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风波再起：王鹤棣被私生跟拍报警，当事人道歉但不认“骚扰”

一场针对明星隐私的偷录事件以道歉告终，但当事人“我不认罪”的倔强姿态，却让这场争议远未结束。

7月11日，一位曾在片场私下录音王鹤棣的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长文，回应此前王鹤棣工作室报警处理的决定。她承认自己“侵害他人隐私”并表示“以最大诚意道歉”，但坚决否认自己是“私生骚扰”和“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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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微博迅速引发热议，短短数小时内阅读量突破千万，评论区形成两派对立观点。有网友谴责其行为已构成实质骚扰，也有人质疑明星团队是否“过度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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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事件引爆网络，网友各执一词争对错

这起争议事件始于一段被公开的私人录音。某网友在片场偷录了王鹤棣的音频内容，并在小范围内传播，最终这段录音流入公众领域，引发粉丝和媒体的关注。

7月初，王鹤棣工作室发表声明，表示已就录音事件报警处理，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私生行为”，并表示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艺人合法权益。这一强硬表态将事件推向了高潮。

当事网友随后发布长文回应，她承认录音行为确实侵害了他人隐私，并表示道歉：“我会以最大的诚意道歉，但不承认自己是私生骚扰！而且造谣的罪名我不认。”

隐私侵害明确认定，行为性质各执一词

在这起争议中，当事双方对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未经允许录音确实侵害了王鹤棣的隐私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这一权益。

然而，对于是否构成“私生骚扰”和“造谣”，双方存在明显分歧。该网友在长文中辩解称，自己的行为只是“一时糊涂”，并非有组织的、持续的骚扰行为，也不属于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冬光指出：“在法律实践中，隐私侵权行为的认定主要看是否存在侵权事实，而‘私生’和‘骚扰’更多是描述行为性质和程度的概念，这确实可能存在认定上的灰色地带。”

私生行为屡禁不止，明星隐私成代价

这不是王鹤棣第一次遭遇私生问题。2022年，他曾发文呼吁粉丝不要接送机，避免影响公共秩序；2023年初，他的休息室曾被私生粉丝非法进入并拍照。

王鹤棣的遭遇只是娱乐圈生态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王一博、肖战、龚俊等多位艺人都曾公开发声，反对私生行为。这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跟踪、蹲守酒店、追车、窃听电话等极端手段。

据娱乐行业内部统计，2022年一线艺人平均每人遭遇私生行为超过20起，有的甚至导致拍摄中断、活动取消等严重后果。这不仅侵犯了明星的隐私权，也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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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析案释法，侵权认定不看动机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教授表示：“无论当事人是否自认‘私生’或‘造谣’，只要实施了偷录并传播他人私人谈话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

朱教授进一步解释：“侵权责任的认定主要看行为和结果，而不是行为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即使当事人不认为自己是‘私生’，或者没有恶意造谣的动机，只要实施了侵权行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该网友在长文中反复强调自己没有恶意，只是“一时糊涂”和“过于喜欢”。但这种主观动机的辩解，在法律层面上并不能改变侵权行为的性质。

明星维权现状，强硬手段成趋势

近年来，明星团队对待私生行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从最初的发声明谴责，到现在的直接报警、起诉，维权方式逐步升级。

2021年，演员杨幂所在嘉行传媒曾就恶意偷拍事件报警处理；2022年，歌手薛之谦工作室直接公布了多名私生粉丝的正面照片，表示已取证完毕并提交公安机关。

法律专家指出，这种转变一方面反映了私生行为的严重程度不断升级，另一方面也表明明星团队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武器维权，而非仅仅依靠舆论谴责。

粉丝文化反思，热爱应有界限

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关于粉丝文化的深入思考。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影视研究专家倪骏认为：“年轻一代追求偶像的热情值得理解，但必须明确界限——喜欢不应该成为侵犯的理由。”

健康的粉丝文化应该建立在尊重基础上，包括尊重偶像的隐私权、休息权和个人空间。许多理性粉丝也开始自发抵制私生行为，在粉丝群体内部倡导“离作品近一点，离生活远一点”的追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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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专家李静分析：“过度追逐明星私生活的行为，往往反映了个体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缺失。社会应该引导年轻人建立更加多元的价值追求，而不是将过多情感投射到陌生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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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家指出，无论当事人是否自认“私生”或“造谣”，只要实施了偷录并传播他人私人谈话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

随着王鹤棣工作室报警处理，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将成为下一个关注焦点。这起事件如何认定、如何处理，将对今后类似案件产生示范效应。

明星隐私权的边界在哪里？粉丝的爱慕该如何合法表达？这些问题值得整个社会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