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微回忆3：我已订婚但又不能解除婚约，只好默许和他秘密出走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姊丈都是同事，那时我已离开了初师，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像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什么他兼授和桥镇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在那时候，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一时好奇，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我对他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一九一六年，张勋大闹复辟怪剧，想把已经推翻的满清皇帝拉上台，他所率领的辫子兵骚扰江南一带，宜兴城里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某一天一大群辫子军冲进我们家来，我大哥挺身而出厉声喝阻，辫子兵居然说要找花姑娘，后来虽然把他们撵走，可是人人担心骇怕，因此我在六月间又去上海。这时候父母已经搬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五十号，父亲则在复旦大学任教。

当时有一位同乡朱了洲先生，和我们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常来我家向我父亲请教学问，称我父母为先生师母。他是我们宜兴的一位名人，年轻时为了破除迷信见庙就打菩萨，弄得地方上的善男信女十分恨他。他体力充沛，食量惊人，据他自己告诉我说，有一次他从宜兴乘小火轮到无锡，和许多男女学生同桌吃饭，他一时兴起，跟一位女生赌吃饭的东道，女生吃一碗他就吃两碗，讲好谁输了谁付账。他以为一个女孩子饭量大不到哪儿去，哪晓得那女生吃了九碗还在添，而他已经吃到十八碗了，实在不能再吃，于是只好认输。然而这一顿十八碗饭听听也是吓坏人的。

后来他到上海，追随陈英士先生从事革命工作，英士先生壮烈成仁，还有一批朋友经常跟在他身边，有饭吃饭，有粥喝粥。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朱先生想洗个澡都得筹一笔钱才行。徐先生到上海以后，第一次来我家拜访父亲，便是朱先生引见的。

徐先生一到我家，就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为他外貌英俊，态度落落大方，不拘小节。那时候，他对我们一家都非常亲切随和，父亲作一首诗，他会击节称赏；母亲烧一道菜，他也会夸赞一句"天下第一"。父亲母亲都十分喜欢他，同时念他独身在外，难免另眼相看，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有空，他总是耽在我们家里。通常星期四下午他学校没有课，吃过中饭他便来了，到星期五早晨才赶去学校；星期六下午来后，更要到星期一早上才走。

相处久了，我们渐渐地知道他的家世，以及他从小到大的奋斗历程。那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十八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因为家境贫寒，一家八口都靠他的父亲卖画鬻字为生。中年达章公信佛，常在寺庙中住，四十多岁便逝世了。徐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他被父亲抓回来结婚。十八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他为他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但是家里的人为他改名为吉生。

在这段期间，他不愿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念了些时书。到十九岁那年，父亲死后他身为长子，当然要负担家庭生活。迫于无奈，只好回到宜兴，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约，一是宜兴城内的初级师范，其他两校在离城卅里的和桥镇，一为彭城中学，另一为始齐女学。

宜兴是水乡，船舶四通八达，交通一向便利，可是徐先生喜欢走路。轮到上和桥镇的课，他黎明即起，健步如飞，一口气跑三十里路，他不觉得苦，每次经过自家门口，也不进去看看家里的人。

教了整整两年的书，他不愿被家累拖住，想要进修，于是悄悄地跑到上海，结识了一位好朋友黄儆寰先生。黄在商务印书馆担任外务，交游广阔，热心慷慨，记忆力特别强，三教九流的人他都熟，当年在上海也小有名气。黄还没有结婚，单身住宿舍，徐先生便住在他那里，住的问题虽然解决，但是生活费用一无着落，往往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最穷的时候，脱下布马褂，当过四十个铜元，赎时付了十四个制钱的利息。

正在走投无路，毫无办法的时候，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据考证仓颉有六只眼睛，徐先生画了一张去应征，获得录取。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派周剑云坐汽车去迎访徐先生，把他接到哈同花园，和姬觉弥一谈，深获赏识，就此请他担任园中美术指导一类的工作。当时哈同花园设有仓圣明智大学，以及新式舞台，徐先生曾经为"文明戏"画过布景。后来，姬觉弥知道徐先生有意去法国留学，攻研美术，想先把法文学好。于是姬觉弥答应帮忙，由哈同花园供给一切费用，徐先生因而进了震旦大学法文专修科，生活问题同时也得到解决。

徐先生从家乡出来的时候，是瞒住他家里的，当时他在学校改名换姓叫黄扶。老太太晓得他到了上海，曾派人去找，结果是没有找到，幸好他家里还有几亩薄田，勉强可以维持一家的衣食，后来他的二妹招赘了一位木匠师傅，干脆把前面的三间门面打通，开了一爿木匠铺，家里的生活就靠木匠铺的收入维持。等到徐先生进了哈同花园，他才和家里恢复了联系，不时地还寄点钱回去，贴补家用。

徐先生的故事确曾使我感动，并且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十八岁，刚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在这接受新潮流思想最快最多的中国第一大都市，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厅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物只有家人邻居和至好的亲友，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目的懵然无知。

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秘密的喜悦。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许多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都使我对他深深地爱慕和钦佩。

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私话，即使有偶然的机会，我和他都会尽量地避开。

后来他的太太在家乡生病，病势沉重，徐先生家里不断来信催他回去，他却踌躇不决。当时有一位在哈同花园结识的朋友，很通人情世故，一再地劝他，说是不论你爱不爱这位太太，万一出事，你将来终生都会感到遗憾。徐先生听了他的话，这才决心回家，到家后，不料家里已把他的太太送去常州看病了，是雇了民船去的，一来一回，大概要好几天工夫，徐先生没有等待，便又折回上海。据说他的太太看了病回家，不久便逝世了。因此他们夫妇始终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领，几年后也因为出天花而夭折，才只七岁。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做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在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他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嗯啊两声，或者是颔首同意。那时候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最后，父亲慨叹地说：

"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

在那一瞬间我仿佛受了极大的撼动，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不曾为死去的妻子而伤心，但在他老人家的想像中，少年丧妻毕竟是很悲哀的事，而且他以后也总要再结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父亲母亲的两个女儿，我姊姊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又将怎样？很显然的，他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就在这个时候，查紫含先生，也就是父母为我订的那位"未婚夫"，忽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本身如今看来已不足为奇，但是我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尤其不曾听到有关他的为人性格，于是我便举一而反三，否定了查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查紫含先生原来在苏州求学，大概是因为他知道了父亲在复旦执教，特地转到上海复旦大学来念书。他有一个弟弟，那时还只十一二岁，也在上海读小学，正好和我的幼弟丹麟同班，这位查小弟时常到我们家里来玩。

那一年暑假，大考之前，查小弟来找我的父亲，说他的哥哥叫他来，想要一份父亲所出的国文试题。我当时觉得很难过，很不满意，因为我认为他不应该这么没志气，想作弊，这件事给我心理上极大的刺激，从此以后，我对他便有了不好的印象。

一天早晨，母亲为我梳辫子，徐先生坐在一边看，嘴里在和母亲聊天。母亲随便地告诉他说：查家明年说要来迎娶了。我听了不觉一震。后来梳好了头，母亲下楼做饭，徐先生也告辞离去，剩下我一个人在楼上，思前想后，不禁悲从中来，就伏在桌上饮泣。这时忽楼梯急响，徐先生又匆匆地跑回来了，原来他到弄堂口，才想起忘掉了一条手帕，回转来拿，正好撞见我在那儿哭着。他像是很了解我的心情，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不要难过。"然后折身下楼。

那年，父亲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同事林天木先生，他的夫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薛锦琴，他们都是广东人，民国以前，薛夫人曾在上海张园发表革命演说，慷慨激昂，轰动一时。这时他们住在民厚北里，就在家里办了一间小学，收了十几个学生，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有一天林先生和父亲谈起，想找一个助手。父亲看我在家闲着没事，学校的距离又近，因此就推荐了我。自此我开始到学校工作。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他突如其来地问我一句："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了他这么一问，心头立刻就映出了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在构成强烈的吸引，它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叫喊声：

"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难道你想等着查家来迎娶？"

其时，房间里是极端的静默，朱先生正凝神地瞪视着我，他的目光好像要穿透我的心胸。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严重的问题，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然而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

也许是朱先生已经猜中了我的心意，他开始低声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在最近时期要到法国留学，他很想带我一同到法国去。

我当然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曾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

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徐先生带我去究竟是什么用意，由于我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我在那么紧张急迫的气氛里，禁不住朱先生一再连声地催逼，竟脱口而出地说出了我的答复：

"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可是他一再地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将会有很大的祸事。最后他又说：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默许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名戒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很得意地笑着回答：

"这是我未来的太太的名字。"

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呢？他神秘地笑笑，不再答复。

不久，徐先生便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说他就要动身到法国去，姬觉弥先生送了两千元的旅费，我们家里都给他饯过行。

他扬言某月某日启程，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买必需的日用品，还做了许多衣服。花色料子和式样，全都按照他所喜爱的挑选，而我后来看了也很满意。因为他是艺术家，懂得色调的配搭和式样的合宜。

那一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他的秘密，除了康家，就只有朱了洲先生和我知道。

他和我必需通消息的时候，信就寄到林家的学校去，想不到林家的学校，在这时帮了我很大的忙，成为秘密通信的地方。也曾有过两次，他叫我到辛家花园去看他，我便向学校告了假，悄悄地前往。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由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出走的事已经决定了，时间非常紧迫。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便订了日本船博爱丸的舱位，博爱丸定于五月十四日清晨驶往长崎。

十三日我接到了徐先生的秘密通知，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在信上指点得特别详细。他要我当晚天黑以后，悄悄地离开家，雇一辆黄包车，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他并且叮咛我，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由徐先生和朱了洲先生密商定计，到了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他们一走，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看天色将晚，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钱账的抽屉里面。我知道母亲每夜一定要打开这个抽屉，她不会看不到我的留书。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信放好了，我就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家门。邻家已经亮起了灯火，弄堂里还有小孩子在笑闹游戏，我心慌意乱地匆匆迈着步子，走到巷口，按照徐先生的嘱咐，叫了一部黄包车。把地址告诉了车夫，他拉起来就跑，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他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但是我们还没有交谈，他又领着我另外换了一家栈房。

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蒋碧微（1899-1978)，江苏宜兴人，原名棠珍，字书楣。13岁时由父母做主，与苏州查家公子查紫含订婚。17岁时，传闻查紫含企图考试作弊，伤心悔恨。同常来家中的徐悲鸿一见倾心，1917年一起私奔日本。1919年徐悲鸿获得官费留学资格，两人一起赴法国。1921年同富家公子张道藩相识，张道藩表达爱意，为蒋碧微拒绝。由于官费时断时续，蒋碧微与徐悲鸿长期生活困顿，加之徐悲鸿的疏于照顾，蒋碧微对徐悲鸿有了心理隔阂。徐悲鸿、蒋碧微在欧洲生活难以为继，1927年先后回国。回国后，徐悲鸿声誉鹊起，但由于两人的政治倾向、生活观念的歧异、徐悲鸿与孙多慈的绯闻，两人感情逐渐破裂，蒋碧微开始了同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热恋，成为了张道藩的情人。此后徐悲鸿不为蒋碧微所见谅，长期在外飘荡，并与廖靖文结识。1945年徐、蒋离婚，徐以100幅画作和40幅古画（金钱若干）作为补偿，儿子徐伯阳与女儿徐静斐为蒋碧微抚养。1946年1月，徐悲鸿、廖靖文结婚。1948年徐悲鸿与夫人拒绝随国民党政权南迁。1953年，徐悲鸿病逝于北京。解放前夕，徐伯阳、徐静斐先后离开蒋碧微，投入了革命的阵营。1949年，蒋碧微与张道藩同赴台湾，1952年张道藩任"立法院院长"。到台湾后，张道藩将妻子与女儿安置于澳洲，与蒋碧微同居一室，但蒋碧微不能与张道藩同出于公众场所。此后两人感情逐渐平淡，难以挽回。1959年，张道藩接回妻女，蒋碧微与张道藩分离。1968年张道藩死于台湾。1978年蒋碧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