我心里纳闷，这是咋了？难道是家里出了啥事？

就在我准备再问一句的时候，林秀兰猛地抬起头，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用一种又急又羞的声音，对着我说道：“张山哥……俺家猪没病！”

“啊？”我愣住了，“没病？你爹捎信说……”

“猪没病，”她打断了我的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咬嘴唇，豁出去似的说道：“是我有病！”

我当时就懵了，第一反应就是从我的医药箱里掏家伙：“你有病？哪儿不舒服？是感冒了还是发烧了？我这里有退烧药，你……”

我的话还没说完，林秀-兰的眼泪都快急出来了，她跺了一下脚，声音里带着哭腔，几乎是喊了出来：“是相思病！我得了相思病，你给治不给治！”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彻底炸了，变成了一片空白。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手里还举着一板四环素，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长这么大，给牛看过病，给马接过生，就是从来没听说过，“相思病”还能找兽医治的。

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只剩下我“咚咚咚”的心跳声，和她那句石破天惊的表白，在我耳朵里反复回响。

就在这尴尬得能用脚趾头在地上抠出三室一厅的时候，村长背着手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他看着我们俩，一个脸红得像猴屁股，一个傻得像根木头桩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咳咳”两声，脸上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

“秀兰！胡闹什么！”他板着脸训斥了一句，但眼神里却没有多少责备的意思。然后他转向我，换上了一副和蔼的笑脸：“山子，来啦？别听这丫头瞎说。屋里坐，喝口水！”

我魂不守舍地被村长让进了屋。那天，猪到底有没有病我忘了，村长跟我聊了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我满脑子都是林秀兰那张涨红的脸，和那句“我有病，相思病”。

从那天起，这事儿就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飞遍了我们两个村。

我们白杨村的人，见了我就挤眉弄眼地笑：“行啊山子，真人不露相，把柳树村的村花都给勾搭上了！”

我娘则是又喜又愁，喜的是我这个榆木疙瘩终于有人瞧上了，愁的是：“人家是村长家的千金，咱家啥条件啊？这门不当户不对的，能成吗？”

柳树村那边的风言风语就更厉害了，说林秀-兰是鬼迷了心窍，放着城里的小伙子不要，偏偏看上个乡下的“猪倌儿”。

我心里乱成了一锅粥。自卑和爱慕在我心里打着架。我一个成天和牲口打交道的赤脚兽医，浑身总是一股子药水味儿，我拿什么去配人家那么水灵的姑娘？

可一想到她那双又亮又大胆的眼睛，我这心里就跟揣了只兔子似的，怎么也安生不下来。

从那以后，我去柳树村的次数就多了起来。今天张三家的羊不下崽，明天李四家的牛拉稀，我总能找到“出诊”的理由。每次去，我都会绕到村长家门口，希望能看她一眼。

而林秀-兰，也总能“恰好”地出现在我面前。她会给我端来一碗甜甜的鸡蛋水，红着脸说：“张山哥，喝口水润润嗓子。”或者塞给我两个热乎乎的烤红薯，小声说：“刚出锅的，你垫垫肚子。”

她不怎么说话，但那份心意，比什么话都甜。

可好景不长，障碍很快就来了。镇上供销社主任的儿子赵凯，开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开始对林秀-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这赵凯，人长得油头粉面，穿着一身时髦的夹克衫，手腕上戴着明晃晃的上海牌手表。他每次来，都带着“大白兔奶糖”、“处理”的布料这些稀罕玩意儿。他把摩托车停在村长家门口，故意把油门轰得震天响，一脸的傲慢。

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坨泥。有一次我正给村长家的牛检查，他当着林秀-兰的面，捏着鼻子对我说：“哎，我说那个谁，你离我远点，你身上这味儿，别把我的衣服熏臭了。”

我气得脸都紫了，拳头捏得咯咯响。

林秀-兰当场就翻了脸，把赵凯送来的东西往他怀里一推，冷着脸说：“赵凯，张山哥是我请来的客人，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一点！你的东西我们家不稀罕，你拿走！”

赵凯碰了一鼻子灰，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骑上摩托车突突突地走了。

我心里又感动又担心。我知道，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真正的考验，在一个月后到来了。

那年秋末，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一场可怕的猪瘟。疫情来势汹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蔓延。得了病的猪，上吐下泻，几天就瘦得皮包骨头，然后成批成批地死去。县里派下来的兽医站技术员，用了好几种药，效果都不大。

一时间，人心惶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头猪就是一个家庭大半年的指望。

我们白杨村和柳树村，都没能幸免。我忙得脚不沾地，白天黑夜地在各个猪圈里穿梭，消毒、打针、喂药，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可眼看着一头头猪倒下去，我心如刀割，却无能为力。

赵凯也来了，他不是来帮忙的，是来看笑话的。他站在村口，对着那些急得掉眼泪的村民说：“早跟你们说了，养猪有什么出息？看看，一场病就全完了。还是得像我一样，在城里有份正经工作才靠谱。”

他还特意跑到林秀-兰家，假惺惺地说：“秀兰，你看看，这就是你瞧上的男人？连几头猪都救不了，还能有什么本事？”

我当时正在给村长家最后一头没倒下的母猪打针，听到这话，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因为他说的是事实，我确实……无能为力。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爷爷留下的一本破旧的、用毛笔字写成的《百草兽医集》。我记得上面记载过一个专门治疗“猪瘟”的土方子，是用几种山上的草药熬制而成。以前我觉得这是封建迷信，从没当回事。但现在，死马当活马医，我也顾不上了。

我把这个想法跟村长和林秀-兰一说，村长皱着眉头，半信半疑。但林秀-兰却斩钉截铁地说：“张山哥，我信你！我跟你一起上山采药！”

那个晚上，我和林秀-兰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山。山路崎岖，夜风冰冷，但有她陪在身边，我心里却充满了力量。我们按照书上的图样，找到了那几种草药。

回到村里，我立刻架起大锅，把草药熬成了浓黑的药汁。那药汁的味道，苦得呛人。

第一个试药的，就是村长家那头仅存的母猪。我撬开它的嘴，一勺一勺地把药灌了下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包括来看热闹的赵凯。

赵凯在一旁冷嘲热讽：“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我看啊，这猪喝了你这药，死得更快！”

我没理他，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头猪。

奇迹，就在第二天早上发生了。那头奄一息的母猪，竟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走到食槽边，开始吃东西了！

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我的土方子，竟然真的有效！

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两个村子最忙的人。我带着村民们上山采药，挨家挨户地熬药、喂猪。在我的方子下，猪瘟的蔓延被奇迹般地控制住了，很多病得不重的猪，都慢慢地好了起来。

我成了两个村子的大英雄。村民们见到我，都发自内心地喊我一声“山子神医”。我娘走在村里，腰杆挺得笔直。而赵凯，则灰溜溜地再也没出现过。

那天，所有的猪都康复后，村长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郑重地把我请到了上座。他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酒，激动地说：“山子，你不仅救了我们村的猪，更是救了我们全村人的心啊！我林大海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我那个不懂事的闺女，说她得了相-思病，我看啊，这病，只有你能治。今天我做主，把她许给你了，你敢不敢要？”

我看着坐在旁边，满脸通红，头都快埋到胸口的林秀-兰，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我站起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大声说：“叔，我敢！我这辈子，就要她了！”

那年年底，我们结了婚。婚礼办得热闹非凡，两个村的乡亲都来了。他们说，这是我们村里最有福气的婚礼。

婚后，在村长和乡亲们的支持下，我不再是赤脚医生，而是办起了一个正规的“山兰兽医站”。我研究技术，引进良种，秀兰则负责管理和财务，我们夫唱妇随，带着乡亲们走上了科学养殖的道路。

我们的日子，就像秋后的甘蔗，一节更比一节甜。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盖起了村里第一栋二层小楼，那辆叮当作响的永久牌自行车，也换成了崭新的摩托车。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不再是那个羞涩自卑的毛头小子。但我常常会想起1991年的那个秋日，想起那个站在院门口，红着脸蛋，拦住我的姑娘。

是她那句大胆的“我有病，相思病”，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的心门，也开启了我们俩一辈子的幸福和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