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馆才多胡道子——记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

胡道静六世祖为泾县溪头都的胡承珙，号墨庄，生当清代乾嘉学派兴盛之时，以训诂为治学基础，勤辨订以阐明经义，专一《毛诗》之学，鸣于一时，传世不衰。其伯父胡朴安是著名的经学专家，著有《周易古史观》等书；父亲胡怀琛是商务印书馆编辑，于古籍整理多有贡献，著有《中国文化史概要》《诸子集解补正》等。兄弟成就，相映成辉。

胡道静1913年生于上海，祖籍泾县，幼承家学，长访名师，而学风一本墨庄祖传，所以胡道静自称学术渊源于皖学泾派，他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并培育出来的。

学生时期的古籍整理

胡道静在正风中学受教于顾实，先生讲授的《汉书·艺文志》，对少年胡道静的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的目录学功底就是在这时打下的。当时其父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经常把商务印书馆里的藏书借回来抄录，他说，“手抄一遍，胜读十遍”，并要胡道静也帮着一起抄。胡道静先是承命作业，但后来也慢慢抄出兴趣，并要父亲把那些自己想看而家中又缺藏的书借过来抄录。后来，父亲见儿子对乾嘉学派的考证之学产生了兴趣，便又命道静圈读《汉学师承记》。道静读了之后，对清代考据学大师的学术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在其父和顾实老师的指导下，胡道静从古典目录学登堂入室，逐渐钻进古籍堆，做起了考订、校勘的学问。

胡道静中学毕业准备上大学时，伯父胡朴安极力主张侄子去读他正在任教的持志大学国学系。因为当时上海只有那里才设有汉学专业。1928年，胡道静去了持志大学，通过考试被学校录取，成为国学系二年级学生。读了三年，1931年毕业。

在持志大学，校内校外都有以研究国学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叫中国学会。校外的中国学会由胡朴安发起组织，参加的人大多是学界与政界的知名人士，胡怀琛、顾实都是这个学会的首批会员。后来胡道静也成了其中的一名小会员。这个学会每隔一两个月总有一次集会，主要探讨学术问题。同时它还在《时事新报》上开设了个专栏，叫“国学周刊”，作为研究国学的园地。胡朴安每年自筹资金，把在这个园地上发表的文章汇集起来，编印成集子，取名叫《国学汇编》。这个《汇编》一共出过三集，每集四册，总共有十二册。

在中国学会，胡道静拜陈乃乾为师。由于长期从事古旧业务，陈乃乾对各种古籍版本非常熟悉。他认为，研究版本，决不能“玩物丧志”，一定要注重实际效用。因此他所留意的版本并非仅局限于宋元珍本、名钞宝册，只要是有实际校勘价值的，确实是逸书、足本，他都同样重视。当时明版书传世的还很多，至于清代的刻本那更不在话下了。但陈乃乾既不菲薄明刻，也不藐视清刻，凡是他经手过眼的明清刻本，只要是稀见仅有的，他都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把它刊印出来，以造福读者，如二三十年代影印的《经典集林》《嘉靖上海县志》《正德金山卫志》等。

当时胡道静在研究国学时曾经阅读了清代学者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他注意到，阮元主持的那个校勘班子是通过许多不同版本的互相校勘来发现问题的。于是胡道静明白了，要校勘古籍，不掌握版本学并熟悉每种古籍的版本情况是不行的。于是，道静就对版本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当时其父有一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仍保存着那些被辑录的旧本面目，于是道静就如获至宝地把它拿来，作为揣摩版本学的一种途径。而陈乃乾家与胡朴安家是近邻，道静每次去伯父家，都要去陈乃乾家借一些版本书回来，或研读或抄录。就在这研读和抄录之中，道静开始做起了学问。

胡道静早在正风中学读书时开始抄书，由于怕所抄的书有笔误，每次在底本归还之前，总要亲自校一遍，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一种校书的习惯。后来，道静不仅校自己所抄的书，而且还常常借来旧本、善本，与家中的印本相对照，把其中的异同用红笔一一标出。之后，随着对汉学兴趣的日益浓厚，他在看一本书时，还把其它书中有关这本书的校语、解释、引申、驳议等一一抄录，附在这本书的章节后面，作为对照。而事实上，这也就为这本书做了一个注本，从而做起了抄与著之间的工作。

胡道静除了白天在持志大学里读书外，晚上就在自己的书籍里研读、抄录。虽然他对书法没有用过功，但每次抄书著述，都是毛笔工楷。为了整齐划一，道静还刻了一块专门用来印笺纸线格的印板，用手工纸印刷笺纸。其中用墨色印的笺纸称“乌丝栏”，用来抄书；用红色印的笺纸称“朱丝栏”，用来著述，而且每张笺纸的版口下沿都印有“朝宗楼”三个字。朝宗楼是道静的书房名，取自《禹贡》“江、汉朝宗于海”一句，又因寓居滨临江海之地。当时，胡道静的第一本书《公孙龙子考》就是在这里写成的，现在翻开这本书的“自序”，在落款处还可以看到“叙于朝宗楼”这几个字。

就在这时，胡道静买到了一本中国书店新印的道藏本《公孙龙子》，它是清代学者严可均校的。由于在正风中学读书时道静已读到过这部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代表作，知道它有许多注本，所以道静就从陈老师那里借来了几个明刊本进行对校。结果他发现其中有许多异同，而严可均的校本并没有把它们都一一列举出来。于是道静就想汇录所有的校本，为这部名著重新做注，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不久，道静先后找到了清人陈澧、辛从益的注本以及其他著作中有关这部书的校语。道静对照底本一一校录，底本上很快就出现了用各种颜色写的字，可谓是五彩缤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用古典目录学的手段对公孙龙子书的存佚、真伪、注家、版本进行考查，并用考证的方法探究了公孙龙子的生卒年代、重要事迹、历史背景、学说渊源及争议。结果，到1929年6月，胡道静终于用“以史治子”的方法写成了《公孙龙子考》一书。凭着顾实的序，加上胡朴安给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历史部主任何炳松写的推荐信，道静的这部处女作就被商务印书馆录用了，拿到的稿酬是二百块银元。1934年初春，该书印刷发行。

第二年，胡道静又完成了《校雠学》一书，这是一本讲述古籍整理方法的书。胡朴安亲自为作序。

通志馆的工作

1932年“一二八”战争，胡道静家和书房葬身火海。道静大学毕业，在柳亚子建立的上海市通志馆当编辑，参加编纂第一部《上海市通志》。近代上海是一个“十里洋场”，自然就需要运用许多外文的图书和资料。为了工作的需要，道静不得不改变自己，从一个专门钻线装古书的蠹鱼，变成了一个能啃洋书，翻阅洋文旧报纸、旧期刊的书虫，整天摘抄外文资料、打字、搞翻译，英文资料还能够对付，对于日文，道静不得不利用晚上的时间去补习。

《上海市通志》到抗战前夕接近完成，前面部分已经付排。适值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于敌手，市通志馆解散，以致未能全部出版。但是留下一千多万字的原稿，至今保存在上海博物馆。其中出版的《上海研究资料》《上海年鉴》《上海县志》《上海掌故丛书》等，为续修市志以及研究上海历史留下了极其珍贵而丰富的材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同时建立五年多的上海通志馆，也为怎样编写新式的地方志，特别像上海这样一个华洋杂处、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的志书，树立了楷模，并且培养出了一批中青年修方志、治史学的人才。

二十五篇志稿，分给胡道静起草的有《文化事业编》《交通事业编》和《宗教编》内的基督教部分。《文化事业编》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科研单位、图书馆、博物馆、报纸、期刊、电影制片及放映，体育及竞技活动、医院和卫生工作等等。因为柳亚子的感召和影响，当时的一些进步的左翼的文化活动，都在志稿中有所反映。例如《图书馆》章中记述了中共创办的上海通信图书馆、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定期刊物》章把“左联”和“左联”前的许多刊物都写了进去，《电影》章对南国社摄制《到民间去》的经过和联华影业公司的进步影片也照实记述。

志稿每完成一个章节，就由听差送到柳宅，柳公审阅时发现问题，随即写信由听差送给作者，作者写去的复信，柳公往往又有批复。所以为了磋商文稿，每个编辑都收到柳公许多信函。胡道静写的文稿字数比较多，得到柳公的信函也更多，前前后后少说也有两百来封。

1934年，在通志馆原来已有的部门外又成立了两个组织，一是上海通社，这是由编辑部同仁组织的民间团体，出版周刊《上海通》；另一个是年鉴委员会。成员全部是原通志馆人员。

1937年11月上海沧陷，1938年1月胡怀琛久病并忧国而去世。通志馆暂行停办，所有文稿档卷、贵重图书资料，都密运至柳亚子家中保存。1940年底，柳要离沪去港，行前考虑所存通志馆重要文卷的安全问题，找胡道静商量，联系一个妥当的地方代管保存。胡想到自己与法国耶稣会中从事学术文化方面的教士有联系，就去恳托震旦大学图书馆法籍院长夏之时司铎和中国副馆长景培元先生，景培元握住胡的手说：“除非是不可抵抗，当竭力代为保存。”得到他们的慨允，这批文卷由柳宅密移至震旦大学托管。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入上海租界，胡道静在内移途中，因火车遭敌机轰炸，后方误传其不幸遇难。1942年8月6日，在桂林的柳亚子的一个朋友带给柳一张《大公晚报》，有如下的记载：

东南日报由金华西迁江山衢州之时，中途全车被炸，损失惨重，该报编辑胡道静氏且有不幸消息。

柳亚子感到震悼，写了一篇《怀念胡道静兄》的文章，登在桂林《野草》杂志的1942年12月号上，其中一段说：

“一二八”以后，好象他（胡寄尘）离开了商务了。此时，我正担任了上海市通志馆的工作，请寄尘当编辑，寄尘便把他的世兄道静也带了进来。

此时，道静年龄很轻，新从持志大学毕业出来。但他聪明而又努力，工作效能非常的高，在馆中的同事是没有一个不敬佩他和爱慕他的，因为他待人接物，又是非常的恳挚，非常的和蔼。在几个老朋友中，每谈到道静时，大家总说真是“清凤胜于老凤声”呀！

上海市通志馆创办在“一二八”以后，却停刊于“八一三”抗战之役。淞沪沦陷以后，自然大家都散了。通志还没有办成，积稿累累，道静的成就最多。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鉴”，四本“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两本“上海研究资料”，中间执笔的在质在量，道静也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淞沪沦陷以后不到几个月，寄尘就因忧愤而逝世了。道静上奉孀慈，下抚弱弟，过着很艰苦的生活。他本来对于新闻学很感兴趣，以后便正式加入新闻界了。可是那时候租界虽还存在，敌伪已非常猖獗，在手枪炸弹的威胁之下，道静还是很安定地做他的工作。他先在《中美日报》，后来又兼任了《大晚报》的编辑，在百忙中和我保持着通讯的关系。直到我离开上海以前，他还替市通志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一部分的藏书，由道静经手，去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我在香港，差不多呆了将近一年，道静常常有信来，不以盛衰易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自然交通是断绝了。我在流亡的途中，也很挂念道静和其他市通志馆同人的行止。记不清是在老隆还在兴宁吧，报上有关于道静的消息，说他到了金华，担任《东南日报》的编辑，我心中非常欣慰。谁知行抵桂林以后两个月，却于无意中看到了《大公晚报》上这一段发展趋势的记载。

日本投降后，上海市通志馆复原，改名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之后，胡道静也从内地屯溪回到上海，接受志馆任务，以原来的代表身份，去震旦大学图书馆把志馆托管的文卷取回。

由于当时在孤岛参加抗日新闻工作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发给胡道静一枚“抗战胜利勋章”。这是专门颁发给抗战有功人士的勋章。

投 身 科 技 史

早在1930年，胡道静出版《公孙龙子考》《校雠学》之后，又把目标逐渐转移到对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写的《梦溪笔谈》的校证上。不过那时他还根本没有想到要给这部书作注。以后由于反复阅读《梦溪笔谈》的内容，道静发现，即使是唐、宋以后出的古籍，同样也有许多意义不清或错字、脱字的地方。于是道静就干脆做起了校勘、训诂的工作。他对照不同的版本和其他相关著作，把有关的注释或写在书眉上，或用小纸条夹在书页里，或干脆就记在笔记本上，真可谓逢书即览，握管便录，连自己也分不清这究竟是在当一项工作做还是在享受一种乐趣。

当年胡怀琛参加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看到儿子对古典科学的兴趣很高，于是就把选题中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发稿工作交给道静来做。利用课余时做这种工作，既有书读又有钱挣，道静当然很乐意。道静通过这些钱给自己买了许多想买的书，而且还因此初步熟悉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技术发展情况及有关的文献资料，对《梦溪笔谈》中涉及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农田水利学及耕作制度的许多条文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解放后不久，胡道静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负责处理华东大区的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因为稳定的读书、工作环境，胡道静的创作热情高涨。1956年春，胡校注的两册《梦溪笔谈校证》问世。它以清陶氏爱庐刻本为底本，采用影刻宋乾道本、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续编》本、《汇秘笈》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故事杂记，征引的文字校勘不主一本，也不主一家之说，择善而从，所注所证，引书达数百余种。1957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新校正梦溪笔谈》，它是《校证》的简本也是《校证》的补充本。

《梦溪笔谈》问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的老师顾颉刚盛赞《校证》说“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了胡道静校注的《梦溪笔谈》。国际科技界也很重视和高度评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说：“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的《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声誉。”日本出版的全译本《梦溪笔谈》在例言中说明，译注时以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为依据，并说：“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第一人者。”

在接下来的继续抄校研习群书的过程中，胡道静对出版的两书不断有新的补充。1966年春，已完成四十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补证》稿题写了封面。

因为对科技史的共同爱好，李约瑟博士和胡道静两人读到对方的著作而互相倾心，从五十年代初就结下了真挚的友谊。1964年，李博士访华，到上海时晤见了胡道静，共作学术上的探讨。1972年，李博士再次访华，仍要求见胡道静，但被诓骗说“胡道静已死”，其家属都已离开上海。1978年李约瑟再一次访华，到北京时，向科学院提出，去沪时一定要会见胡道静，院方作出安排，两人才得以见面。1980年李约瑟八十寿辰，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编辑出版为李约瑟博士贺寿的学术巨著《中国科技史探索》，胡道静担任执行编辑。1981年，李约瑟又一次访问中国，来上海时，由多年的助手鲁桂珍博士陪同，特地到胡道静家里晤谈，品尝了道静夫人亲手制作的汤圆。李博士为胡道静带来了国际科学史研究院授予胡的院士证书，胡道静向李赠送了请人专门绘制、由周谷城先生题书“李约瑟博士清赏”的《寿星图》，以及两方鸡血石印。李回赠以一把剑桥礼品剑。1984年，两人在香港最后一次相见。

胡道静还注重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1960年承担了编辑《中国古农书总录》的农学文献及传统农艺科研课题。八十年代，著作《农书·农史论集》《中国古代农业博物志考》等，编辑校注《种艺几用》《稀见古农书录》《甘藷疏》等古农书。

编辑家的日子

胡道静在解放前就在《大晚报》《中美日报》等报社担任编辑，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间主要在编辑岗位上默默耕耘，硕果累累。

1956年11月1日，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出版事业管理处同意，在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为专业的古典文学出版社，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胡道静是其中的编辑之一。因调来的十几位编辑都是才学之士，一时人才济济，李俊民常戏称为“人材内阁”，私下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胡调任该所编辑。在这个岗位上，胡道静帮助校对、出版了众多书籍。

中国古文献学家王重民在辑校《徐光启集》时，因徐光启主要资料在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等处，身在北京的王鞭长莫及。于是，胡道静就往返奔走于这几家单位，多方寻找，拍摄、传抄并校对有关资料。来往的信件达一百封以上，开启了出版家与作家密切联系的典范。至于全书内容之审核，道静更是字斟句酌，如王重民先生在《序言》中原有这样一段话：“古来蔬菜，如颇棱、安石榴、海棠、蒜之属，自来国外者多矣。”可是作者在看最后一遍校样时，却把“安”字前的顿号，移到了“安”字之后，成了“如颇棱安、石榴……”这自然逃不过道静先生的法眼，他将标点恢复原样后复信道：“……序言中有‘如颇棱、安石榴’一句，你将标点改为‘如颇棱安、石榴’，我们以为原标点是对的，不需改变，因颇棱菜为菠菜的原名，石榴古称安石榴，以其来自西域涂林安石国也。”胡道静的专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胡道静除了业务和学术上的言谈外，谨言慎行。在“反右”运动中，道静极少发言，即使奉命指定要发言，他也只拣些被批判者在编辑业务上的问题，作些听来义正辞严但不涉及可以在政治上定罪的指责。落井下石不是他的性格，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在难能可贵。因而，复旦大学教授胡杰说：“胡先生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