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善口述：我母亲出生梨园世家，是黄金荣大儿媳说媒嫁给杜月笙

我母亲姚玉兰出生在梨园世家，我的外祖母姚佩兰，我们在家里都叫奶奶，艺名筱兰英，专攻河北梆子戏，在北方很有名。我的外祖父姚长海，我们叫爷爷，艺名一斗金。我母亲只有姊妹俩，妹妹姚玉英，我的阿姨，随着我爷爷奶奶一起唱戏，所以，我母亲是出生、成长在典型的梨园世家。

母亲跟我们说，她六岁入天津宁家班学艺，又叫坤班，主工老生，但是小生、武生甚至花脸，她都擅长。我母亲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登台演出了。十二岁的时候，她们姐俩陪着奶奶一起去上海演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很保守，女子演戏，除非有特别的才华和演技，否则很难与男角儿抗衡。我母亲本工老生，从小受奶奶的教诲和熏陶，和阿姨演出的时候，分别反串青衣、小生、花旦各种角色，我母亲还仔细研究了坤伶，就是女角儿很少演出的关戏红净一角。所以，我母亲还演关公戏，那个时候，女角儿很少演关公戏的。

我母亲最拿手的是唱老生没有"雌音"，唱花脸能有"炸音"。母亲继承家传，在唱《文昭关》中一句"一轮明月"中的第一个"一"字，可以唱出十三个"一"的唱法来，也就是说能有十三种音节的变化。这一唱法是由须生泰斗余叔岩的祖父余三胜传给我的奶奶筱兰英，再传给我母亲的。这件事连孟小冬都不知道有此渊源，后来是著名的京剧评论家孙养农证明确有此事。孙养农曾经为许多人举香拜师，与晚年在香港的孟小冬常有往来。

在抗战的时候，我母亲跟随我父亲组织参加各种赈灾、抗日募捐义演，最著名的就是"平剧义演"。到了台湾以后，我母亲还是常常参加各种募捐慈善的义务戏演出，比方讲，中华国剧学会庆祝国剧师祖诞辰的募捐义演，最后一天的压轴大戏是我母亲的《徐母骂曹》，这是一出非常传统的老旦正工戏，但又很少演出的老戏，唱工、白口俱佳，也就是唱工道白并重的大戏。唱戏的人都知道，在京戏中，"白口"比唱工更难，没有乐器伴奏衬托，要求咬字清楚、四声纯正、气口均匀、尺寸合适，《徐母骂曹》全在"骂曹"那一段念白上，是全出戏的精华，要"骂"得义正辞严、凌然正气、掷地如金、一气呵成。演出的当天晚上，全场爆满，在前排临时还加了座，俞大维、陈立夫、张大千、钱穆坐在前排。演出非常成功，掌声不断，我母亲和十几位演员，连续谢了好几次幕。1979年，我母亲将她义演《朱砂痣》国剧的全部票款收入新台币175880元，捐给了台湾自强基金会。

王叔铭是台湾的"空军司令"，当时台湾的海陆空三军都有自己的京剧团，王将军自己也喜爱京戏，跟我母亲很熟，也很尊重我母亲，我母亲和他的空军京剧学校大鹏剧校，一起到官邸清唱京戏。我母亲去世后，王叔铭将军来家里设立的灵堂拜祭，并在灵堂留言簿上写到"耿介慈心"，就是颂扬我母亲一生对杜家、对京剧、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对社会、对身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怀着一颗大慈大悲的善心。

与顾正秋、侯佑宗一起获得国剧大奖

就在我母亲去世前，我专程从香港赶回台湾代替我母亲上台领奖。那时，我母亲已经在空军总医院住院了，奖项是由"中华戏曲研究推行委员会"和"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对我母亲、顾正秋和侯佑宗三位资深国剧艺人颁发的，褒奖他们对国剧艺术的发扬光大。"中华文化复兴会"副会长陈立夫亲自到场颁发，我代表我母亲，与顾正秋的儿媳妇和侯佑宗本人一起上台领奖。陆京士和王叔铭都在场，见证了这个过程。颁奖时对我母亲的介绍说：杜夫人长期演出，发扬中华国剧，擅长演唱老生戏，兼善老旦、花旦、青衣和小生，特别是对各项公益义务演出、劳军演出非常热心。对顾正秋的介绍是，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1948年，顾正秋率领剧团来台湾演出，一连就是演出五年，是中华国剧在台湾生根发芽的大功臣。侯佑宗是著名的鼓师，十九岁时就参加了专场演出，是著名的名角司鼓。巧的是，他们三个人都是老朋友了，还常常在一道演出。

在台湾，蒋家父子都欢喜听京戏。在1972年5月，庆祝蒋介石第五届"任期"，以及1978年5月，庆祝蒋经国的就职国剧联合大公演中，我母亲和其他著名京剧演员，登台演唱《四郎探母》《精忠报国》《喜封侯》等传统经典剧目。

1978年的那次国剧公演，我母亲就是同顾正秋、侯佑宗同台参加国剧联合公演，演出的剧目是《四郎探母》。演出非常成功，戏曲专家丁秉遂专门写了文章介绍这次演出，丁先生说，姚玉兰、顾正秋、侯佑宗，还有程派青衣章遏云，章遏云曾经拜我父亲为干爹，同台合作演出。

《四郎探母》是一出传统的剧目，这出戏在梨园有"戏保人"的称呼，就是说，这出戏有大段的唱，都有出彩的地方，总是非常卖座，我的庶母孟小冬也曾经多次演过。这出戏也是许多名角儿的拿手好戏，最佳搭配是梅兰芳和余叔岩，不过一般只是在堂会时才演出，在营业戏里，也就是商业性演出里很少见。在义务戏里，比如赈灾义演，尚小云和孟小冬常常合作，有一次在天津义演，特别邀请孟小冬、尚小云联袂《四郎探母》，非常轰动，孟小冬在"坐宫"一段慢板，唱腔不但悠扬，还唱出了忧思烦闷的心情，与公主、六郎对口的快板，及哭堂的散板，都是全力以赴，前者爽脆，后者跌宕，与慢板、二六等唱，全使人击节赞赏。在营业戏里，孟小冬曾经与饰演公主的李慧琴，同台演出，李慧琴是卢燕的舅母，卢燕母亲李桂芬的弟媳妇。

在我母亲他们演的《四郎探母》中，顾正秋饰演铁镜公主、反串杨宗保。这个反串的首创是言慧珠，她在剧中饰演公主，反串四郎，以后就沿袭下来。顾正秋最先出场饰演铁镜公主，雍容华贵、仪态万方；随后反串杨宗保，娃娃腔，嗓音圆润、神清气爽，一句一彩，在一场戏里，观众可以同时欣赏到顾正秋的青衣和小生，是难得的眼福耳福！章遏云饰演的萧太后，气度非凡、仪态大方，完全是程派唱腔，韵味十足；我母亲饰演佘太君，出场后给观众的感觉是富贵老夫人，唱得嘈嘈切切、满宫满调、情词并茂。全出戏由著名的王克图司琴和侯佑宗司鼓，整场《探母》异彩纷呈、高潮不断，被报纸誉为"鲁殿灵光、菊坛典范"，演出获得极大的好评，观众呼吁要求加演一场，由于我母亲已经七十四岁，章遏云也六十七岁了，毕竟上了年岁，之前，我母亲还演出了《三进士》，饰演孙淑琳。演出指导委员会决定加演顾正秋领衔的《玉堂春》的"起解"、"会堂"，以回应观众的热情。

顾正秋最后的一台戏是《青霜剑》，剧情是为夫报仇。可能是顾正秋暗示蒋经国迫害她的丈夫任显群，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愤。

黄金荣儿媳妇黄李志清说媒

我父亲那个时代的婚姻，不像现在要去政府部门领取结婚证书。那个时候，如果喜欢一个女人，就说你做我女人吧！领回家就成为夫妻了。我父亲的前楼太太、二楼太太、三楼太太就是这种情况。我父亲在香港和孟小冬的婚事，则是补办了一个仪式，正式邀请亲朋好友，摆了酒席、拍了结婚照片，举行了个家宴酒席的仪式。只有我母亲是经过媒妁之言、明媒正娶，用八抬大轿抬进杜家的。

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我母亲和我阿姨姚玉英，陪着奶奶一起去上海搭台唱戏，在黄金荣开办的黄金大戏院演出。当时演出很成功，黄金大戏院场场客满。那一年，我父亲四十二岁，在上海滩的声誉越来越高，生意也越做越好。我父亲非常喜欢皮黄，他自己票的是须生和武生。我奶奶和母亲的演出，我父亲场场必到，不久就爱慕上了我母亲。但是，我母亲的家庭是礼法规矩非常严格的梨园世家，我奶奶管教子女非常严格，一切应酬交往都是由我奶奶负责。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拜托黄金荣的大儿媳妇黄李志清作媒人从中撮合，黄李志清把我父亲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奶奶和我母亲。当时，我母亲只有二十四岁，我父亲已经有了三个妻室，如果嫁给我父亲去做小，总是有些心不甘。黄李志清把我奶奶和母亲的想法告诉我父亲，我父亲明白奶奶的顾虑，就通过黄李志清再传话给我奶奶和母亲说，如果她肯嫁给我，我一定跟她白头偕老，也绝不会把他当偏房，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我父亲当年的承诺。当时，奶奶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公开宴请宾客，当众宣布成亲；二是入门以后不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不和其他三位夫人住在一起，要分开来住。父亲痛快地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在重礼酬谢了黄李志清之后，大办宴席，用八抬大轿迎我母亲进杜家，买了辣斐德路辣斐坊的房子单独与母亲住在一起，后来又租了迈尔西爱路的十八层楼西式公寓，一直住到离开大陆。

我母亲心性豁达，把孟小冬当作亲姊妹，她们很早就结交为"金兰姐妹"，孟小冬来到上海，就一直和我母亲、我父亲住在十八层楼。孟小冬刚来上海的时候，经历了拜师余叔岩辛苦地学艺，服侍恩师病榻和痛苦地守丧，身体虚弱，又经历了和梅兰芳的婚变，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我母亲时时关心关爱着孟小冬，让她感受到姐妹和家庭的温暖。

有的书里讲，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以后，我父亲与母亲商量，有意让孟小冬进到杜家，我母亲同意把孟小冬娶进来，说我们姐妹之间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我都可以把我的结婚证给到她。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没有这回事，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根本就没有结婚证。

还有的文章说，我母亲的妹妹姚玉英一起进的杜家，说我父亲把她灌醉了，这是胡说八道，因为奶奶管教母亲和阿姨非常严，她们是烟酒不沾的！我刚刚六个月的时候，阿姨姚玉英就过世了，把我阿姨姚玉英牵扯进里面，就是无稽之谈。

我们兄弟姐妹都称呼我母亲为"娘娘"，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对母亲的昵称。有意思的是，凡是杜家的人和戏曲梨园的朋友们，都这么称呼我母亲。其实，娘娘是上海方言里的一种称呼，那个年代，上海滩有地位、有影响、受人敬重的人常常被尊称为娘娘。当年的上海滩，还有一位被称为"老正娘娘"的，那就是提拔我父亲的黄金荣太太林桂生，我父亲一直叫桂生，桂生姐一生传奇，在上海滩是响当当的女子，女中豪杰！当年的上海滩都把桂生姐尊称为"老正娘娘"。我母亲就是子女们口中的娘娘，儿孙辈们口中的爷爷，梨园子弟口中的婆婆，这些都是对她敬重的尊称。

奶奶对母亲的严格教诲

我母亲与我的奶奶感情很深。我的爷爷是在解放前上海去世的，当时的出殡也是按照老法办的。后来，我们一家去了香港，奶奶就留在了大陆，后来去了北京，奶奶信佛，在拈花寺就出家了，在解放初的时候，听说还参加义演，后来就过世了，具体是什么时间，我们都不清楚。我母亲对奶奶非常怀念，特别是在我母亲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奶奶的过去。记得有一次母亲节，母亲祈祷，希望能够在梦中见到我奶奶，享受母女同在的美好时光。

我听我母亲讲，我奶奶的脾气非常暴躁，每天很早就起床，起床以后，常常会对家里人发脾气，这叫"下床气"。母亲只有姐妹俩，而我奶奶非常喜欢我母亲，每次发脾气的时候，见到我母亲，奶奶的脾气就小了很多，就没事了。奶奶是唱梆子戏出名的，生旦净丑都能唱，奶奶认为谁戏唱得好、谁就是好。母亲可能比阿姨灵活些、戏唱得好，就讨奶奶的欢喜了。

但是我母亲说，她也曾经挨过奶奶的两个耳光，这也是母亲一生中唯一一次挨揍，所以她一直记得这件事。那是在她十二岁的时候，刚刚学《托兆碰碑》和《空城计》两出戏，奶奶看了可能很不满意，两出戏，都不满意，就打了两个耳光。日后，我母亲理解了奶奶的严格，是为了让母亲学戏学好，也正是奶奶这样的严格教诲，使我母亲能够以后在戏曲界有所成就吧！所以，我母亲在母亲节祷告，让奶奶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奶奶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对戏绝不藏私，只要有人跟她讨教，就会滔滔不绝地说戏、指点。我母亲继承了奶奶这个优点，保持着在戏曲方面从不藏私的美德，还兼具我爷爷柔顺通达的个性，只要有人来向我母亲请教戏，我母亲会热心地、毫无保留地说戏指点。

奶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妇女，恪守着传统女性的美德！她自己常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很少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她严格教诲子女，一直鼓励我们能够走出去，走到外面的世界。

相夫教子、夫唱妇随

母亲进入杜家以后，成为我父亲的贤内助。当时的前楼太太，身体多病，又抽鸦片烟成瘾，二楼太太性格贤淑，但不善交际应酬，三楼太太个性豁达，但很早就陪两个哥哥去英国读书了。我父亲外面的应酬很多，常常苦于身边没有陪伴。由于我母亲四处演出，闯荡江湖，见过世面，所以，母亲就常常陪父亲对外交际应酬，对内负责打理家中的事情。就像李猷说到那样，我母亲"不但其剧艺渊博，且其识见卓敏，遇事克持大体"。

我母亲一生喜欢钻研学习。在结婚不久，我父亲曾经还有意要送母亲去伦敦念两年书的想法，当然后来没有成行了。我父亲让他的英文秘书佘少培，做我母亲的英文家教，每天上午来家里教我母亲学习英文。

我母亲特别喜欢养狗，但是因为我父亲有哮喘病，对动物敏感，进入杜家以后我母亲就不再养狗了。我父亲过世后，我们搬到台湾，母亲在家里先后养大大小小十几只狗，有的时候我母亲还收留一些流浪狗、病狗，带回家来照顾喂养，并给这些狗起了英文名字。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们说，进入杜家以后生了大姐美如，这也是杜家的第一个女儿、长女，我父亲非常高兴，他是个很传统的人，非常重视长子、长女。在我大姐满月那天，父亲大摆宴席，喝满月酒，邀请了梅兰芳、马连良来演堂会。在我母亲二十九岁的时候，怀了第三胎，前两胎都是两个女儿，大姐、二姐，所以父亲希望第三胎能是个男孩儿。果然，在母亲三十岁生日的那年，生了个男孩儿，就是我。我父亲喜出望外，大摆宴席，庆贺喜得一个儿子，并为我母亲祝贺三十岁生日。

据母亲讲，我父亲作为票友一共演过六出戏，几乎每部戏，都是经过我母亲或者名家名角指点切磋，我父亲的《刀劈三关》，正是由我母亲亲自指点而成。进到杜家，我母亲就停止了营业戏的演出，但常常演义务戏和赈灾募捐戏，在抗战时期，母亲是夫唱妇随，陪着我父亲组织参加义演募捐筹款。最著名的是举办"平剧义演"，在上海新世界剧场举行"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邀请戏曲界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演员，义务演出，筹集救济款。母亲还亲自登台演出了《刀劈三关》和《辕门斩子》，这是她最拿手的两出戏。

出入士林官邸

我母亲到了台湾以后，除了与我父亲原来的那些老朋友有些来往，比方讲，顾嘉棠、万墨林、陆京士等，出入最多的应该是蒋介石夫妇的士林官邸，我母亲每周都与蒋夫人一起在官邸里的教堂作礼拜。

在台湾，京戏很流行，蒋氏父子都喜欢。京剧是国粹，在大陆叫京剧，解放前叫平剧，台湾也是称呼平剧。京戏在当年的上海滩和台湾都很受人尊重喜爱。我母亲就是在上海唱戏开始出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东西方文化汇合的城市，号称有"东方的巴黎"和"不夜城"，各个夜总会通常流行的是百老汇舞台剧，而上流社会和有身份的人都喜欢听京戏。到了台湾以后，京剧依然是国剧，受到老一辈人的喜爱。通常"总统府"在重大节日，比如蒋的生日和结婚纪念，都会清唱京剧来庆祝，就请京剧团场面到官邸，有时京剧团也有专业演员来演出。通常这个时候，官邸就会请我母亲去清唱，也会请其他人的夫人，比如关颂声、徐柏园的夫人一起来唱戏，这两位夫人可以称得上是票友，因为她们能够唱，在必要的时候还能上台唱。还有其他政要夫人一起来听戏，如陈诚夫人、洪兰友夫人、辜振甫夫人和盛夫人。能够进入官邸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盛太太，是盛宣怀的儿媳妇，是哪一房的就不晓得了，盛太太是我的干妈，她不唱，喜欢听，陪着蒋夫人听戏。

除非官邸特别邀请，否则很少人能参加。比方讲，孟小冬戏唱得好，但是她不参加，从来不去。孟小冬比较特别，她不喜欢政治这套东西，也从不与当政人员来往。所以，这些活动，她从不参加。他们也知道孟小冬的脾气，也不邀请，以免尴尬。我母亲信仰基督教，蒋夫人也信仰基督教，因为教会的关系，彼此往来比较多。"总统府"官邸有一个专设的教堂，每周我母亲都去那儿与蒋氏夫妇一起做礼拜。蒋比较传统，信佛教信得很厉害，是个佛教徒，到了晚年也信基督了，我觉得主要是蒋夫人的原因，蒋夫人是真信基督教，后来蒋先生也信了基督教，估计是为了避免麻烦。

前面提到的王叔铭，在祭奠我母亲的时候，还告诉了我们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退居台湾后，蒋介石曾经发誓"不回大陆，永远不进戏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只有回到大陆，才会进戏园子听戏，他一定要从台湾回到大陆，回不到大陆，他绝不在戏院听戏，回到大陆始终是他的一个未了心愿。

可是，反攻大陆遥遥无期，甚至不可能了，可他心里面还是想着念着京戏。所以，蒋夫人为了让他能够听戏，就把这些会唱戏和喜欢听戏的太太们召集来，在士林官邸来唱戏。一些特别的节日，比方生日或结婚纪念日，王叔铭也会派大鹏剧校的学生来，大鹏剧校就是空军京剧团办的戏曲学校，一起到官邸，陪同我母亲和其他会唱戏的太太们一起，演唱京戏，一直到他去世。

这种清唱，也不叫堂会，堂会是过去个人为了庆祝生日或重大活动，请当时的名角来家里专门为他们登台演唱。在官邸的清唱只是大家的聚会清唱，平时的活动就简单些，逢年过节时就比较庄重些。

通常唱戏时，我母亲和其他夫人只是清唱，不上妆、不着服，唱几段经典段落，不太唱全出。除了我母亲还有其他夫人之外，每次听戏，蒋夫人也陪同一起听，但是蒋夫人并不真喜欢京戏，只是陪着而已，她也听不懂。蒋夫人喜欢西方音乐，蒋先生不喜欢，他还是喜欢传统的中国京戏。所以，官邸的这些私人活动，从来没有举办过西方的音乐会、西方演唱会的。蒋平时喜欢穿长袍马褂，也穿中山装，或者军装，从来不穿西装，甚至连外国音乐都不听。

我父亲不仅喜欢听戏，而且会亲自登台演唱。但是蒋介石只是认真地听戏，从来不唱，更不披挂上场。在台湾，我们常常听他讲话，他讲话时，带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也唱不了京剧。他在外面的印象是非常严肃的人，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早睡早起，坚持写日记几十年。

每次我母亲从官邸回来，她不会讲清唱会的细节，也不讲官邸里的事，就说老先生很开心，说吃什么啦等等。这些旧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看看照片，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

看到生日礼物哈哈大笑

在外面，很少看到蒋介石哈哈大笑的照片，这种照片没有，外面也不许有，因为要保持威严。但是，我母亲有本照片集里，就有这种哈哈大笑的照片。他喜欢穿长袍马褂，喜欢太太们也穿这种传统的衣服，就是传统雕花绣凤的旗袍，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这张照片，是结婚周年纪念册中的一张，笑得很开心，这是真实的情景，那天他应该一定是很开心的！

官邸的这种活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的人都是夫人，除了蒋介石一位，几乎就没有先生参加的。蒋对待他身边的那些高官、将领、侍从什么的，从来都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严肃得很，有时还训斥他们，他有这个威严，周围的人还是有点惧怕，请他们参加，他们也不敢去，蒋一天到晚看到他们也烦，也想在自己的单独私人空间里，自由自在、开怀大笑。所以，先生们都不参加，他们干脆就回避不来了，躲得远远的。蒋介石夫妇也乐得他们不来，希望是在家里的感觉，如果那些人来了，就和处理公务没什么差别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夫人们参加，没有先生的陪同。唯一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张学良，只有张学良参加，别的人都没有参加。还有很多母亲在官邸的照片，张学良与我母亲、蒋氏夫妇在一道，这些照片，都是非常随意、放松的样子，笑得很开心。

还有蒋先生拆看礼物的照片，他打开礼物看到一个写祝福语的字条，蒋夫人也在旁边侧看，他笑得特别开心，蒋夫人也是如此。这样的活动，最主要的就是逗老先生开心，让他高兴。到了晚年，他变得慈祥多了，一般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也不像以前那样发脾气，甚至骂人。人老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很少发脾气了。有的时候，他会在路边，让司机停下车子，与路边的人、周围的人聊聊天什么的。

官邸里，像生日、纪念日的照片是专门有人进去拍照的，普通人不能进去拍，是军队里专门的几个人可以拍照。他要保持他矜持的形象。我母亲在官邸唱戏时，军队里的人拍照片。我保存有一本在官邸唱戏的照片，是蒋介石银婚、生日，两次纪念日的照片集子。这两本照片是后来官邸的摄影人员专门制作的影集，作为纪念送给我母亲和其他参加的人留个纪念。另外，他们夫妇特别送给我母亲两张照片，一张是夫妇合影，有大十六开本大小，照片的衬纸已经褪色烟黄，但是照片依然保存完好，左上题头为"谷香惠存"，右下角落款是"蒋宋美龄、蒋中正"。另一张是蒋夫人宋美龄的惠照，题头是"谷香同志"，落款为蒋宋美龄。蒋夫人是黄君璧的学生，学山水画，曾经送给我母亲一幅画作为纪念。

官邸的人叮嘱，这些开怀大笑的私人活动照片不能流出去。我记得那些照片我母亲拿回来之后，给我们看了一次，她就把照片收起来了，我们没有看过第二次，一直到她去世以后，才在箱子里翻了出来。现在这些照片由我保存着。另外，还有一本影集，里面有孔二小姐与蒋夫人的合影照片。

过去在台湾，铸了很多蒋介石的铜像，摆放在学校里，现在把他的铜像统一迁出校园，放在桃园，他的陵寝。马英九说，蒋介石对台湾有很多贡献，包括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是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

信基督是为了接近蒋夫人

蒋夫人与我母亲关系很好，不仅仅是因为我母亲常常在官邸唱戏助兴，还有更深的一层，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母亲也信基督，她们是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蒋夫人有一次在美国写文章，用英文介绍当时的中国，就曾经提到我母亲，说到"也带领自幼在佛教背景、全无信仰根基的杜月笙太太信主，杜姚谷香女士生长于戏剧世家，信了基督教后，她那卓越的嗓音常在聚会中唱诗，生色不少"。

我母亲信基督教，其实是我父亲要她信的，是为了与蒋夫人接近。我母亲在大陆的时候就信基督教了，在上海没有接触到蒋夫人，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在南京。抗战时期，我父亲母亲在重庆的那些年，开始接触到蒋夫人。

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决定去台湾，到了台湾，我母亲才正式进教堂礼拜，也就是在官邸的教堂，常常陪着蒋夫人一起查经礼拜。我母亲病重的时候，蒋夫人身在海外，对我母亲仍然很关心。蒋夫人听说我母亲因为身体发福，可能会带来一些病症困扰，就托人从美国带来了减肥药品，并嘱咐怎么使用服用。

我母亲的教友徐柏园的太太徐陆寒波，经常和我母亲一起在唱诗班唱圣歌，徐伯母说，我母亲是唱诗班里的台柱子，中气十足，嗓音洪亮，就是在所唱的圣歌之中，总是带着京腔京调的味道。

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母亲还专门请来赵世光牧师为我父亲祈祷祷告。

亲手给我缝的佛珠口袋

我们家里人，从我奶奶那一辈开始都信佛。我奶奶是虔诚的佛教徒，奶奶不但自己信佛，还要我们也信佛。就和大多数一般中国人一样，我们家里人也都信佛教。抗战时候在北京，我奶奶、孟小冬、我二姐就到北京当时影响很大的拈花寺避难、躲日本人，后来我奶奶就在拈花寺出家了，直到终了，可能就葬在拈花寺的佛家墓地，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找拈花寺的原因。我母亲是因为政治原因信基督教的，就是为了这个，奶奶经常与我母亲很不开心。

但是，我母亲是在信佛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就像蒋夫人对西方人介绍的那样，佛教对我母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母亲就曾经亲手给我缝制了一个装佛珠的口袋，我现在还在使用。这个小口袋是黄色的，是专门给佛家人用装佛珠的。佛珠如果给喇嘛抓过以后，这个佛珠就不一样了，这在喇嘛教里面是很讲究的，佛珠就是开光了的。这个口袋里的这几串佛珠，全部开过光。佛珠一般是108颗，只有密宗是110颗的，我的这个是110颗的，因为我修密宗，都是菩提子做成的，念经、念咒的时候，手数着这个珠子，所以，佛珠又叫念珠，没有顺序，就是不能够跳过这个总珠子，念到这里，再倒回去念。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母亲在生我的前一晚，梦到去了一座庙中数罗汉，但是只有十七个，少一个，生了我以后，她觉得我是罗汉转世，所以，我有一枚印章就是"六舟前身"，那个时候母亲还没信基督教。我母亲骨子里还是倾向佛教，不过，我母亲不会去庙里，更不会去庙里上香，也不在意佛教的那些节日。

关于信基督教的事情，我常常笑我母亲，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问，耶稣的什么什么事情怎么样？我母亲说不清楚，我说你天天在看圣经，这里面的关系和人物你搞得清楚搞不清楚，你讲一些东西给我听，我母亲说"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母亲信基督教，最初纯粹是出于政治的原因。现在，我大姐信基督教，是真的信，这是受我母亲的影响。

此地有个传教士经常来向我传教。我跟他讲我是信佛教的，你不要来传教了，你不会成功的。他讲"我是来讲一个大道理的"，我讲"你把你们教会里面办的周刊啊、报道啊寄给我看吧"。那里面讲到很多有趣的事情，比方讲，人死了以后灵魂会去哪里？我对这个感兴趣，我是想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是要信仰这个宗教。

送给蒋夫人的翡翠麻花手镯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蒋夫人宋美龄的麻花手镯，据文章里讲这副手镯在1935年就值当时的货币五千万，这副玻璃翠麻花手镯款式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雕刻成一圈一圈的弯儿，就像麻花一样缠绕在一起，所以叫翡翠麻花手镯。这副玻璃翠的手镯，原本是我父亲买的送给我母亲的礼物，后来，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蒋夫人看到我母亲戴着这副手镯，就说"这个好好看呀！"拿在手里看，喜欢得不得了。那么，我母亲讲"蒋夫人啊，你喜欢就送给你吧！"于是，我母亲就送给了蒋夫人。这镯子我看见过，母亲戴了好多年的，经常戴，那是很早的事情了。我太太没看见过，但是我太太听我母亲讲过。我母亲有一样，只要蒋夫人喜欢，她马上就会让出，我母亲有好几个手镯都是玻璃翠种的，都送给了蒋夫人，因为蒋夫人特别喜欢翡翠饰品。

不过，蒋夫人也没有回赠什么东西给我母亲。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这不是钱的问题，别人给他们送东西，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无所谓的，他们认为合适就合适，只是送给了我母亲几张他们的签名照片，这也算是很高的回赠了吧！

就像前面提到的，蒋夫人写英文文章，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其中就提到了我母亲姚玉兰，说我母亲自从信仰基督后，嗓音都变得甜美了很多，戏唱得更好了。这是出于她的角度来说的她有她的政治意义在里面。

我母亲信基督，与蒋夫人有这层信仰上的关系，一起去做礼拜，在官邸唱京戏，似乎看起来很风光，但没有什么好处的。有空闲要听戏了，就把我母亲等人叫去唱戏，就是这么一回事，其他没什么，反而花钱花得更多唱戏置办行头，我母亲的一套旗袍衣服是很贵的，是一个很有名的老裁缝做的，蒋夫人的衣服也是这个裁缝做的。到了圣诞节，或过年过节的，官邸的上上下下，都得送礼。

认识蒋氏夫妇，实际上对我母亲、对我的兄弟姐妹们，并没有带来什么额外的好处。就像前面在我父亲那部分讲到的，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刚刚到台湾的时候，生活上很艰苦，我母亲带着我弟弟维嵩去找王新衡，希望他帮助老八安排个差事，其实，对王新衡当时的地位，随便安排个差事很容易，但是，王新衡连我母亲他们面都不见一面，更不用说安排工作了。当然，这跟王新衡的个人品行有关系，但也表明，我母亲跟蒋氏夫妇的亲密往来，并没什么特别的帮助。

我对政治看得很清楚，我在台湾做事情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又不是蒋夫人介绍的。所以，我的分析与一般人不一样，你要认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那你也想有钱有势，就是很简单的道理，你是有所目的的。司马迁早就讲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是情愿我一个人，什么人我都不支持，什么人我都不反对，这是最好的。我宁愿自己安安静静地在书房里看书、做研究，我最不愿意应酬、最不喜欢别人打扰。

【‌杜维善（1933年12月16日-2020年3月7日）‌，杜月笙的儿子，排行老七。杜月笙共生有十一个子女，其中杜维善的母亲姚玉兰是他的四太太，一位知名的京剧演员。杜月笙去世后，杜维善随母亲带着兄弟姐妹及父亲的灵柩一同移居台湾。在台湾杜维善完成了中等教育，之后前往澳大利亚专攻地质学。在留学期间，他选择了勤工俭学，曾在银矿工作，体验了矿工生活，甚至绘制矿井图纸。毕业后，杜维善回到台湾，成为石油公司的地质师。尽管杜家成员如杜美如和杜维善在公众场合较少露面，但他们都保持远离黑道的传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大部分定居在海外。杜维善是知名的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致力于丝绸之路古币的收集与研究，他的慷慨捐赠为上海博物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2128枚古钱币。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博物馆的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为艺术与历史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荣获上海市白玉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