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杨度5：在袁世凯的复辟泥淖中越陷越深

一

父亲虽然在北京当了学部副大臣，地位高了，但他还是念念不忘过去的老友，特别是齐白石，白石老人也是湖南湘潭人，比我父亲大十岁。

他们是同乡，又是同窗，可谓莫逆之交。

大家都知道，齐白石的家庭贫寒。

他幼年时看牛砍柴，帮助料理家务。

十四岁那年，他才开始学习木工。

后来，由于齐白石在木刻雕花方面颇有造诣，渐渐地被人们所注意。

他还得到王闿运的赏识，把他收在门下，教以诗文。

我父亲对于绘画并不在行，但对于齐白石的艺术天才非常爱慕。

他们两人所走的道路也迥然不同，但气质是相同的，都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父亲担任学部副大臣之后，总感到齐白石久居乡间，不能尽情发挥他的艺术天才，便写信邀请齐白石来京，让他遍览北京名胜古迹。

随后，父亲又出资相助齐白石，遨游全国名山大川，以广眼界。

从此，齐白石的艺术更见提高，创作了不少佳作。

而两人的过往也更亲密，这在我父亲的政治生涯中，又添上另一番情趣。

洪宪失败后，父亲从天津回到北京，便闭门读书写字，很少和外人来往；但是和齐白石的来往仍很密切，常在一起研究诗词和绘画艺术。

我父亲善于书写汉隶大字，常为人写字。

齐白石除了绘画之外，又善刻印章。

他曾为我父亲治了不少印章，如“杨度之印”、"湘潭杨氏"、“虎头陀”、“虎禅师”等。

这些作品刀法刚毅，灵活有力，与众不同。

我父亲书写对联、屏条时所用的印章，都是齐白石雕刻的。

一九四九年初夏，北京刚解放不久，我从欧洲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大会时，曾由吴作人同志带领去访问了白石老人。

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十六年了。

当吴作人介绍我是杨度的女儿时，白石老人很高兴，指着画桌上一个放画笔的木盒子对我说:“这个笔盒子就是你父亲送给我的，可惜他……”

老人说到这里，不禁感慨万分，又补充了一句:“你父亲对我真不错啊……”

我怕他伤感过甚，就不多谈下去了。

前些时，我在整理父亲所写的文稿时，发现了一篇由父亲在一九二八年撰文并书写的《湘潭齐山人自圹志铭》，内中详述了齐白石的一生，说他:

自为木工以至鬻画，曾无暇逸，亦不求人，壮老一致，自食其力。

最后，他又赞扬齐白石说:

凡人不能无食而生，举世方欲不劳而食，山人独以布衣终生。

自劳自食，得人生之正道，可谓君子人矣。

故其画与刻石，高逸绝俗，有林下风，亦如山人之格。

古称德本艺末，艺径于德，名世宜哉。

二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父亲向袁世凯保荐了三位著名的人物入阁，辅助袁世凯的组阁工作，以期达到立宪的目的。

但当袁世凯暴露了他的帝制野心后，他们就都先后离去了。

我父亲推荐给袁世凯的第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前面我说过，父亲和他在日本时就有来往，政治上都主张君主立宪，又都长于宪法，编写过不少宪政文章，确是志同道合。

过去父亲为了以生命作担保向清廷保举梁启超而险些遭到弹劾。

这情况袁世凯也是知道的。

现在，袁世凯正在用人之时，便欣然同意了我父亲的推荐，并在一九一二年成立国会时，批准梁启超为共和党领袖。

一九一三年，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梁启超又成了进步党的领袖，与国民党相对立，成了袁世凯国会里的重要人物。

后来，梁又进入内阁，充任司法总长；在政府议会中又是委员；在参政院是参政；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是首席委员。

袁世凯对梁启超总算是非常“礼遇“了。

这是因为梁在戊戌变法中有些旧名声，可在以后的帝制活动中起个带头作用。

当然，梁启超为袁世凯也出了不少力。

可是，梁启超尽管一向坚持君主立宪，然而当他看到袁世凯一意孤行，一心想做皇帝后，又断定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暗中已在打主意慢慢地引退。

他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家眷安置到天津，以后自己也迁居天津。

到筹安会成立时，我父亲曾请和梁启超有密切关系的友人去天津，邀请梁参加筹安会，作为共同发起人。

不料，梁已看到当时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浪潮将一触即发，婉言拒绝了参加筹安会。

袁世凯见梁启超不肯参加，又派了自己的儿子袁克定带了二十万元作礼钱，去天津劝说。

梁启超见对帝制的形势越来越不妙，为了自己的前途、声誉和政治地位，更一反过去主张君主立宪的常态，在报纸上写了一篇反对帝制的文章，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不过，措词很含糊，模棱两可，说些“果未熟而摘之"、“孕未满而催之"之类的话，要人们等待时机的到来。

最后，还写了一段驳斥我父亲所写的《君宪救国论》的附记，含含糊糊地把我父亲责备了一通。

以后，他更在报上发表了一个宣言，表示今后与杨度划清界限，说:

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

不敢以私度公，亦不敢以公害私。

我父亲见了这个宣言，感到太突然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想不到一向和他志同道合、引为知己的老友，竟来这一手。

而梁启超的这一转向，在国内外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接着他又继续发表《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等反帝制的文章，进一步打击了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从而也为梁启超捞取了很多政治资本。

客观地说，梁启超不失为能识大体、善抓时机、有着敏锐政治头脑的人。

三

蔡锷是我父亲在日本时的同学，两人的交情很好，蔡锷回国后，曾主持广西陆军大学，又做到云南省的都督，还担任统一共和党的总干事，是滇黔地区的实力人物。

在国民党失败后，袁世凯的势力一天天地大起来。

蔡锷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缓和袁世凯对他的戒备，自己要求到北京来工作，假意表示拥护袁世凯。

蔡锷来到北京后，就来找我父亲，讲明了他的来意。

父亲听了非常高兴。

那时，袁世凯正感到北洋军队需要改造和整顿，父亲就和夏寿田商议，一同向袁世凯推荐蔡锷主持建军工作。

袁世凯立即表示赞同。

其实，袁世凯知道蔡锷在云南很有实力，一直对他不放心。

现在既然蔡锷自己来到了北京，就索性把他留在身边，明为主持建军工作，实际是便于观察其动静。

袁世凯还有一个顾虑。

因为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梁、蔡二人都到了北京，一旦掌握了中央的军政大权，他自己就无法驾驭了。

可是，后来袁世凯又觉得蔡锷生得瘦小文弱，貌不惊人，有些瞧不起他，不相信他确实有才能。

因此对他的工作安排问题迟迟不决。

我父亲和夏寿田只得再三在袁世凯面前为蔡锷吹嘘、担保，袁世凯才落实了这个建议。

这时，父亲才去征求蔡的意见。

蔡锷因感到这太突然，有些犹豫，不敢接受，我父亲就去和梁启超商量。

梁启超认为，光在纸上谈论建国方针，当然不如从改造军事入手更直接有力。

袁世凯又猜疑成性，如果蔡愕拒绝接受他的命令，一旦袁世凯恼羞成怒，反而会引出别的问题来，还是暂时接受了这任命再说。

后来，由于北洋军人的阻挠，袁世凯并没有任命蔡为参谋长和陆军总长等有实权的职位，只是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大元帅统率办事处” 办事员，以及昭远将军等官衔。

尽管如此，由于“统率办事处”是袁世凯亲自堂握的军事机构心脏，这也算对蔡锷的重视了。

蔡锷为人沉默寡言，却很有心机。

表面上，他每天都在花天酒地，寻花问柳，和友人们逛妓院，消磨时日；实际上却在观察袁世凯的为人和行动，以作日后的打算。

袁世凯也时常以磋商政治为名，找蔡锷谈话，以了解他的心情，更派人暗地里监视他的行动。

蔡锷对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本来就很不满，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每逢袁世凯和他谈帝制问题时，总是表示完全赞同。

我父亲组织筹安会后，也曾去拉蔡锷签名于请愿书、对袁世凯表示劝进。

蔡锷也爽快地照办了。

蔡锷在暗中则已和西南各省有所联系，为以后反对帝制的行动准备，连我父亲也不知道，一直以他为推行帝制的同道，还一再向袁世凯保证蔡锷没有问题。

蔡锷也仍经常出入我家，与我父亲谈笑风生，如同家人。

据我母亲徐粲楞回忆:

某夜，蔡锷突然匆匆来到我家， 拉住我父亲密谈。

这时，他才向我父亲吐露了真情，不愿再在北京当傀儡，决定引身他去。

他说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决非成大事者，劝我父亲悬崖勒马，早日引退。

他们正这么密谈着，男仆忽报夏寿田来访。

夏寿田原是我家的亲戚，又和我父亲交往甚密，平时可以随便出入于我家的内室，但这回与蔡锷密谈的事，却绝不能让他知道，所以，我父亲和蔡锷闻报都大为惊慌，不知所措。

幸好我母亲在一旁急中生智， 连忙一把拉蔡锷进入卧室，藏在大床的帐子后面。

到夏寿田走后，我父亲才设法派人护送蔡锷回家。

次日，我父亲就发觉蔡锷带着妓女小凤仙乘车出门，借口医病，远走高飞了。

不久，蔡锷发出了反对帝制的通电。

电文说:

变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大总统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

电文又要求将杨度等六人和朱启钤等七人“立郎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限袁世凯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袁世凯当然不会答复。

蔡锷就首举义旗，在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宣告云南省独立，并一呼百应，使袁世凯称帝的美梦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我父亲也因蔡锷起义而受到了袁世凯的痛责。

父亲的“君主立宪”受到了极大的挫折。

四

我父亲为了帮助袁世凯早日实现君主立宪，除向袁世凯推荐了梁启超和蔡锷以外，还希望把王闿运这位文章经济载誉全国的老师请出来。

父亲对袁世凯说:“王老师的学问在康南海(康有为)之上，其经世主张不似康派的拘于保皇复古。我的帝王之学、君宪主张，与康、梁有所不同，大多得于王老师的启发。”

王闿运既是当时的文坛耆宿，袁世凯当然乐于接纳。

一九一四年春，我父亲便以袁世凯的名义拟了一个电报，聘请王闿运北上。

袁还派我父亲亲自去湖南迎接。

五月初，王闿运抵京。

袁世凯任命他为国史馆馆长，由我父亲兼任副馆长。

这是个养老的闲差，王闿运呆在这里，原来主要是想等待时机搞他的“帝王之学”。

但是，在北京久住以后，他看到全国舆论对袁世凯的复辞倒退行为很不满，人心动荡，国事不定，预感袁世凯的前途不妙，“帝王之学"在此时也不相宜，思想上也就开始在打退堂鼓了。

加上国史馆是个冷冰冰的衙门，不被人重视，政府又时常拖欠它的经费，连薪水都几乎发不出来，因此他最后借口国史馆发不出薪水而辞职回乡吃老米去了。

国史馆的印鉴由他交给我父亲代为收管。

王闿运临行时，还留下了一封信给袁世凯说:

缘设国史馆，本意收集馆员，以备咨询，乃承赐月俸，遂成利途。

按时支领，又不得时，纷纷向索，送至以印领抵借券，不胜其辱。……

我父亲送他上火车时，请老师给他几句临别赠言。

王闿运道:“你还是少说话的好……”

当时，这话还不能为我父亲所理解。

他正热衷于为袁世凯称帝作准备，怎么肯少说话呢！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正忙于准备改行帝制的时候，我父亲又写信给老师，请求他能对袁世凯表示劝进。

王闿运回信说了长篇大道理，其中写道:

杨叔文尝引梁卓如之言云:

“民可，则使由之；不可，则使知之。自谓圆到，适成一专制而己。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一君二民，小人之道，否象也，尚何筹安之有？”

又在信末说:

“若先劝进，则不可也，何也？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也。弟足疾未发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归，使五妹亦一免北棺之苦乎！抑仍游羿彀耶？”

这既拒绝了父亲要他劝进的要求，又批评了父亲的筹安会活动，并恳切地希望我父亲立即身退，早日南归，不要再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效劳了。

我父亲却仍执迷不悟，又再度去信请王闿运回京。

王的态度则更坚决，回信说:

闻外议二三，颇咎始议，虽毅然自任，而群心已摇，默然不言，此其时矣。闿运本欲入都，以妇子所尾。既然大事，亦不必违众而行，此吾两人不同之大端也。

这时，我姑母杨庄也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规劝说:

晳兄夙怀老庄之道，少有卿云之才，兼爱好奇，多可少怪。

盖奖其名义，惜其干没，然大鹏之夭阏，只取蜩鸠之笑耳！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

登苏门者，或未闻其余论；

涉颍濒者，犹概想其玉音。

以此方之，良为辞费。

既钦闻高义，只献愚诚。

仁义樊然，敢宣管见。

可惜我父亲在袁世凯的复辟泥淖中越陷越深，听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