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文讲坛丨新革命历史剧的英雄叙事

发布时间:2025-09-04 10:20  浏览量:1

近些年来,讲述革命英雄故事的新革命历史剧(非史实类)大量涌现,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军歌嘹亮》(2003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亮剑》(2005年)、《潜伏》(2009年)、《追风者》(2023年)等等,引发收视热潮,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空间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新革命历史剧以适应当代观众心理期待的方式,塑造了系列革命英雄形象,既传承了1950—197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对于革命英雄的礼赞,又以新的文化表达和美学风格描绘了可以引发当代观众认同的革命英雄,从而深刻参与了新世纪以来社会意识的建构过程。本期的安徽人文讲坛,讲席嘉宾主要从三个方面与大家讨论新革命历史剧对于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

嘉宾介绍

邵明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教授、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出版专著、教材《文学棱镜中的历史景观》《安徽文化强省建设》等;发表论文《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策略》《乡关何处——儒家文化与新世纪乡土小说》《变迁时代的文化隐痛》等90余篇;主持全国党校系统课题、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省社会科学创新课题等多项;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表彰。

革命英雄的身份谱系

在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电影、戏剧、戏曲等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中,革命者往往是贫苦农民或城市贫民出身,因为遭到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为争取翻身解放,方才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革命英雄。例如,《红旗谱》(梁斌著)中的朱老忠、《苦菜花》(冯德英著)中的姜永泉、《林海雪原》(曲波著)中的杨子荣、《三家巷》(欧阳山著)中的周炳等。在新革命历史剧中,则主要塑造了以下两类出身的革命英雄。

第一类是具有浓郁江湖气的“草莽英雄”。这一类人物形象主要出现在新革命历史剧的前期创作中,大约从2001年至2009年前后,例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军歌嘹亮》中的高大山、《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狼毒花》中的常发、《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

第二类是出身高官、富商家庭的“贵胄英雄”。大约从2009年,新革命历史剧更多塑造出身于社会高层、中高层的革命者形象。例如,《伪装者》中的明台、明楼、明诚兄弟,出身于富豪之家,明氏集团是上海工商界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在“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者极少出身旧社会官僚家庭、富商地主家庭,少数出身于此类家庭的革命者,必须和家庭彻底决裂,才能走上革命道路,例如《红旗谱》中的张嘉庆、《青春之歌》(杨沫著)中的林道静等。“但是,在新革命历史剧中,出身上层家庭的革命者决不会和自己的家庭决裂,因为家庭为其革命生涯提供了有利条件、丰富资源。” 邵明说,比如在《伪装者》中,按照上级要求,明楼、明诚、明台策划炸毁日伪高官乘坐的专列,但是苦于无法获得炸药,大姐明镜就从自己经营的采矿企业中调来炸药,让弟弟们顺利完成了任务。这一类英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大众文化叙事关于成功及其条件白日梦式的想象方式。

革命英雄的美好爱情

在“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者不应该沉溺于一己私情私欲,否则的话,就会导致革命意志衰退,甚至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例如,在《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著)中,高自萍对美丽的女共产党员银环怀有强烈的爱慕,心心念念要赢得银环的青睐,这样的革命者是不可靠的,所以,高自萍被捕后,未等敌人刑具加身就立刻叛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的当代社会文化、社会意识的变迁,个体正当的利益、情感、欲望得到了历史性的认可,所以,新革命历史剧对于革命英雄的塑造,往往注重对于情感的描写,以激发当代大众意识的认同。” 邵明说,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新革命历史剧中,革命者走上革命道路,往往是因为爱情的激发。

比如,《和平饭店》中的王大顶,本是黑龙山土匪二当家,在偶然遭遇女革命者陈佳影之后,被对方的美丽所吸引,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河山》中的卫大河是西北军的一位团长,一身豪爽霸蛮的江湖气,对于革命全然谈不上有何理解,也是在遭遇了美丽的女革命者姜雅真之后,因为爱情而走上革命道路。

如果说上述“草莽英雄”因为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极低,未曾形成丰富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可能会更加容易受到来自于本能的欲望和情感的驱使而参加革命的话,那么,那些具有良好出身、受过良好教育,因而往往具有充盈的精神世界的“贵胄英雄”,他们的情况又会如何呢?实际上,他们同样因为爱情而沦陷,为了爱情而革命,只不过不会摆出姜大牙的傻模傻样。例如,周卫国是因为爱上女共产党员陈怡而参加革命(《雪豹》),余则成因为爱上女共产党员左蓝而参加革命(《潜伏》),杨立青因为爱上女共产党员瞿霞而参加革命(《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台因为爱上了女共产党员程锦云而参加革命(《伪装者》),等等。

进而,对于革命者爱情的描写,往往是新革命历史剧浓墨重彩展开的内容。特别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伪装者》,该剧除了以明台、程锦云的爱情贯穿始终,成为串起一系列斗争故事的主线之外,最有意思的是非常完整地展现了两人感情发展的各个环节,从初次见面的一见钟情、两次邂逅明确了彼此的心意、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加深感情,到进入正式婚姻程序的相亲、家长见面、热恋中的小风波、订婚,最后圆满团聚、有情人终成眷属,恰恰是一个有头有尾的爱情婚姻故事,并且包含了现代社会个体所体验的爱情婚姻在各个阶段的仪式规程。

革命英雄的个人传奇

在“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格外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一个革命者应该是“通体透明”的集体主义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对于个体正当利益的认可,随着大众文化叙事对于自我意识的表达,新革命历史剧回应社会审美期待的变化,在对于革命英雄的塑造中,往往也格外突出其鲜明的自我意识,描绘其精彩的个人传奇。

邵明说,在“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并不刻意渲染个人英雄主义,从未把革命者塑造为具有高明武功或过人智慧的超级英雄。杨子荣(《林海雪原》)、江姐(《红岩》)、李侠(《永不消逝的电波》),都不具有超出常人的武功、智谋,即便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侦查英雄杨子荣,也没有飞檐走壁的本领,绝无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就拿下座山雕及其手下的一干匪徒。他们只是因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于斗争、不怕牺牲而成为英雄。

然而,在新革命历史剧中,革命英雄或者武功高强、或者智谋出众,完全是超级的个人英雄。不论是姜大牙(《历史的天空》)、李云龙(《亮剑》)、常发(《狼毒花》)、卫大河(《河山》)这样的“草莽英雄”;还是明台(《伪装者》)、周卫国(《雪豹》)、郑耀先(《风筝》)、梁朔(《潜渊》)这样的“贵胄英雄”,都具有一身好功夫。有的在惨烈的正面战场与敌肉搏、刀劈枪刺;有的在逼仄的谍战空间擒拿格斗、近身搏命。至于徐天(《红色》)、陈佳影(《和平饭店》)等,则是智谋超绝的革命英雄。徐天凭借一人之智,在看似绝境的敌我力量对比中,圈套层层叠加,处处打击敌人,顺利完成种种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新革命历史剧聚焦革命历史,塑造了系列革命英雄形象。有的人物脍炙人口,令人印象深刻,丰富了对于革命历史的言说,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不过,在某些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于个人情感、个人意愿的过度强调,甚至违背了革命纪律的要求,毫无疑问是叙事的偏颇。此外,创作逐步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而且质量良莠不齐,都是值得注意的倾向。在今后的创作中,应该秉承创新精神、精品意识,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红色故事讲好、把革命精神传承好。” 邵明说。

大皖新闻记者 陶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