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病真的治不好么？贴身医生道出真相，众人无不潸然泪下

1976年开年，人们还没从冬天的冷里缓过神，噩耗就那样冲进生活。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像突然断掉的线，把无数人的心一截一截地拉扯开了。广播反复念着这个名字，哭声莫名就在屋子角落蔓延。不光是老百姓，周围人的悲伤也无从藏匿。张佐良，那个陪了周总理十一年的保健医生，差点没站稳，几乎要被自己的情绪拖倒。现场就是那么混乱，一点也不庄重，没办法，大家都傻了眼，这一下子，谁也不想接受！

张佐良1965年去了中南海，受命专任中央首脑的健康，他其实一直没弄懂，为什么突然选了自己？按理说北京医院那几个老前辈，谁不是资历更深？可调令下发得坚决，谁也拦不住。他来了以后才知道，是周总理选的人。到西花厅门口，空气都让人紧张得发涩，心里琢磨这差事要做多长时间。有人说越近身越危险、越辛苦，可他没想退，反倒比刚进医学院的时候更期待。总理一笑，说话慢吞吞，还问他“上海人？”，一下子松了劲。

没人能想到，这十一年有多快。其实头几年，总理身体真没啥大毛病，顶多就是偶感风寒。张佐良主要忙饮食，把饭菜安排得比战场还细致。文件堆得高，书桌像个屏障，把周总理藏在背后，一边改红字一边吃饭。没人劝得住他早点休息。好几回夜里三点，随叫随到的小护士都困红了眼，总理还在批事情。新中国摊子大，每条线都要过问，别提“休息”对他来说有多奢侈。

但人不是铁打的。1967年查出来有了心脏病。这病一下来，气氛变得莫名小心，生怕出点差池。照理应该休养，文件堆就暂且搁着，可他根本没改旧习。数据最爱说实话——明明病了一身，第二个月就还分别会见了各类官员上百次，次数吓死人。张佐良就在外面跟着急，守到夜里天都亮了。磨得人心薄，怕出意外，又谁都劝不动。

冲击接二连三。1972年，心绞痛频发，情况越来越棘手。正在大家焦头烂额时，竟然还被查出胰腺癌。那天，张佐良盯着化验单手哆嗦了半天，总理自己倒是挺平静，和往常一样说笑，好像疼痛从来不曾靠近。在外人看来，这是强撑；在身边人眼里，就是习惯。

其实也不全是，张佐良认为，病情根本不是短时间能看明白的。前后这么多年，医院、药物、护理全都跟上了。但总理就是不肯彻底放下。临床处方做得很细致，剂量卡得死紧，国际先进的药用上了不少，没什么用——他就不躺下来。主治医生何止一次抱怨，这样下去哪能熬得住？可他说“人民的事不能拖”，你说这事怎么劝？

有时候又觉得，其实医生也不是神。胰腺癌，这种病放到21世纪都还恶要命，治愈率极低。张佐良自己对采访说过：要让总理彻底好转，除非休息和治疗配合一分不落，可这样性格的人能做到么？这话他自己都没底。每天围着床头转，却一遍遍劝不动。他事后自责，说“只要能让总理真休息，也许能多活几年”。但这也许本就办不到，多荒唐。

1974年，频繁尿血终于把周总理送进305医院。人瘦了一圈，被褥叠得老高，道路都封了。可他住院还是想着工作，笔记本和报告单就在床头没离过。那段日子，国家局势不稳，毛主席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连邓颖超都得分着精力照看俩人。1975年，毛主席做手术，他还硬撑去医院，说主席让他用沙发，玩笑里没半点真轻松。

到第五次手术以后，周总理就是躺在床上，哪儿也去不了了。一天比一天虚弱。到1976年1月7日夜里，大家守在旁边都憋着气。他忽然清醒，那一刻谁都不敢高兴，张佐良反而直觉不好，“回光返照”，老人家走到这地步，只能等命。

那晚其实很乱。专家、护士都在外屋，没人敢大声说什么，人来人往，空气快凝固了。早晨七点半，例会还没开完，张佐良进去做惯例检查，心电图波动得出奇诡异。呼吸节奏忽快忽慢，他马上敲警铃，内外科医生涌进来。一位老大夫说必须插管，但做这个总要征求患者意见。他们傻眼了，总理此时还有意识吗？问了一句，他居然点了头。大家都以为能抢救回来。

没想到，手术做得再快都晚了点。周总理走时，没人嚷嚷，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等一点哭声爆发出来，全部混成一片。张佐良挤在一旁，说如果当初劝住他休息，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其实未必。那种性格的人不会变。也有人说，是国家大局决定了这个患病轨迹。医生的建议，在那样的职责面前，很可能永远是软绵绵的。他们没选择，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代总理被病推向极限。

还有一种说法，觉得事情既然不可逆，太多自责没用。有人提过，那会儿癌症晚期，本身就无药可救。周总理能坚持这么久，是意志力和医护一起撑的。后来又想，如果他真放下，不参与国家建设，能够活下来，也许他自己会觉得更遗憾？所以关于是否能治好，张佐良的说法反复，后面几年陆续有新材料披露，他自己经常左右矛盾。

现场那些天，情绪很杂乱。邓颖超收到电话，冲进医院，病房门却再没开过。俩人阴阳永隔，谁也拉不回来。那个下午邓颖超整个人趴在遗体上哭了好久，谁劝也不肯起来，场面挺失控。事后，中央领导都到了医院，想为总理办个体面的告别仪式。可遗言留得清楚——不保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但要求全都被否了，大家都不同意，哪怕他说得再干脆。好像这个人千疮百孔地为国家操劳一辈子，最后连墓地和告别也不能完全由自己定。也许，公众的爱慕和私人愿望，怎么都难整齐。

1976年冬天的北京，天亮得很慢。广场上排着队的人好像没有尽头，都在为一个逝去的身影默哀。张佐良那会儿，反而没大哭出来，他说，人生很多遗憾，医生能做的不多。可又有人说，如果不是他，总理或许走得更早。不同声音纠缠在同一个空间，那些无数细节、不完美的片段，连成一个庞大的现实时空。

也许，关键是，所有记忆到最后都没有标准答案。医生的自责和信念，领导的矛盾和临场决断，周总理性格的强硬与柔软，现实和理想纠在一起，谁也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最好安排。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尽力了，有过遗憾，也做出选择。

人没了，可这件事，并不会很快变成过去。很多当年的老北京人到现在还在说：“周总理那个冬天怎么离开的”，声音里有敬意、无奈，也有积压不去的喟叹。医院门外的路灯，现在换了几茬灯泡，都还偶尔有人停下来看一会儿。

总理最后那些天，昼夜轮换、争分夺秒，能否救治这档子事，如今别人还在争论，但是，有些人和某个时代的温度，只要被记住，就是没彻底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