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声 ▏武大郎形象的小说结构意义

分析叙事作品的人物性格,应该用联系的、全面的、多维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分析研究。

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性格组合是一个整体,他不是孤立的、简单的表现,他的性格是整体人物性格组合的一部分,是性格运动链上的一个成分,因此分析人物性格要用发散的、运动的分析方式,正确理解某一个人物性格表现在作品人物性格组合中的作用。

可能一个人物的某一点性格表现都能引起整个性格组合链的变化,成为作品故事情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大郎是《金瓶梅》中的一个短命人物形象,但这个形象却是贯穿整部小说结构的一个关键的功能符号代码,小说语言叙述中对他的描写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其语言符号“所指”的意义是深刻而广泛的。

若无武大,便无金莲,若无金莲，便无西门,无西门与金莲的媾合,也便无《金瓶梅》。这是小说结构必然的系统。

偶然的人物作用,如武松的出现挑起了金莲的情窦,西门庆到紫石街来消遣游荡遇到了金莲的“棒打”,当时充斥街市的牙婆人物“王婆子”恰恰与武大住邻居等等,这都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偶然因素。

综观小说叙事的整体结构,武大郎形象是一个意义符号、文化符号,更是整部小说的结构符号。通过他与其他人物形象的对比,就发现他的符号意义和功能。

对武大郎的肖象、性格、言行等的描写假若相反,那么他在小说中的功能和意义将大相径庭。

通过对《金瓶梅》小说的整体系统观照,他在小说叙述结构中的功能有三:故事的开启功能;叙述的推进功能；结构的照应功能。

戴敦邦绘 · 武大

一、故事的开启功能

《金瓶梅》故事实际是从武大家开始写起。

整部小说叙述的主体是西门庆的发迹变泰及其家庭纠纷与变迁,而引出西门庆家庭纠纷主体结构的是武大郎的家庭变迁。

虽然开头写了西门庆热结十兄弟,而事实是以写武大郎的家庭生活起步的,武大的生活及其经历具有小说叙事的开启作用。

法国的语言学家、符号学美学家罗兰·巴特把故事的某些切分成分作为单位,因为它们具有叙事作品的单独的意义,具有“功能”的特征,故而称这种有意义的单位叫“功能”。他举例说:

"买手枪的相关单位是以后用手枪的时刻(如果不用，记下买枪一事就反过来成了意志薄弱的表示,等等);摘下电话听简的相关单位是以后重新挂上听简的时刻;鹦鹉闯进菲丽西黛家的相关单位是喜爱鹦鹉、把鹦鹉制成标本等插曲。

结合性质的第二大类单位包括所有的‘标志’(就这个词十分通常的意义而言),那么这类单位使人想到的不是一个补充的和一贯的行为,而是一个多少有些模糊的,但又是故事的意义所需要的概念。

如有关人物性格的标志,有关他们的身份的情况，‘气氛’的标志,等等。

于是单位及其相关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分布式的(常常几个标志使人想到同一个所指,它们的话语中出现的顺序也不一定是恰当的),而是结合式的。”

(罗兰·巴特著,董学文等译《符号学美学·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武大郎形象的描写成为后来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功能”的标志,是产生小说整体结构因果链上的一个起点。

因为武大郎的性无能或衰弱而导致了潘金莲的性压抑,正因为有了他,才有了与金莲的不合,才出现金莲对武二郎的爱慕之情。

这些描写是促使潘金莲恶欲横流的基础。而武二的性格描写又成为金莲与西门庆勾搭的催化剂,间接促使了西门庆的恶欲膨胀。即是起到故事情节发展催化作用的功能段落。

《金瓶梅》中对武大的形象描写,基本是通过金莲的怨恨来表现的。

金莲见到武松心中思忖:“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身不满尺的丁树,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里遭瘟,撞者他来?”

金莲在武松面前又直说:“奴就平生快活,看不上这样三打不回头,四打连身转的人。”

另外,还有一些对比描写来说明武大的渺小和无力,他在家受金莲的气,在外受别人的气,常常被人打的鼻青脸肿。

更重要的是武大的性无能,以至于使金莲无人处唱个《山坡羊)来解闷,并诉说自己的性欲压抑。

这是叙事作品中起非基本功能的语言段落单位,但若无这些描写,就无后面西门庆与金莲结合毒死武大郎并占金莲为妾故事情节的基础,就显不出西门庆的“手段”,后面的情节就无坚实的铺垫，这是让读者产生迷惑情节结构作用的体现。

如果对武大郎的描写正相反,或者潘金莲的丈夫是武松一般的人物,《金瓶梅》的叙事结构就无从谈起了。

正是因为有了武大的懦弱和性无能开启了《金瓶梅》的故事叙述。

绘画 · 武大郎与潘金莲

二、叙述的推进功能

在武大郎里强外壮的家庭结构中,武大郎的行为叙述对《金瓶梅》故事情节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它促进了故事的铺排展衍,规定了故事发展的方向,预示了小说的叙述结果。

《金瓶梅》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对人情人欲的肯定和歌颂,我们认为:作家的创作是无目的的,凡是想为历史作"标本"的创作注定是要失败的。他的创作是个性与历史对抗的结果。

他不可能服从历史、他的写作受到语言的制约,但不受社会历史的制约。被历史限制的创作不是真正的创作。真正作家创作出的的言语是个人与历史碰撞的浪花,不是历史的模写,但却潜伏着对历史的自然反叛。

《金瓶梅》的客观效果更重要的是对欲望的批判,强调了纵欲是罪恶之源。里面的性欲强者如西门庆、潘金莲、庞春梅等都不得好死,是性欲的强大毁灭了他们的生命，而作为性欲的弱者如武大郎、蒋竹山等又成为性欲强者的牺牲品,性欲强者以恶欲战胜了欲望的弱者取得了胜利。

作者在这个结构的规则下展开了故事的发展进程。

由于武大郎的无能,使金莲"欲火难禁一丈高”，就在她无处诉说的关键时刻,一个威武雄壮的好汉出现了,他就是武松。

有了这个有潜在可能的性发泄对象,潘金莲立即移情于武松。就武松来说,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他肯定也是性欲的强者,但他更是严守封建伦理道德的代表人物形象。

这个形象给金莲当头一棒,泼了一盆冷水。他又成为小说叙事发展的催化剂,我们知道,武大郎形象具有小说结构"功能”的性质。但只有“功能”是不能构成叙事作品的,因为功能的后果还需要过度的成分,还需要有催化的单位来起到连串、粘合的作用,给读者造成艺术的迷惑和欣赏的障碍。

罗兰·巴特说:

"催化的恒定不变的功能是交际功能:维持叙述者与接受叙述者之间的接触。说实在的,取消一个核心而不使故事发生变化是不可影的,但取消一个催化而不使话语发生变化也是不可能的。"

他还说:“功能的核心由于膨胀开来而露出一个个的间隙,这些间隙几乎可以无限量的加以填补。人们可以用大量的催化填补空隙。”(《符号学美学·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21页)

武松形象所起的结构作用就是叙述的催化,其实,小说开头的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的描写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正是由于武松的孝悌忠信和坚守伦理道德,把潘金莲推向发泄情欲疯狂的深渊。

当武松出差时，小说为金莲与西门庆的媾合留出了时间,于是由一根竹竿作道具,再由王婆子牵线，推动故事进一步发展的武大家庭破裂实现了。

这些也是结构的催化“标志”，一场生命性欲的大战开始了。而之所以会发生以下的故事,关键的还是武大郎的无能,他没有办法守住门户。

最后,王婆设计潘金莲和西门庆实施,各自为了欲望,把可怜的武大郎活活毒死了。他七窍出血,一命呜呼,这又为西门庆纳娶金莲为妾及以后在西门庆家发生的故事作了准备。

中间又有武松回来后为哥报仇误打了李外传,被捕入狱发配沧州。这个情节又是“催化”,不是结构的“功能”。

起“功能”作用的仍是武大郎形象,关于他的言语行为的描写都推动了小说的叙述进程。

《金瓶梅》连环画

三、结构的照应功能

武大郎的被毒死情节是照应小说篇章的关键功能单位。

西门庆的恶有恶报就是从毒死武大郎埋下的祸根,西门庆最后的悲剧命运结局就是从毒死武大的功能情节开始的。从此,他就象俄底浦斯一样不能逃脱他命运的悲剧结局。

我们在分析《金瓶梅》时,更多地注意了其中的描写,而忽视了整体结构的因果关系。过分强调了描写内容所指的社会意义,太想向历史“真实”靠近,而忽视了整体结构中的描写向结果的导向过程。

没有注意到描写的内容为人物所带来的直接命运结局,没有看到描写对整部作品起到的结构联系功能,即描写在文本结构中的客观意义。

“叙事作品的功能不是'表现’,而是构成一幅景象,一幅对我们来说还是大惑不解的、但又不可能属于模仿的景象。

序列的'真实性’不在于组成序列的行动之间前后连接的'自然’,而在于逻辑性,在于序列展开、冒险和首尾相符的逻辑性。”(《符号学美学》144页)

叙事作品在符号学美学家看来是一个完整的序列,而序列是前后统一和照应的。

武大郎虽然在小说的开头就灭亡了,但他在小说中的“功能”并没有退化,他一直影响到小说的结束。

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在韩道国家与王六儿睡至三更回家,路上“忽然一阵旋风,只见个黑影子,从桥底下钻出来,向西门庆一扑。那马儿见了只一惊跳,西门庆在马上打了个冷战,”张竹坡此处评曰:“写得冷气袭人,子虚、武大皆来矣。”

金莲让西门庆吃春药,用酒送下只剩的三丸,竹坡又评曰:“与武大吃药时一般的。”

西门庆临死时,黄道士给他算命说：“命犯灾星必主低,身轻煞重有灾危。时日若逢真太岁,就是神仙也皱眉。”其实那灾星就是指的武大郎,花子虚之流。

甚至,西门庆临死的时候幻觉武大郎来索他的大命。西门庆自觉身体沉重,便发昏过去。眼前看见花子虚、武大在他面前站立,问他讨债。

虽然花子虚也是西门庆害死,但他与西门庆毕竟是沆瀣一气的攀花折柳客,是”热结”的十兄弟之一。而武大郎则是与他毫无相干没得西门庆一点恩惠的冤死鬼。

从小说的整体内容来看,《金瓶梅》重点描写了武大郎与西门庆两个家庭的变迁。

潘金莲的痛苦命运也是因毒死武大郎开始的,看起来似乎潘金莲很得意或很幸福,其实,在他的后半生里,一直有一个扼杀她的阴魂伴随着她。

“武松杀嫂”一节是武大郎之死情节所推动的必然结果,是对武大冤死的照应。

西门庆也好,潘金莲也好,他们的悲剧命运是武大郎形象塑造的逻辑结局。甚至武松之所以倒霉也是因为有一个武大这样的哥哥。

总起来说,是作者“善恶报应”创作观念的具体体现,他利用武大郎形象照应了西门庆“酒色财气”的恶有恶报,“西门庆死后,孟玉楼嫁给了李衙内,结婚那天,满街的人都在议论。

说好者,“当初西门大官人怎的为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那大娘了守寡正大,有儿子,房中搅不过这许多人来,都交各人前进来,甚有主张。”

说歹的,“此是西门庆第三个小老婆,如今嫁人了。当初这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子。如今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零挦了。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

这些结局都是以武大郎形象为基础构成的艺术整体。

《金瓶梅文化研究》 王平、李志刚、张廷兴 编 华艺出版社出版

文章作者单位：泰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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