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权回忆：匆促举行婚礼后，我和老詹率九纵随百万大师秘密入关

1948年11月2日，我九纵光复营口，辽沈战役也随之结束，根据中央军委及东总关于东北主力休整1个月然后参加平津作战的指示，我纵即于11月3日移驻牛庄镇一带休整。全纵上下为胜利而欢欣鼓舞，人人脸上挂满笑容，庆祝会、授奖会开得热火朝天。

在这一派欢庆胜利的气氛中，我尤其无法抑制内心的高兴，因为我决定利用这戎马倥偬的间隙，与詹真辉同志举行婚礼，纵队部的同志们也都认为这是喜上加喜的喜事。

我在战场虽然是胜利者，但在婚姻问题上却有过两次失败。

我在家乡时结过一次婚，并且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继员。1935年红军撤出苏区时，妻子只好带着孩子回到娘家避难。我长征北上后，她便改嫁了，孩子交给四叔抚养，受尽了折磨。解放后，孩子上学、参军，转业后任南京长江港务局纪委书记。

抗战时期我到冀中工作，与刘桂琴同志结婚，以后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大的是男孩，取名新时，二的是女孩，取名征秋。我们感情本来很好，但后来我出关作战，她在后方工作，因长期不在一块而致感情破裂，到1948年春天，经组织批准我与她离了婚。她去哈尔滨上学，新时、征秋两个孩子跟了我。

詹才芳见我带两个小孩子很不方便，便劝我说："还是再找一个吧。"

詹真辉同志是江苏南京人，父亲是医生，开办过医院，当过律师。真辉9岁就失去了母亲，从小就喜爱唱歌、弹琴、演戏和绘画。后来在南京中国公学法律系攻读。16岁时其父去世，她成为孤儿沦为城市贫民。1944年她曾在河北昌黎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45年初春她来到解放区，不久便参加了我军区的"尖兵剧社"。她酷爱艺术工作，不管是唱歌、演话剧、演歌剧，她都很努力，有时一个晚上要演好几个节目。我看过她演《白毛女》、《抓壮丁》、《警惕》等，都演得不错。在艺术上她肯钻研，比如，她不会唱京剧，但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居然能演出《打渔杀家》。

这次九纵出关作战并参加辽沈战役，真辉随纵队文工团参加宣传鼓动和演出工作，经受了战争的严峻考验，立场坚定，工作表现出色，能吃苦，善于团结同志，性格温柔。在战斗间隙，詹才芳提出愿意为我牵线，把真辉介绍给我，我当然愿意，但是又不无担心。因为真辉年轻，又有文化，而我却有两个孩子的拖累。

但是很快就传来了好消息：经过詹司令员以及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和组织部长等人的介绍，真辉同意了与我结婚。她说，她很敬佩我，爱听我作报告，讲什么都很有煽动性，是首长又是红军，在政治上很羡慕我。至于两个小孩子的问题，最初她确实很矛盾，又担心别人会有看法，后来她终于想通了，因为她父亲死后，继母对她很冷淡，深知没有母爱的痛苦，所以她表示一定要对孩子好，让他们得到关怀和母爱。

得到这样的回音，我觉得更了解她了，感受到了她那颗高尚而善良的心。此后，虽然战斗频繁，但我们还是通过不少信和电话，表达我们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这些通信我们都很珍惜，一直保存到1966年，可惜在文革浩劫中被烧毁了。

现在打了大胜仗，我们打算利用牛庄休整一个月的机会，举行结婚仪式。

就在东总首长批准我们结婚的时候，突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于11月18日向东北野战军发来急电：命令东总各纵"以一、二天时间作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敌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早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前，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筹划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结束后，我中原华东野战军又发起了淮海战役，孤悬于华北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成为惊弓之鸟，急忙收缩兵力，集结于平、津、张、唐一线，摆成一字长蛇阵，并和我谈判，窥探我军意图，以求自保，同时又与蒋介石信使往还，企图随时海运南逃，靠拢蒋介石，或西窜回其老巢绥远。当时傅作义有40几个师60余万美械装备的军队，不管南逃还是西窜，在战略上对我解放战争的进程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机立断，利用敌人认为我东北野战军大战后至少3个月才可能进关的错误判断，当即结束休整，迅速挥师入关，将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华北平、津、张地区，就地歼灭，或迫其投降。

当时东总考虑部队的准备工作没有搞好，报告说提早入关很困难。经中央军委批准，推迟1天，改于23日出发。

接到军委和毛主席18日的电报后，詹才芳和我立即召开了纵队党委会议。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段德彰、参谋长袁渊、25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26师师长肖全福、政委李振声、27师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我和老詹分别讲了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平津一带就地歼灭的重大战略意义，大家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军委的部署，并通过了《关于进入华北作战的决议》，决定经过短暂的政治动员，全纵22日出发，秘密迅速入关作战。

马上就要入关了，政治动员、出发准备等许多工作等待我去做，我已经无暇顾及与真辉结婚的问题了。可是，老詹和纵队的其他同志都对我十分关心，力主在出征以前举行婚礼。老詹对我说："出发的准备工作，这次就让别人多分担一些，明天你抽时间，刮刮胡子，准备一下，后天就举行婚礼。"

第二天，即11月20日，我挤出军务余暇匆匆做了一些准备，21日我和真辉正式举行了结婚仪式。

由于准备工作十分仓促，我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只是准备了糖果、花生、瓜子一类的东西；因为第二天就要出征，大家都是抽时间跑来祝贺一下就又各自忙去了。真辉应大家的要求唱了歌，还朗诵了一首我写给她的诗，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使气氛还比较活跃。

新婚之夜，我俩相亲相爱，倍感珍惜，因为明天出征我们就又不能在一起了。我觉得结婚如此匆促很对不起她，答应平津战役之后一定带她到北平好好玩一玩。她则要我全身心地指挥打仗，不要惦念她；并且说她一定会照顾好两个孩子，她最关心的就是我多打胜仗，打大胜仗。

这年我32岁，她22岁。大家都说，她不仅年青善良，而且贤淑能干，肯吃苦，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人，都很羡慕我能娶上这样的一位贤内助。

第二天，即11月22日，我和老詹即率九纵大军出征了。组织上调真辉到后勤部任宣教干事，以便于照顾新时、征秋这两个可爱的孩子，虽然她也随九纵部队一起进了关，但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因为我忙于打仗，我们俩都没能在一起。

我九纵和整个东野百万大军，此次挟辽沈战役胜利之威，奉命进关，解放华北，解放平津，解放家乡，全军上下群情振奋，求战情绪高昂。我代表部队党委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广大指战员克服乡土观念，加深对夺取全国胜利的认识，创造更多的英雄模范人物，再立新功。全纵立即掀起了准备进军华北的高潮，"打到关里去，解放平津唐，活捉傅作义"成为全体指战员的战斗口号。

参加平津战役，我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难以平静，它又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北平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春秋战国时代就是燕国的都城，荆轲刺秦王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以后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都在这里建都。天津是中国北方的大城市，又是著名的商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率领部队抗战和解放战争都在冀东作战，北平、天津就在我们冀察晋热辽部队的战略包围之下。现在我们要攻打平津了，我的高兴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当我听说毛主席就在冀西平山县的西柏坡村亲自指挥平津战役时，更是振奋不已，对我们即将取得的伟大胜利深信不疑。

我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兵分多路向华北疾进。为了不惊动和吓跑傅作义，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各部均走热河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夜行晓宿，隐蔽行进。而且由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部队出发后的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并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彪尚在沈阳的新闻，经新华社广播，以迷惑敌人。

我九纵为野战军左路的最先头，与一纵、二纵、七纵、八纵、十二纵等从冷口进关，包围津、唐，阻止敌人从海上逃跑；三纵、五纵、六纵、十纵、十一纵和炮纵等从喜峰口进关，包围北平。东总令各纵于11月23日行动，我纵提前一天，于22日从牛庄出发，取捷径直奔冷口。

就在去冷口的途中，我纵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原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我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隶属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詹才芳任军长，我任政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段德彰，参谋长袁渊，副主任雷永通。25师改称136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下辖406、407、408团；26师改137师，师长肖全福，政委李振声，下辖409、410、411团；27师改称138师，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下辖412、413、414团。同时，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7师改称159师，拨归我军建制，师长陈宗坤，副师长杨力，副政委曾凡有。该师在坚持冀察地区斗争中颇有战功，此时正在北平西配合友军作战。番号的改变标志着我军进一步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担负起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使命。

我纵沿盘山、沟帮子、闾阳驿、义县、锦州、石嘴门、干沟向华北星夜疾进，踏上昔日的辽沈战场，回顾当时的战斗情景，凭吊牺牲在这些地方的战友，令人感慨万千，壮怀激烈，决心要用更大的胜利来祭奠烈士的英灵。

1948年12月7日，我纵从冷口、桃林口越过古老的长城，踏上了曾经战斗过八年的冀东大地，全纵上下情绪亢奋，许多战士激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16天的长途跋涉，行程1400余里，12月9日我纵到达迁安县建昌营，受到冀东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处贴着"欢迎东北大军入关"、"欢迎冀东人民的子弟兵九纵入关"的标语，村村悬灯结彩，夹道欢迎，端茶送水，嘘寒问暖；公路修得平平的，兵站的粮食堆得满满的。全纵指战员一下子沉浸在家乡人民炽热的感情包围之中。一双双军鞋送到战士们手里，一件件军衣洗得干干净净，亲人的热炕解除了战士们的疲劳。父母远道赶来看望儿子，妻子寻觅久别的丈夫，鼓励亲人去解放天津，解放北平。一句句发自内心的叮嘱，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激励着全体将士：6万多人的队伍，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没有一个掉队的，每个指战员都是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期待着战斗的命令。

我纵在建昌营稍事集结，然后兵分两路：左路为26师、25师，右路为27师和纵队机关，向玉田、丰润方向疾进。

12月12日23时，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电转来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主席指出，"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此，"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12月11日至12月25日）基本原则是'隔而不围'（即只做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等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12月20日至12月25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

根据毛主席的作战方针，东总电令我纵，即以每日100里的速度赶向芦台、塘沽，切断敌津塘联系，断敌海上退路。纵队党委紧急讨论后，立即贯彻实施，电令26师火速前进，直扑北宁线。

北宁铁路沿线守敌在我军声威震撼下，望风披靡。当26师赶到唐山时，守敌87军已弃城南窜。我头部队78团急行军9小时追至芦台，敌又弃城而逃。该团2营紧追不舍，仅8分钟即全歼该敌1100余名。与此同时，77团猛追敌人至汉沽铁桥，在76团3营的配合下，一举全歼敌守桥部队；然后向北塘急进，在北塘车站遇敌两个团，但因地形受限，未能断敌逃路，敌一击即溃，逃向塘沽。整个北宁路的战斗，我军正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北宁路沿线广大地区，包括像唐山这样的大城市和芦台这样的战略要地，从此全都获得了解放。

18日，东总电令我纵直插津塘之间，彻底完成战役分割任务。我们立即命令25师、26师赶赴津东重镇军粮城，限19日3时完成对敌包围；令10纵29师（暂归我纵指挥）及26师77团包围新河守敌；令27师配合25师警戒天津守敌，阻其出援。

军粮城驻敌两个团于18日夜仓皇西逃入津，我先头部队赶到仅歼敌一部。19日9时，我77团协同29师全歼新河守敌2800余人。25师占领军粮城后于19日夜在敌炮火威胁下强行突破海河，打到津南，横扫咸水沽、南开等处守敌，敌新城盐警6个大队不战而降。我军完全控制了津南地区。

27师仅用两天时间，将津东之西堤头、欢坨、范家庄、张贵庄、张贵庄机杨、顾家庄、崔家码头等处守敌全部歼灭。

我纵在10天内解放了大片土地，歼敌97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还有1架飞机，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我纵的切断津塘联系，断敌海上退路的任务。

一天，詹才芳拿来一张近期的天津伪报纸给我看，报称："共军已将我四方压缩，将其精锐的九纵放在津塘间，其用意十分明显，国军前途堪忧。"看完后，我们两人相对着笑了起来。敌知我部为九纵，可能因为我纵战士多为冀东人，家属来队探望的较多，泄露了消息。

纵队机关随即进至津东南之咸水沽，各师分别在南洋码头、南开、新城、双港、白塘口、大小南河、大寺庄、大何庄一带集结待命。独立7师（即159师）也奉命从平北前线赶来归建，驻守在杨柳青以东一带。

这时，天津城四面八方都已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团团围住。

在我大军压境下，傅作义将平、津一带分为天津防区、塘沽防区和北平防区。天津防区由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任司令；塘沽防区由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任司令；天津塘沽又合为津沽防区，侯镜如任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以使两区互相支援，意在保持海口。北平防区由第4兵团司令李文任司令，傅作义亲自指挥，企图作困兽之斗，以观时局变化。

根据中央军委部署，东总令七纵、二纵攻打塘沽，九纵攻打大沽，夺占两沽海口。

两沽处在海河入海口南北两侧，盐滩地上寸草不生，无遮无掩，与茫茫大海连成一片。海水一日两潮，涨潮时水深及胸，落潮时一片泥泞，很难接近守敌。战士们趁落潮修筑了一些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还不时遭到敌海军舰炮的袭击。我拿望远镜瞭望，敌人的指挥所就设在军舰上，如果搞急了很容易从海上跑掉。我75团两次向大沽守敌发起进攻，均未成功，部队伤亡较大。为此我纵向东总发报："大沽、塘沽地处海边，一日两潮，无法构筑工事，部队兵团亦无法展开，建议缓攻两沽，改打天津。"七纵、二纵也不约而同地向东总领导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听说侯镜如也写了一封信给我东总，大意是说："贵军何不去攻打天津，攻我两沽，地形对贵军不利，伤亡必大，而我又很容易从海上退走。"

刘亚楼参谋长亲临七纵指挥所了解情况，征求意见。12月29日，经东总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缓攻两沽，准备攻打天津。

【李中权（1915年~2014年8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四川达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任大金川藏民独2师政委；抗战时期任抗大二分校大队政委、冀东分区政治部主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委、46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14年8月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