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回忆我的前半生16：使我感到川岛芳子的人情味，还是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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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四一年以来，我演的几乎全是日本电影，但我的身份仍然是满映的专属演员。

因此，在新京满映制片厂拍内景的机会就变得特别少，即使是拍外景或巡回演出慰问告一段落也很少回新京的满映总社，大多要回到北京的父母家。

山家亨仍在北京的“北支军”报道部工作，所以经常到我家来玩。

但那时他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长腿叔叔”了。

从前他肯听我所倾诉的烦恼，哪管是一些琐碎的小事，也愿意为我出出主意。

可是不知何时这种关系倒了过来，反而要由我这个年岁小的人承担起他的恋爱参谋来了。

山家决不是一个美男子，但他却具有男子汉的风度，有些魅力。

他那落落大方，总是笑眯眯的姿态，倒有点中国的“大人物”风度。

回顾与他长期的交往，几乎没有看到过他穿军服，也许出于他那特殊的情报军官任务关系，他总是穿着特别定做的西服或高级面料的中国衣服。

头发也不像一般军人那样剃成秃子，而是留着长长的三七分开的漂亮分发。

为了保护他那因伤寒的后遗症而造成不太听使唤的腿，总是拄著一根手杖。

他尽管是个军人，却没有日本军人那种吹胡子瞪眼、强人所难的毛病，可能就因为有这些优点而受到了女性的欢迎。

每次同他见面，他和我商量的，肯定就是女人的问题。

我不大清楚他为什么要找我这个年岁小，而又缺乏恋爱经验的人来商量，也可能由于在山家的女人问题的背后，一定要关联着一个我们共同的熟人——川岛芳子的关系吧。

山家曾作为陆军士官学校的委托生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汉语，回到松本联队以后，又跟川岛芳子直接学习，再加上在北京留学时期的磨炼，他的中国话好得几乎一点不带日本人的腔味。

我和山家之间的谈话，一般是用中国话和日语的混杂语，而在谈变爱问题时，就只用中国话。

山家有句象口头禅似的话——“日本的女人，简直使我不敢恭维，忸忸怩怩的，真不知她们在想什么？"

的确，有关他的风流韵事几乎全是中国女人，他不只跟女人交往，在他的公私交游关系中，也是中国人多于日本人，甚至他还在有意识地躲避日本人。

山家已结婚，生有一女。

夫人早亡后，他似乎已不想再结婚，过着安逸的独身生活，因而就流传出许多他与美女的桃色新闻。

但是，为什么他的对象又只限于中国人呢？

这是不是由于他的初恋情人川岛芳子是中国人的关系呢？

他们两个人的爱憎关系，在分离之后似乎仍在藕断丝连地继续着。

他曾抱怨说:“芳子真是个叫人摸不清她会干出什么的女人。有一次，我从司令部回到官舍一看；她给我来了个洗劫一空，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跑来，把我的东西全都用汽车给运走了。"

被她拿走的东西，不只是他那引为自豪的康泰斯和莱卡牌高级照相机，就连西服和内衣也都给收拾走了。

山家不得不苦笑着说:“倒也没什么，我再买新的也就罢了。你看，这不是我又重新买了这套西装和鞋子！”

在他们二人之间，这类事件似乎常常发生。

弄得他实在没办法时，就只好亲自在到川岛芳子家去取。

可是，只要去就正好掉进她的圈套，不只东西，就连山家的身体也不是简单地能要得回来的。

我回到北京的父母家时，顶多和女中时代的朋友见见面，或为了买东西同妹妹们到王府井大街和前门大街去逛逛，可几乎没有去过夜总会和舞厅。

即使是当地的头面人物举办的宴会也很少露面。

这是因为我讨厌和川岛芳子碰面。

由于川岛芳子误解了我和山家的关系，曾在夜总会和宴会席上造我的谣，说了一些莫须有的话。

而这种谣言又传到了我的耳里。

说什么:“李香兰这家伙，从她上中学的时代我就亲切地照顾她、疼爱她，可现在她却背叛了我。我给她买钢琴，甚至给她盖房子。一旦当了明星却不认人了。是我拜托山家让她到满映当明星的，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她明知我和山家的关系，可她还来偷我的男人，所谓恩将仇报，就是这么回事！”

据传说，川岛芳子有个惯用手法——当她要掩饰自己的丑态时，她就能无中生有地信口雌黄。

还听说，她利用和多田骏中将等军首脑部的老关系，曾多次以诈骗的手法提取了大量的金钱。

不错，我在中学时代利用暑假到天津去玩的时候，她曾“淑子、淑子”地疼过我，但送给我的东西也只有前面提到的那两件旗袍而已。

她完全误解了我与山家的关系。

当我多次为山家“参谋”他的恋爱对象过程中，才弄清了她误解的原因——当时，山家已和“满映女演员李明”打得火热，而川岛芳子只听到“满映女演员李某”就冒然断定是“满映女演员李香兰”而张冠李戴地把问题给混淆了。

东和商事的川喜多长政于一九三七年拍摄《东洋和平之道》(铃木重吉编剧导演)时，决定只起用中国演员，于是便在北京公开招募主角演员，从三百多人的应募者中录取了六名，其中有两名是女演员，一名是李明，另一名是白光。

由于李明会说标准的北京话，便被满映选送到新京。

李明身高约六尺、体态妖娆、皮肤白皙，是个略带冷淡感的美女，但脚有点毛病，在拍跑动的镜头时，总要用替身演员。

由于李明、白光都住在北京，所以就常到在北京主掌报纸、电影等宣传报道方面工作的山家公馆去玩。

后来李明和山家变成了情侣，而这个消息可能又传到川岛芳子的耳里。

川岛芳子是个一旦激动起来，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

他闻听传言，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向宪兵队告密说:"山家少佐和李香兰之间的关系有些可疑。”

有一天，山家到我家来，和父亲闲谈之后，偕我到了王府井的饭馆，通常他总要以自己的恋爱史为“酒菜”一点一点地品味着老酒。

可是，这一天他却面带忧郁地说:

“今天我被宪兵队叫去，才知道他们那里收到一封无中生有的密告信。诬指李香兰和山家陷入一种不寻常的关系，说你从我那里刺探到日军的军事情报转给了中国的谍报人员，有‘通敌’嫌疑。这简直是拿人开玩笑。宪兵队也认为这是对我的诬陷，根本没有理睬，不过也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既然有种种谣言，你还是多多注意为好。从笔迹来看是川岛芳子写的。”

宪兵队当然也知道山家和李明同居的事，同时也知道告密者因弄错人而进行中伤，而且查明了告密者就是川岛芳子。

这件事也传到了北支派遣方面军司令多田骏中将的耳里。

多田中将过去曾任命川岛芳子———金璧辉为安国军司令，也曾为她当过庇护人，让她在天津以东兴楼营业来养活她那些有家难回的旧部下。

可是后来又传说川岛芳子称中将为“爸爸，”并利用中将的权威胡作非为。

时到如今，事已至此，川岛芳子对多田中将来说，不论在男女关系方面，还是在日军推进大陆战略方面，都成了令人讨厌的绊脚石，终于下了一道密令:“抹掉川岛芳子！”

2

从一九四O年前后起，川岛芳子就来往于天津的东兴楼、北京的邸宅和日本的博多清流庄饭店之间，过着闷闷不乐的生活。

平素，她把东兴楼的经营委托给别人，自己闷居在北京的自宅，但有时也回到福冈，和日本右翼玄洋社头目头山满见见面。

她和大日本国粹大众党总载笹川良一的交往，似乎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川岛和我在博多的清流庄饭店见面时，还曾请我说:“我和笹川哥哥将创设新的政治团体，淑子，你也来参加吧！”

山冈庄八所著《破天荒——人间笹川良一》(有朋社，一九七八年。以下略称《破天荒》)描写了笹川良一戏剧性的半生。

川岛芳子自从被笹川从多田中将的暗杀命令中拯救出来，就对他非常恋慕，当笹川回到九州后，她也随其后飞到九州。

但书中叙述的情况，却与我从山家那里直接听到的，有些出入。

山家说:

“芳子写了一份批判日军在中国大陆行动的文章，分别投给东条英机、松冈洋右、头山满等日本政界和军界的大人物，主张纠正对华政策，立即和蒋介石谈判讲和。她在文章中对多田中将给予了极其严厉的责难，这种责难当然包含着由于多田中将不再理睬和疏远了她的私怨，但在文章中却也充满了她个人对日本军队所产生的失望心情。这样一来，中将便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于是才下决心“抹掉她”，而且命令我去执行这项命令。中将明明知道我和芳子的往日关系，还要我去执行，可能是故意整治我吧！”

据说这时的川岛芳子已和多田中将闹掰，而和一个叫田宫的参谋鬼混起来，也有人传说她是个双重间谍，成了“北支军”伤脑筋的人。

特别是对多田中将来说，如果她的投诉，真的被日本国的陆军总部采纳，就有可能使自已身受其害，所以，才下决心“抹掉她”。

山家还说:

“她把军部搅和得太过分了，也给我添了许多麻烦。但命令我去‘抹掉她’，也确实不忍心下手，到底有过一段情意，更何况是清朝肃亲王的王女、满洲国皇帝的亲族。于是，便由我负责将她驱逐出境、遣返日本。按道理现在她应该正在九州的云仙疗养中。”

这真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多田中将为了除掉令人发怵的情妇，居然命令她的初恋情人山家去执行暗杀，其情节简直比小说还离奇、还充满讽刺性。

但是，据上述《破天荒》一书所述，这项暗杀命令，是下达给宪兵队的由利少将的(不过，当时并没有一个叫由利的少将，可能是《破天荒》小说中虚构的一个假名)。

究竟哪一方面是真实的呢？

不，也可能两方面都是真实的。

总之，多田中将是下达了暗杀川岛芳子的命令。

在多田中将来说，不管通过什么渠道、也不管执行暗杀的人是谁，只要能除掉这个眼中钉就可以。

据《破天荒》的记载:一九四O年六月，逗留在北京的笹川良一，有一天去访问他的老朋友——北京宪兵司令由利少将时，对方提出这件事与他商量说:“多田骏北支军司令给我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我暗杀川岛芳子。但我想军方把她利用够了，现在又要卸磨杀驴，实在不忍下手呀， 你能不能给想个办法？"

笹川听后很同情川岛芳子的处境，便想方设法要使她逃亡。

于是，去见了已处于被软禁状态的本人，确认本人也有逃亡的意思，便把她带到了大连的星浦饭店，两个人在那里结下了情缘。

从那以后，据说川岛芳子就更加迷恋笹川，并以“哥哥”相称，跟他去九州、大阪和东京，形影不离。

笹川是个大忙人，有时无暇陪伴她，她就用“芳子将死”的电报把他叫来，但来了一看根本没事而要回去的时候，她又死气百赖地缠着不让走。

可是，一旦上了床，据说一晚上也不让笹川睡觉。

可能就在这一时期，我在清流庄饭店也碰见过川岛芳子。

那是我结束了东京的拍摄后，要从博多搭机飞往上海的时候。

我来到准备住宿的清流庄。

门前聚集着许多人，就在那时有人从人群中向我喊话:“哎呀，淑子！我听说你要来，在这里等着你呢！”

我仔细一看是芳子，只见她身穿一件上等麻布的和服，扎着一条宽幅腰带。

头发依然是短发。

我暗暗吃了一惊，但却装着很镇静。

在休息室，川岛芳子突然撩起和服的下摆、露出大腿给我看，可以看到她腿上有许多她扎注射针的明显痕迹，她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我为日军战斗才留下的伤痕，也是我受苦受难的证据啊！”

我正以遇到这么个意想不到的熟人而惊讶不已时，她却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撩起了和服下摆，这使我感到十分尴尬。

由于随侍厚见小姐和同行的工作人员都在场，我只好说了句“回头再……"急忙离开了现场。

可是，在晚饭前她却出现在我的房间，对我说:“我从地方报纸上看到你将从博多乘飞机去上海的简讯，特地赶到博多，也在这个饭店里订了房间。”

接着便神聊起来——

“川岛养母脑袋有点不正常，现正在云仙疗养，我是来照料她的”(她以为我不知道她在北京被驱逐出境、落魄到这里的情况，才这样胡扯的)。

“你已经完全变成红星了，有个拍《川岛芳子传》的电影计划，想请你演主人公的我呢！(这个计划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我正计划做一些可以留传后世的爱国事业。为了和蒋介石握手，我和笹川良一创设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松冈洋右和头山满也都愿意襄助，你也来入会吧！”(我推说太忙而拒绝了)

“我做了对不起淑子你的事，曾怀疑你与山家之间有不正常关系，其实是李明。不过，山家这家伙实在不是个好东西！不论山家也好，田中隆吉也好，还是多田骏…… 日本军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就是她对中伤我的事，所做的辩解和道歉)

随侍厚见过来告诉我，其他工作人员有事找我商量。

就这样，芳子把她要说的话说完后便走了。

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当天夜里三点左右，纹帐外面的一阵沙沙响声把我惊醒了。

好象有人碰动了蚊帐，我坐起来环视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人影，只见我的枕边放着一封厚厚的信。

那是一封用紫色墨水写得满满的约有三十张信纸的长信。

我只记得字写得不错，但文章却与她的口语一样粗俗不堪。

“淑子，离别很久能再次见面，真是高兴！我是个前途未卜的人，或许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亦未可知！”

字里行间充满了哀伤的语调。

接着又写道:

“回首往事，我的人生究竟算是什么呢？我总觉得一切都是空虚的。一个人，当被社会欢迎的时候是朵花，那时节，要利用你的人就会趋之若鹜，但千万不要被那些人拖下去。你要坚持你的信念！现在正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好时候，你可以尽情地去干你所想干的事。不要成为被人利用、然后又被当作渣滓抛弃了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你可以拿我作为借鉴。我根据个人的痛苦经验，才对你提出这样忠告。现在我的心境，就象在那茫茫旷野中看着夕阳行将沉没一样，非常孤寂，现在我独自一人，不知何处是归宿。”

她的话冲击了我的心灵。

这个集称赞和毁谤于一身，被称为东洋的玛塔·哈丽、满洲的贞德的川岛芳子，能如此使我感到她的人情味，这还是头一次。

“你和我出生的国家虽不同，但有许多共同点，甚至连名字的发音也相同，我一直都在关心你。我经常听你灌制的唱片，特别是《支那之夜》，我不知听过几百次，一直听到唱盘都给磨得发白了。”

其实，电影《支那之夜》中的歌是我唱的，而唱片则是由渡边滨子灌制的。

她虽然吐露了自己的心情，但其中也包含着她仍在编造谎话，这倒也符合川岛芳子的为人。

据说，川岛芳子因为认识了东条英机夫人，由她做主才得以从九州又回到北京，但这并不一定真实。

很明显，多田中将只要知道东条大将在背后为她撑腰，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强行暗杀了。

就这样，川岛芳子总算能在北京的自宅以爱猴为伴，过了一个短期的平静生活，直到迎来停战。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她在自宅被捕，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以汉奸罪(背叛祖国罪)受到审判；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第一监狱刑场被执行枪决。

关于川岛芳子的一生，包括审判经过和处刑情况，在《秘录·川岛芳子一生的真相和谜》以及《男装丽人·川岛子传》(上坂冬子著，文艺春秋，一九八四年)等书中有详细记载。

据说，为她收尸和火化的临济宗妙心寺古川大航禅师，在她被处决的一周后——三月三十一日，将骨灰安放在北京东单的观音寺，邀请了十四五名有关的日本人，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

古川禅师本希望能邀请到更多的日本人来参加，但由于战后的局势混乱，有的人怕给自已带来后患，所以来人寥寥无几。

我妹妹悦子和清子偶然地到该寺去，正好是在川岛的追悼仪式之后，因而从禅师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仪式的详细情况。

据说，在“爱亲璧苔妙芳大姐”的牌位前面，摆放了川岛芳子在狱中穿过的囚衣囚裤和用过的暖水瓶等。

最惹人注日的，是那套还没有上过身的双重白领漂亮和服，在处刑前，作为最后的希望她曾提出“至少让我不穿囚服而穿着和服赴死”，即穿着那套双层白领和服去赴死，但没有被批准。

由于遗体的脸面被枪弹打得血肉模糊，已辩认不清本人的面貌，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谣传:“说那具尸体是一个犯小偷罪的女囚所充当的替身，而真正的川岛芳子则用金条买通了监狱人员，秘密地逃了出去，现在仍活着”。

另外还有一种类似鬼狐故事般的谣传:说那时在北京的川岛芳子家附近，每天夜里都有穿着双层白领和服的日本女人在徘徊。

川岛芳子出生于一九O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被处刑时刚好满四十一岁零十个月。

但是，一部分外电则报道她三十岁或三十一岁，这是因为她自已搞的鬼，少报了“十岁”。

据说，她把笹川良一的年龄也少说了十岁，这可能是出于她爱慕男人之心才撒的谎，而她在法庭上少报十岁，则是一种为了达到无罪或减刑的目的而采取的穷极之策。

她认为，只要能把在满洲事变(一九三一年)当时的年龄降到十六岁以下，就可以按未成年人处理，于是便把年龄倒算到一九一六年出生，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这样，在以汉奸罪起诉的罪状中就不得不按未成年人定罪，从而有可能得到从轻处理。

另外，就是户籍问题。

她认为，只要能在户籍上证明她是川岛浪速的养女，即是日本人，就有可能免除汉奸的罪行。

所谓汉奸，是指背叛祖国罪，即中国人背叛了祖国中国的犯罪，这一条款不能适用于日本人。

于是，她就想从养父川岛浪速的原籍——长野县松本近郊的村公所要来能证明她为日本人的《户籍誉本》。

但因《户籍誉本》上所记载的年龄，也要按她少报十岁的年龄加以修改，为此她在在押期间曾多次从狱中给她养父写信，恳请能将修改后的《户籍誊本》给她寄来。

但是，从日本寄来的却是川岛浪速的一纸陈情书。

她在陈情书中，首先申明《户籍誊本》已在关东大震灾中烧毁，现已不存在。

然后则说:"川岛芳子虽出生为清朝肃亲王第十四王女，但因我膝下无子女，便于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十月将七岁的芳子收为养女，因而她是日本人。”

接着便是村长的批语:“以上所述，完全属实"，并签名盖章。

本来，任何人以为川岛芳子既是川岛浪速的养女，理所当然就是日本人，可是事实上她并没有在川岛家的户籍上登记入籍。

也就是说，她从出生以来一直都是中国人，中国是她名符其实的祖国。

但她本人至死都蒙在鼓里，尽管一直眼巴巴地盼望着能作为一个外国人而得到释放，可是按汉奸的定义——“身为中国人而背叛祖国中国”的条款，她的罪恶已经足够按此判处了。

由此可见，《户籍誉本》尽管只是一张纸，但它却掌握了对一个人的生杀予夺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