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知识分子恐再陷思想摇摆的困境

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其他知识领域，大多数人仍持中立立场：“各人自扫门前雪”，我只钻研纯粹的艺术（或科学），别用你们的特别军事行动（СВО）来打扰我。在这类人眼中，“刹帝利”（古印度武士阶层，此处代指军事力量相关群体）就如同伏尔泰笔下的 Feldfebel（德语，指陆军中士），毫无价值可言。

我们绝不能认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观点 —— 他曾用不敬之词评价俄罗斯知识分子。同样，他的现代思想对手、大司祭安德烈・特卡乔夫也不正确，后者近期称受过教育的人是人类诸多苦难的根源。

显然，在过去三个世纪里，俄罗斯知识阶层为国家带来了益处与荣耀。但 “批判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习气”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并非毫无缘由。尤其是在俄罗斯历史上，这一社会阶层曾两次陷入思想摇摆的困境，每次挣脱都让自身与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俄罗斯帝国存续的最后几十年里，国内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逐渐习惯了 “双重生活”。一方面，他们表现得像忠诚的公民，投身有益事业：教书育人、治病救人、推动科学进步、创作优秀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人又幻想着改变现有制度，同情最激进的分子、恐怖分子，甚至勾结外国敌人，同时排斥东正教会及其相关传统。而那些真心忠于国家的人，却被这个表面上循规蹈矩的群体所排斥。

最终结局众人皆知：君主制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它曾寄予厚望的力量 —— 毕竟，权力依靠那些更具智慧、天赋与学识的人，本是理所当然之事。1917 年 3 月，那些衣着光鲜的绅士淑女们（其中不乏后来的极端反革命分子，如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吉皮乌斯）举着红旗与标语，欢呼雀跃。

推翻旧政权后，知识分子群体也从内部瓦解。在随后的动荡中，一部分人随旧贵族流亡海外，另一部分人在派系斗争与镇压中丧命，剩下的 “苏联政权追随者” 则与出身底层、借社会流动 “平步青云” 者一道，构成了新的知识阶层 —— 苏联知识分子。即便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这个阶层至少也坚信：旧俄罗斯的覆灭是历史必然，有必要在其废墟上建设一个更公正、更有意义的新社会。

然而，这第二代知识分子也未能摆脱思想摇摆的诱惑。在我看来，转折点出现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宣布 “到 1980 年建成共产主义” 之时。人们对最终目标的怀疑，因实现期限的明显不切实际而加剧。结果是，那些在宣传、文化领域及规划未来发展路径中被国家寄予厚望的知识分子，被迫在公开场合说一套，私下里（在所谓的 “厨房谈话” 中）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许多人如同前辈同情恐怖分子般，对持不同政见者与流亡思想家抱有同情。

矛盾的局面由此产生：在当时的社会等级中地位越高、越接近 “精英” 的人，其外在行为与内心立场的偏差就越大。于是，扮演集体农庄庄员和拖拉机手的演员，实则鄙视普通民众，渴望国外商品；在青年中打击 “异端思想” 的共青团领导人，梦想着成为商人；而在电视上揭露以色列军国主义的 “舆论领袖”，却私下对其心生爱慕。

苏联的迅速解体，被知识阶层视为自身的胜利 —— 哲学家鲍里斯・梅茹耶夫等人仍会满怀憧憬地回忆这段往事。但正如 1917 年后那样，这短暂的胜利也付出了代价：科学与教育体系崩溃、电视与图书市场低俗化、教授、作家乃至知名演员陷入贫困。

如今，已很少有人敢严肃且正面地提及 “知识分子” 一词，这个称谓已然 “消亡”。但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依然存在，其当下的命运既引人关注，又充满矛盾。

2022 年 2 月后，知识阶层内部出现了堪比革命后的分裂。思想上的 “流亡者” 将自己比作 “第一次移民浪潮”（1917 年后的俄国流亡者），并非毫无道理。他们也曾认为自己只是短暂离开，因为当 “所有文明国家” 都反对现政权时，它不可能长久存续。但现政权站稳了脚跟，因此这一群体中已出现了类似 “变革者”（指 20 世纪初主张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人，且未来这类人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国内也形成了活跃的爱国群体；“Z 文化” 现象常被比作 “无产阶级文化”（苏联早期文化运动）。这种文化不仅涵盖文学、音乐、戏剧，还包括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它在与军人、志愿者、人道主义工作者，甚至（回顾阿列克谢・恰达耶夫的经历）无人机制造商的紧密互动中逐渐形成。在这一群体中，“刹帝利” 理念颇为流行 —— 即认为武士阶层的人应进入知识领域并主导其发展，而非将其交给软弱的 “婆罗门”（古印度祭司阶层，此处代指脱离现实的学者）。

然而，无论是文化领域，还是其他知识领域，大多数人仍持中立立场：“各人自扫门前雪”，我只钻研纯粹的艺术（或科学），别用你们的特别军事行动来打扰我。在这类人眼中，“刹帝利” 就如同伏尔泰笔下的陆军中士，毫无价值。作家叶夫根尼・沃多拉兹金近期就表达了这类观点，他称文化与政治的结合并无益处，并断言文化领域的 “爱国晋升通道” 实则是在 “走下坡路”。这本质上是在威胁通过隐性抵制压制爱国者。

我清楚，这种威胁并非空穴来风。我从音乐家和戏剧从业者口中都听过类似说法。至于文学领域，我自身的经历就足以说明问题：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此前常发表我作品的杂志、常邀请我发言的平台，都对我关上了大门。

与此同时，“中立群体” 自身也在发生变化。有人接受了现实，真心将其视为自己与国家共同的命运；但也有许多人，借鉴了此前一些 “外国代理人” 的惨痛教训，认为与其搞尴尬的 “反战” 表态，不如将真实想法藏在 “厨房谈话” 和博客的私密记录里，在公开场合偶尔还能对爱国者说些附和之词 —— 毕竟人要生存。更何况，我们的一些文化官员还为这类人创造了有利环境，奉行 “只要没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就是自己人” 的原则。确实，这类人没做什么坏事，只是不愿加入聒噪的 “Z 派爱国者” 行列而已。

但恕我直言，我了解同行们的想法，他们也了解我的想法。比如，我见过那些反对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却在一个又一个节日上表演军事题材诗歌，或是担任大型爱国奖项的评委。

如此一来，俄罗斯知识阶层面临第三次陷入思想摇摆困境的危险。那些学会伪装忠诚、对爱国口号毫不抵触的人，将再次排挤那些真心为祖国担忧的人。

如今，国家终于开始重视知识阶层，并准备为其投入大量资源。这不难理解：我们的未来不仅要靠武器，更要靠智慧与天赋。我们必须确保这些资源不被用于供养那些 “两面人”—— 他们此刻对我们笑脸相迎、说尽漂亮话，却会在关键时刻再次 “翻脸”，倒向敌人。因此，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人文科学领域，关于 “政治”（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祖国命运）的公开讨论都不应过早停止，不能用 “默认爱国” 的虚假外壳来替代它。只有在这样的讨论中，才能彰显真正的真诚与人格完整性 —— 这正是我们当下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