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当——乱世中的忠义楷模

王伯当，本名王勇，字伯当，具体籍贯史载矛盾。《旧唐书·李密传》称其为济阳人（今河南兰考一带），而《内黄县志》则记为魏郡内黄（今河南安阳内黄）。

这种分歧或源于唐初行政区划调整，亦可能因其家族早年为避战乱迁徙。据《资治通鉴·隋纪五》载，王伯当早年聚徒数百，戍于济阳，以地方武装首领身份投身反隋浪潮，后因仰慕李密才名，主动前往翟让帐下举荐：密智略过人，必能定大业，愿兄早附之。此荐直接促成李密入主瓦岗，成为瓦岗军由地方割据向全国性反隋力量转型的关键节点。

入瓦岗后，王伯当凭借军事才能与政治远见迅速跻身核心层。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采纳李密建议，在大海寺设伏击杀隋将张须陀，此役为瓦岗军歼灭隋军主力、奠定中原霸主地位的转折点。

史载王伯当在此战中担任先锋，率死士突袭隋军侧翼，矢贯重甲，身被十余创犹力战，助瓦岗军大获全胜。此后，他又参与策划袭取兴洛仓（今河南巩义），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使瓦岗军得众三十余万，声威震动东都。

王伯当不仅是军事干才，更是李密的智囊型心腹。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击败王世充后，内部因权力分配出现裂痕。翟让旧部不满李密独揽大权，翟让本人亦曾流露吾当自为天子的野心。王伯当三次谏言李密：翟司徒虽无大功，然于公有推荐之恩，若杀之，恐失众心。他甚至以自身性命担保翟让必无异志，试图缓和矛盾。尽管最终李密仍诛杀翟让，导致瓦岗军元气大伤，但王伯当的护主立场已深刻烙印在其政治人格中。

武德元年（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隋炀帝，率十余万禁军北归。李密为借隋朝旗号争取政治资本，接受隋越王杨侗册封太尉，率瓦岗主力东进童山（今河南浚县）迎击宇文化及。此战虽胜，却使瓦岗军劲卒良马多死，兵疲食尽。此时，东都洛阳的王世充趁机突袭，瓦岗军在邙山之战中惨败，李密仅率残部两千余人逃至河阳（今河南孟州）。

面对绝境，李密心灰意冷，欲降唐以求自保。王伯当力谏：今兵败势屈，众叛亲离，若归唐，不过得一降将之位；不如西入关中，联合李渊旧部，徐图再举。但李密以吾父子在长安，若降必无生理为由坚持降唐。王伯当深知主危臣辱，仍选择与密俱降，被李渊封为左武卫将军。

然而，李密的降唐不过是权宜之计。武德二年（619年），他见河南局势动荡，遂杀唐将盛彦师，自称魏王，意图东山再起。王伯当苦劝：昔汉高祖与项羽约为兄弟，终有垓下之变；今大王既归唐室，复生异心，恐天下之不助也。李密则以唐待我厚，然吾岂能久居人下回应。王伯当见无法挽回，叹曰：士为知己者死，吾固愿从公死也！遂随李密率残部进攻桃林县（今河南灵宝）。

唐将盛彦师早有防备，在熊耳山（今河南三门峡）设伏。李密、王伯当陷入重围，力战不敌。史载王伯当身被数十创，犹格杀数人，矢尽乃降，但李渊仍下令将二人首级传送长安示众。《旧唐书·李密传》评其终为叛臣，而《资治通鉴》则感慨：伯当从密数年，其忠烈如此，惜乎遇主不明！

王伯当的历史形象在明清小说中被大幅改写。在《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等通俗文学中，他被塑造成隋唐第一射手，号白衣神箭，其箭术甚至被夸张为百步穿杨，箭无虚发。小说虚构了他三箭震慑魏文通、射杀虹霓关守将新文礼等情节，并将其排名提升至瓦岗五虎将前列（《隋唐演义》列第十七位，《兴唐传》列第十四位）。

小说添加了虚构的情感线：虹霓关女将新月娥爱慕王伯当，献关投降后欲与他成婚，却被王伯当以不忠之名斩杀。此情节强化了其忠义高于私情的人设，却与史实大相径庭——《隋书》《资治通鉴》均未提及王伯当与任何女性有情感纠葛，其忠义仅指向李密一人。

对王伯当的评价，历来存在官方史书与民间记忆中。

官方视角下，他被视为反复无常的叛臣。《隋书·王伯当传》直言其性凶忍，好任侠，尝为盗，降唐后再叛，最终伏诛是罪有应得。唐代魏徵修史时，为维护李唐正统，刻意淡化其早期功绩，强调其背主属性。

民间视角则更侧重其忠义特质。河南内黄、兰考等地至今留存伯当故里碑刻与祭祀遗迹，民间传说称其死后化为地府判官，专斩负心之人。清代《河南通志》载：每值清明，乡人犹祭伯当，谓其虽败犹荣。这种纪念背后，是对士为知己者死精神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