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代的风情（王仲方）

延安伙食的基调是：小米饭加山药蛋（土豆）。伙食的标准是：每日1斤小米、1斤蔬菜、3钱盐、3钱油，每周一顿白面馒头或面条，每月吃一顿肉。在冬天，蔬菜老是干豆角、山药蛋，春天有菠菜、白菜、红萝卜、白萝卜，自己做的豆腐、发的豆芽。一天三顿，倒也温饱。

但是好日子不长，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延安人口的增加，日子越来越困难了。陕甘宁边区民众人口约150万人，养活延安党政军机关干部学生3万人，军队约10万人，光靠征收公粮，老百姓受不了。有一天下雨打雷，打死了一个人，有个农民慨叹雷公为什么没有打死毛泽东。乡干部认为他是反革命，抓起来了。毛泽东知道了，赶快派人去了解，才知道政府征公粮过了头，老百姓不满意了。于是让乡政府立即放人，并且开会减了征粮，宁可我们饿着，也不能让老百姓挨饿。为了要保证民众生活，减轻民众负担，严格限制征收公粮。1942年最困难，我们口粮一减再减，小米干饭改成小米稀饭，没有小米就有什么吃什么。我们吃过高粱米、麦子、荞麦，连喂牲口的黑豆也一度成了我们的主食。菜就更不用说了，一碗盐水，有几颗煮黄豆就是菜。有时从四面八方，主要是从黄河对岸晋西北紧急调运来的粮食赶不上，伙房只好煮开水等着，粮食一到，解开麻袋就往锅里倒，小米带着糠和沙子一锅煮，煮熟了就马上分给“嗷嗷待哺”的我们。小米带糠和沙子，吃起来磨牙倒还罢了，就是整袋小麦，不要说来不及磨成面，等压碎也来不及，也顾不上洗，就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很难说是煮熟了没有，便盛出来分给大家。这整麦子吃起来可不简单了。人的牙齿毕竟比不上石磨，咀嚼再咀嚼，十颗也只能咬碎五颗，便一起吞到肚里，消化不了的麦粒原样排出。现在想起来，如果把这些粪便种到地里，肯定能长出好庄稼。我们的胃经过这番锻炼，再遇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够对付过去了。提起当年红军在长征路上煮皮带充饥，我们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

但人是肉长的，饥饿和消化不良毕竟难以支持。有什么办法呢？有几个钱的人可以到合作社去打打牙祭，钱少的可花5分钱买一块黄米枣糕。好在我们每月有1元、1元5角的津贴，我当教员，还有1元保健费。延安的东西便宜，5分钱可以买一包花生或红枣，1元钱有时可以买到几十个鸡蛋。为了克服饥饿，想尽各种办法。我们的棉衣穿了3年破烂得很，没有办法等补发新棉衣，就每人发一块布，自己缝补。我把这块布换成钱吃了，衣服破烂怎么办？有办法。我的裤腿，每天打绑腿，裤脚上的布保存得好，便把它剪下来，补在棉裤的膝盖和屁股上。挖了东墙补西墙，东墙怎么办？我照旧打上绑腿，照样很整齐，只是绑腿一解开，露出棉花来就不大好看。顾上肚子，也顾不得好看不好看了。话虽如此，我还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护身宝，把旧衣服剪下来，塞些旧棉花，做成一块手帕大的棉垫子。冬天出门放在棉衣内挡风，开会时放在棉裤下当垫子，既防胸腹受凉又防止了屁股挨冻。

延安没有公共汽车，走路全靠步行，鞋子又不结实，坏得很快。半年发一双新鞋。遇到发新鞋，我也把它换成钱吃了。我的鞋底早破了，再也不好对付了，怎么办？我就到山头人家丢的破鞋堆去找，因为每个人走路用力之处不同，鞋底破的位置也不同，我终于找到一双可以互补的鞋底，把它拆下来，补在我的破鞋上，就变成一双好鞋底了。

有了一点钱，我就全买成红枣。陕北的红枣又大又甜，把它洗干净，就放在锅里煮熟，再加一点猪油或肥肉，煮得又红又油又甜又香，放在窑洞里，一天吃几颗。但是仅仅靠几粒红枣是活不下去的。

于是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投向生产。我们上山开荒，种上粮食。我们纺线自己织布。我们从盐池运盐，我们从瓦窑堡挖煤。我们牧羊，我们喂猪，我们用盐和煤炭换回来必需的日用品。手磨起老茧，脚打起血泡，脸晒得黝黑，眼睛熬红了，绝不气馁，一鼓作气，干了一年，情况大变。我们不再挨饿受冻了，再过一年，我们就从危机中缓过来了。

我们的伙食也有了生气，炊事员加上我们轮流帮厨，过去老是吃带皮的煮土豆，现在吃上炒土豆片，炒土豆丝了。自己种的西红柿也由小变大，由青变红，可以喝上西红柿鸡蛋汤了。我们买的克郎猪也喂肥了，每月都可以杀一头猪吃肉了。

我们体会到绝处逢生的喜悦，体会到我们只晓得写字的双手，也能种地养猪。享受自己劳动创造的成果，这才是真正的享受。

延安式的恋爱和结婚

人们常说延安男多女少，18∶1，但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慎重的，没有什么混乱现象。延安党政军民学机构都不大，经常组织工作团到外地调查，一个组六七个人，有男有女，行军途中，有时睡在一个炕上，很少发生什么问题。大家在繁忙工作中，几乎忘记了彼此的性别，过着一种革命的纯洁的甚至是神圣的生活。

1939年以前，延安恋爱者有之，结婚的人不多。这个时期，抗战风云汹涌奔腾，人们怀着一种速战的愿望，不论在前线，在后方，都想着打败日本之后如何重返故乡，建立自己期望的生活。但是随着武汉撤退，大片国土沦陷，速胜之望已经破灭，留在延安的必须做长期打算，毛泽东也号召留在延安的干部要有决心，死了埋在清凉山。这时延安的年轻男女，开始考虑自己的长期打算，恋爱结婚也时兴起来。

延安没有婚姻法，男女结婚只要向所属组织写报告申请，经过考查具备结婚条件就予批准，批准书等于结婚证，就可以结婚了。延安当时因住房紧张，没有可能给结婚夫妇一间新房，所以实行礼拜六制度，夫妻平时在一个单位也好，不同单位也好，只有礼拜六才能团聚过婚姻生活。一到礼拜六，同房间的同志临时搬走，腾出地方让夫妇同住，星期天各自回去。

延安有一批红军老干部，经过长期艰苦战争，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十多岁，还未结婚，他们积极寻找对象。延安有少数工农女干部，他们和她们讲恋爱直截了当，彼此觉得可以，就打报告结婚。延安有一批大后方来的女青年知识分子，她们怀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和志气来到延安，本意不是来找对象结婚的，其中有些本来是一对恋人，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结婚，到了延安就水到渠成，得其所哉。其中多数还在待婚状态，成了延安男同志追求的对象。

1938年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一共6个人，部长凯丰在重庆办《群众》杂志，秘书杨松，教育科长吴亮平，宣传科长陈昌浩，除我们3个年轻人，他们都是三十岁左右年纪，是党内高级干部。杨松曾长期在东北做党的工作，留苏多年。吴亮平曾是苏区中央宣传部长，陈昌浩是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3个人中，陈昌浩已结婚，夫人是著名妇女干部张琴秋，是延安女子大学领导干部，张琴秋每周末来与陈昌浩团聚。夫妻恩爱之情，激起了另两位单身人的求偶之心。杨松和吴亮平有心找对象，两人找对象的方式不同。吴亮平管教育，经常到各学校讲课，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从听课的学生中选择对象，终于在陕北公学看上了一位大后方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但不知她的姓名，更不知道她的履历。于是在一次讲课的时候，指着她说，请你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提一个讲课中的问题让她回答。知道了她姓杜，他就去找她所属的班主任了解她的情况，知道了她是一个好学生。第二次上课，又让她回答问题，如是者好几次。他认定了这位对象，下课后，让班主任把她请来个别谈话，谈谈学习，为什么来延安，志愿是什么，称赞她学习得好。同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很快，在一次谈话中单刀直入提出要同她结婚，小杜感到突然，提出没有经过恋爱就结婚，要考虑考虑。吴亮平向她说明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能像平常时期那样考虑问题，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了。小杜通过听课，知道吴亮平不仅是老干部，而且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著作、有才华，颇为佩服和敬仰，看到他是真诚的，就同意结婚了。而杨松比较含蓄，他年纪稍为大一些，长期在苏联，回国后很想找个合适的对象，一下子找不到，心里想着嘴里老哼着歌曲。我都听得很熟了，知道他的心思却帮不上忙。1937年年底，安徽汪雨相老人带领全家大小，儿子、女儿、媳妇、女婿一起到了延安，老人分配在边区政府民政厅任秘书长，年轻人都分在延安各单位。有一位媳妇，到延安后与丈夫离婚了，在马列学院学习，以后分配到延安文化俱乐部工作，可能杨松在马列学院讲课时见过她，认为她老练成熟，就经常跑文化俱乐部来找她，经过几次交谈，终于结成了夫妇。

红军工农干部与女知识分子生活经历情趣有差距，当时延安传说一些笑话，说一位红军高级干部与一位女知识青年结了婚，感情很好。一日在延河边月下散步，正赶上十五月圆，女的感到无穷情趣，高兴地说这月亮多美啊！她丈夫不能理解，觉得月亮就是月亮，像一块大烧饼挂在天上，有什么美不美，使女的有些失望。又传说一位女知识分子，结婚后，给她丈夫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说“送给你一个吻”，丈夫收到信问警卫员，她给我送的东西在哪里？警卫员说没有看到她送什么东西。丈夫说她信中写的送给我一件东西怎么没有，一再追问，警卫员没有办法，找到懂文化的干部一看，不禁大笑，丈夫也觉得不好意思。尽管工农干部与女知识青年在文化上、情趣上有差距，但工农干部政治水平高，经历丰富，感情真挚，婚后增进了了解和感情，夫妻生活很融洽。

在延安恋爱结婚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引为遗憾的事。从大后方投奔延安的一对情人，约好到延安结婚。结果走岔了，女的先到了延安，在学习中受男性的热烈追求，她在不知道她情人的下落情况下与人结婚了，等到她的情人找到她，已经晚了。男女双方都感到很大的遗憾。

还有更不幸的是，我的年轻朋友刘天海，青岛人，是一位英俊少年，受到女青年的爱慕，他也爱上一位山东姑娘小徐，两人情投意合，打报告要求结婚，但是他在履历表上填的是在家乡已婚，组织上不批准。他再三说明也不行，忧郁成疾，在一场伤寒病中死去。我去看他，在他遗体旁伫立很久，发现他临死时，眼角留有未干的眼泪。我有一次偶尔遇见天海的情人小徐，只见她容颜憔悴，几乎认不出了。可见她在感情上也受到很大刺激。

还有的情人情深意笃，期待百年好合，不料突然得到通知，说一方政治上有问题必须立即离开延安，从此天涯分隔，连音讯也不能保持，直到胜利见了面，彼此已经有很大变化，陡增无穷的遗憾。

在延安结婚的男女青年，少小离家，对男女结合的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发生过一些影响健康的问题。这些事，女方本来在家里会有母亲告知，到了延安，谁来告诉呢？1939年秋季，有一次我看到窑洞里外挤满了年轻男女，非常用心地听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志讲话，不时传出笑声。挤进去一看，原来是邓大姐（邓颖超）在谈话，告诉年轻夫妇如何注意婚姻卫生，只听见她批评一些年轻夫妇，例假时不谨慎，结果得了病。她大声地说这是危险的不卫生的，当丈夫的一定要体恤自己的妻子，一个月有4个礼拜六，忍耐一次有什么不可？她说，这些话你们在家时妈妈会告诉的，如今你们离开家到延安，我是你们的大姐，不能不管。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深受延安青年的敬仰，被奉为婚姻的偶像。延安青年崇拜的婚姻偶像，还有朱德和康克清夫妇、张闻天和刘英夫妇，李富春和蔡畅夫妇，谢觉哉和王定国夫妇，曾山和邓六金夫妇。印象欠佳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夫妇，林彪和叶群夫妇。特别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当时延安和其他根据地都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江青政治上不够格，大家有些不放心。叶群是南京来的比较年长的大学生，有社会经验，在别人热衷找对象时，她沉得住气，人们称之为马其诺防线（二次大战中法国号称最坚固的防线）。听说她把中央领导人都排了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哪个结婚了，哪个还未婚，或者虽结婚但老婆留在苏联回不来。林彪符合这个条件，她便主动进攻与林彪结婚。

延安男多女少，可都能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不管她看起来多么不漂亮，不管他年纪大有战伤断了胳膊缺了腿，最终都能满意结合。当时，我一位朋友的姐姐是舞蹈演员，长得很漂亮，她的丈夫是红军一位断了一条腿的将军，两人却很相爱。

在延安还有几位外国朋友，如马海德大夫，找到鲁艺的美人苏菲，结婚生孩子直到白头。李德在遵义会议被撤下军队领导职务后，留在延安闲住，无事打打网球，他也找到一位对象结婚，当他被共产国际调走时，他的妻子留下来，成了一名戏剧演员。

但是延安结了婚的女同志一般不愿生孩子，行军打仗是个累赘，所以人工流产的比较多。只要经过领导的同意，就可以进医院做手术。延安不鼓励生孩子，但对生孩子是负责的。每人粮食有定量，孩子无论男女，都有自己的定量，还另发布为孩子做衣服，孩子从生下来就按规定供给。婴孩一般是吃母乳，母乳不足，就用大灶小米粥面上的米油，加糖喂，居然也能喂成又红又胖的娃娃。遇到行军，带孩子的女干部，一般都配一匹马，有一位公务员照顾。也有把孩子托给老百姓代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