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信泉夫人有多美？这是1955年留影，她31岁，端庄大气，气质非凡

1912年，吴信泉出生在湖南平江县长寿街一个普通贫苦农民家庭，家境清寒，他只在私塾里读了两年书便不得不辍学帮工，乡村风气和艰苦生活让他养成了倔强和坚毅的性格，1926年，十四岁的吴信泉便投身到家乡的农民协会，跟随乡亲们一同反抗压迫，很快他又参加了赤卫队，1930年，他走上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

他在战场上以勇敢著称，每逢恶战，他总是第一个冲在最前头，手中拿枪，身子挡在战友前面，他先后担任过班长、见习参谋、连指导员、团特派员等职务，后来更是做到军团政治保卫分局执行部部长的位置。

1933年，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鏖战中，他的胸膛被一颗子弹贯穿，子弹几乎擦着心脏而过，鲜血当场染红了军装，战友们连忙将他抬下火线，那一刻很多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幸运的是，他被送往后方医院两个多月才慢慢转危为安，医生感叹这是“死里逃生”，吴信泉自己却笑着说：“命还在，就得回前线继续打。”

长征的艰苦历程走完之后，吴信泉几乎没有喘息，又接连参加了东征与西征，1937年1月，他升任师政治部主任，之后他历任688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等职，1938年，687团爆发了严重的叛逃事件，军心动荡，关键时刻，吴信泉被任命为团政委，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夜以继日地整顿纪律，稳定士气，随后他与团长一道指挥部队，接连在张店、町店、井陉、南李村、北李村等战斗中打出了漂亮的胜仗，让动摇的部队重新振奋起来。

1940年，他担任第四纵队第二旅政委，部队被派驻安徽泗县魏营区，那天魏营区的主要干部都到县里开会，欢迎八路军的任务就落在区工委委员、同时也是妇救会主任的俞惠如身上，她才十六岁，却已经能在台上侃侃而谈，她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了热烈掌声，吴信泉随后代表部队发言，谈到党的方针政策，言语铿锵。

会后俞惠如特意去营区查看八路军的住宿情况，院子里，她与吴信泉迎面碰上，两人寒暄之后，吴信泉主动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上过什么学？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工作的？”俞惠如一一作答，吴信泉忍不住赞叹：“你才十二岁就开始干革命，现在才十六岁，就能挑起这么多担子，上台讲话不用稿子，讲得又清楚又有力，真是不简单！”

俞惠如脸上泛起红晕，谦虚地说：“首长过奖了，我讲得一般。还是你讲得好，既深刻又生动，让我们真正听懂了党的政策，好像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从那以后，第二旅政治部的宣传队就驻扎在俞惠如办公室所在的院子，俞惠如自小喜欢唱歌，闲暇时常常和宣传队的同志们一起排练节目，宣传队员们发现她嗓音清亮，舞台感强，就劝她干脆加入宣传队。

听到这个建议，她心里既激动又紧张，参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但她想到，既能唱歌宣传，又能打击敌人，还能锻炼自己，便毅然写下了参军报告，很快组织批准了她的申请，她被正式编入第二旅宣传队。

吴信泉身为旅政委，经常和宣传队打交道，自然和俞惠如的接触也多了，长久的接触，让他渐渐对这个年轻、聪慧又能干的姑娘产生了爱慕之情，心里有了想法，他便找到了二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把想要成家的念头说了出来，李雪三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拍着大腿连声说：“好事！好事！你们这样的年轻姑娘结合，正是天作之合，我愿意当你们的介绍人。”

于是他找到俞惠如，把吴信泉的情况仔细介绍了一番，还真诚地劝她：“吴政委是个好干部，待人厚道，指挥有方，我相信你们若是结为伴侣，将来一定会携手走好革命道路。”俞惠如听得一愣，心中顿时翻腾，她只是轻声回应了一句“让我想想”，便急匆匆离开。

回到住处，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对吴信泉很是钦佩，但想到自己年纪尚小，而对方已二十八岁，性格看起来又粗犷豪放，一时心里拿不定主意，组织既然开了口，她也不敢轻易拒绝，于是她暗暗留心观察吴信泉的一言一行。

时间久了，她渐渐发现，吴信泉并非表面看起来的“大老粗”，在战场上，他勇猛果断，运筹帷幄；在生活里，他待人厚道，心思细腻，尤其是偶尔露出的笑容，让人感到亲切温暖，慢慢地，俞惠如心中的顾虑消解，转而生出几分欣赏，她甚至暗自承认，这个英雄也有一种吸引力。

于是她终于下定决心，愿意与他并肩走下去，携手在革命道路上共同奋斗，但她始终没有点头答应，令人钦佩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吴信泉并没有因为俞惠如的犹豫而显得急躁，他依旧大大方方，每次见到她，总是先笑着打招呼，言语间没有丝毫的逼迫，更没有因为未得应允而冷落她，俞惠如终于答应了这门婚事。

婚后夫妻二人虽然情深意笃，但因革命工作，两人常常聚少离多，俞惠如随着部队转战南北，几乎没有安稳的日子，她从来不摆“首长夫人”的架子，到了部队就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常常一起劳动、唱歌，还帮伤员端水送饭，很快便和大家打成了一片，战士们都说：“吴政委有个好媳妇！”

1941年10月28日这天，俞惠如在一户老乡家中临产，可是生产极其困难，整整一昼夜，孩子迟迟没有出来，她满头大汗，几次虚脱，心里也越来越害怕，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吴信泉火速赶来，看见丈夫出现在眼前，她心里忽然像有了主心骨，咬牙鼓足了最后一口力气，终于婴儿呱呱坠地。他们给她取名“重阳”，寓意生命的坚韧与希望。

可喜悦之后，是更为残酷的现实，战争年代，食物稀缺，环境恶劣，俞惠如既要操持家务、抚养孩子，又肩负繁重的工作，她常常自己只啃野菜、喝糠麸汤，把有限的粮食留给孩子，还时常从牙缝里省下一点干粮，托人带到前线送给丈夫。她嘴上轻描淡写，可心里清楚，这是自己能为他做的最踏实的支撑。

1946年3月，吴信泉随部队勘察地形时，坐在火车头顶迎风疾驰一个多小时，寒风钻进骨头，结果头痛如锥，痛到在地上直打滚，甚至拿头去撞墙，战友们不敢耽搁，连忙发电报通知俞惠如，她接到消息，顿时眼前一黑，泪水夺眶而出，副旅长冯志湘连忙劝慰她，还想办法找来一辆压道车，亲自把她送去郑家屯。

当俞惠如赶到时，丈夫正苍白着脸躺在床上，毫无血色，她心疼得几乎落泪，但又怕他因此受责怪，便装作轻松地说自己是来“接送伤员”的，顺便顺路看看他，吴信泉听了，眼里闪过一丝感动，强打精神微笑着点头，她陪伴了他两天，悉心照料，然后又悄然返回通辽，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1950年，吴信泉已是三十九军的军长兼政委，率部入朝作战，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他们打了五次漂亮的胜仗，凯旋回国后，他立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随后在辽阳留守处停留一夜，本想借机多陪陪妻儿，可他心里惦记的仍是部队和家属工作，当晚他就把家属队的正副指导员请到家中，开了一个小会，询问家属们的生活情况，这是对妻子俞惠如工作的支持，她当时任留守处协理员，负责家属与幼儿园的事务。

这些年里，俞惠如几乎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从1941年到1960年，近二十年间，她先后生下了十二个孩子，七子五女，她既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又要料理家务，她深知丈夫事务繁忙，所以极少让吴信泉操心家里的琐事，孩子们懂事地说：“父亲的勋章里，有母亲的一份功劳。”这话一点也不假。

为了让十二个孩子健康成长，俞惠如总结出独特的办法，她采取“大带小”的方式，让年长的孩子帮助照顾弟妹，这样不仅减轻了她的负担，也在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的责任感与互助精神，在学习上，她鼓励孩子们互帮互学，形成一个小小的“学习共同体”。

她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先后在东北军区幼儿园任主任，又在炮兵司令部直属政治处工作，孩子们笑说：“来家里找妈妈的人，比找爸爸的人还多。”她常常刚端起饭碗，就有人来敲门；中午连觉都睡不成，晚上来访的人更多，有时甚至一夜三批人接连上门，孩子们也体谅母亲，到了周末，孩子们就会轻手轻脚，不敢吵闹，吃饭时，如果父母还没上桌，谁也不动筷子。

1960年至1962年，国家遭遇严重困难，粮食极度短缺，家中男孩多，正值长身体，饭量大得惊人，俞惠如绞尽脑汁，想办法养活一家，她让警卫员到菜市捡白菜叶，洗净后和玉米面混合蒸窝头，听说小球藻蛋白含量高，她就用玻璃瓶培育，长成后掺进主食，冬天，她自己因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每月按规定能领两斤黄豆，可她舍不得吃，全都分给孩子们。

孩子们也懂得节约，从不争抢，小儿子十平六七岁时，吃饭总是低头扒拉米粒，碗里只剩点米汤，就端起来一口喝光，转身离开，父母心疼得想把自己碗里的一半分给他，可小家伙总是摇头，说：“不用，我饱了。”那一幕，让人鼻子发酸。

1960年夏，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俞惠如身着一袭素雅的裙子，举手投足间透着大方与自信，她鼓起勇气，邀请周恩来总理共舞，舞罢，周总理牵着她来到毛主席身边，笑着介绍：“她是一个有十二个孩子的母亲，我常说她是‘家庭的航空母舰’。”毛主席点头赞叹：“十二个孩子，抚养成人，付出的辛劳难以想象，她不只是母亲，更是英雄。”

这份高度的赞誉，既是对俞惠如个人无私奉献的肯定，也是对千千万万革命家庭的褒奖，他们用坚守与付出，筑起了新中国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