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览

毛泽东的外孙孔冬梅写过一篇文章《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里面记载：一位曾给毛泽东站过岗的红小兵回忆起毛泽东与毛岸红分离的那天：“那夜，房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一张写满了红，一张写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这里的英、青、龙、红指毛泽东的四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红。

毛主席与毛岸英

任谁人都可以看出，毛泽东有多舍得不得儿子毛岸红，但历史又告诉我们，毛岸红小时候就失散，后来多次寻找，身世也是真假难辨，扑朔迷离，那么毛岸红到底有怎样的一生？多年以后寻找之路是怎样的曲折？毛泽东夫妇当时所处的时期又是怎样的艰苦？这一切都要从万里长征的故事讲起。

历史中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仅是中国红色基地，更在这片土地上，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浪漫爱情故事，也见证了浪漫爱情背后坚不可摧、彼此支持的革命友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爱情故事正是如此，也成为世人间的美谈。

有“永新一枝花”美称的贺子珍，是当地有名的才女，不仅样貌品性出众，更是很有文化。1927年，18岁的贺子珍跟随队伍到达井冈山，在亲戚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身穿一套破旧的灰布中山服，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的识别带。很高的个头，身子骨清瘦，连颧骨都突出来了，尽管神色有些许疲惫，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显示出睿智、温和和坚毅，贺子珍一下子看进去了。而毛泽东也惊奇，井冈山竟然有生的如此标志的姑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善良又热情的贺子珍一眼就看到毛泽东被磨伤并已经化脓的脚，赶忙取药箱包扎处理，这些自然的动作令毛泽东对眼前这个女子心生好感，觉得她是一名好同志，很适合并肩作战。

1928年，两人先后到井冈山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改革，一下子频繁接触，对彼此有了更多了解，毛泽东优秀的处事和领导事迹也让贺子珍产生仰慕之情。两人在共同战斗中互生爱慕之意，毛泽东每次出发前都会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温情地告诉她，他要走了。同年，两人喜结连理，共同为革命奋斗。

毛主席与贺子珍

1932年1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一个长子在长汀福音医院出生，取名：毛岸红。但当时贺子珍正患了疟疾，不能给孩子喂奶，所以还专门请了一个奶妈，奶妈很是喜爱这个孩子，江西人又时兴把小儿唤作毛毛，所以毛岸红就有了这个众所周知的小名。

毛泽东常常亲热地唤儿子为毛毛，把他背着，抱着，或扛在肩上，有时还给小儿当马骑。有一次当着大家伙的面，毛泽东笑着说：“毛毛以后肯定比我更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呢！”足见毛泽东有多喜爱这个孩子。小儿渐渐在父母身边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自己吃饭，学会了咿咿呀呀说话，有时候毛泽东忙于公务回来地晚，小毛毛竟先不吃饭，说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饭。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贺子珍十分疼爱毛岸红，一代领袖作为一个父亲，他对儿子的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平凡，又多么深重。

反围剿、被迫长征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33年9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前后持续一年多时间，中央苏区红军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但无奈，当时国民党的武备力量太过强大，并且军队数量庞大又训练有素，一对比红军的力量稍显薄弱，武器尚且不充足，没能顺利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再加上中央苏区当时内部指挥出现错误，由于博古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先实行了冒险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了保守的防御战略，所以使得红军处于被动地位，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苏区也日亦缩小。

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大决战，损失十分严重，局势不容乐观。直到10月初，红军意识到在中央苏区想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已经不可能，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追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在1934年10月10日的晚上，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历时整整两年、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正式拉开帷幕。

红军长征

此时小小的毛岸红已经两岁多了，已经会招手说再见了。毛泽东和贺子珍分别作为革命领导人和革命女将，有自己无可推卸和必须承担的重任，随着长征即将开始，意味着真正的革命开始，意味着随时随地可能受伤，亦或者牺牲，意味着真正的离别。

身边的士兵听到毛泽东常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领袖作为一个慈祥的父亲虽爱孩子，但为了革命，也免不了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原来，在长征前，中央红军就做出了严格规定，不论职务高低，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所以，毛泽东和贺子珍不得不把2岁的儿子托付给镇守后方打游击战的毛泽覃和贺怡夫妇代为抚养。

临行前，贺子珍作为一个母亲，面对即将与孩儿分别，且不知何时是归期，何日才能再重逢，一下子悲从中来，她从自己的灰色军装上剪下来一块，给孩子亲手缝了一件灰色棉衣。那晚，整夜未眠，一直看着小儿熟睡的脸庞，不知不觉早就湿了眼眶，手里的一针一线也跟着湿了。

长征开始，毛泽覃和贺怡革命夫妇被决定驻留在苏区打游击，在那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毛泽覃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福建和江西边界的崇山峻岭间。到1934年12月，接到上级命令，任命红军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率铁道游击队南下转战闽赣边界，而区委书记的贺怡则北上去赣州从事地下党工作，两夫妻因为革命也面临分别，这一别，竟是最后一次见面。

届时，瑞金和中央苏区都落入敌人手中，毛泽覃怕走漏消息招致毛岸红遭遇不测，就将他交给一个警卫员在瑞金的乡下家里，代为照顾。这次秘密托付，连身边人及贺怡都不知道。

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的红林山区，毛泽覃率领的独立师被国民党包围，而毛泽覃为了掩护游击队员的脱险，负隅顽抗，先是被子弹打中右腿，英勇还击，又被打中左腿，跪在草地上，继续向敌人射击，直至被子弹射中胸膛倒下……年仅30岁的毛泽覃壮烈牺牲。

毛泽覃

贺怡得知丈夫牺牲，悲痛欲绝，但她又是一位坚强的女革命家，随即收起伤心又投入工作。而此时的小毛岸红落入百姓家下落不明，同时毛泽覃的两个孩子也托付给老农家不知踪迹，毛泽覃带着这一切消息长埋地下。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大主力红军在此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中共红军取得阶段性胜利，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解放前夕，时局稳定，贺子珍也从苏联治疗回来，和贺怡两姐妹相聚，时常也念叨那2岁多的孩子，这成为压在贺怡心上的一块重石。

而因为这件事执拗的贺怡还和毛泽东吵了一架，毛泽东不提倡再去寻找孩子，早在贺子珍提议想寻毛岸红时他就说：“孩子虽然非人家亲生的，但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到十几岁，人家对孩子比我们的恩情要大得多。”

我们的伟大领袖一颗心，全心全意为了老百姓，他最不愿意看见的，便是贫苦老百姓受苦，如果带走毛岸红，那岂不是又要制造一次骨肉分离的痛苦？与其让别人遭受这痛苦，不如自己痛苦。

最终，贺怡决定寻找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姐姐的孩儿毛岸红。

于是，她在当年的江西革命地区四处奔走寻找，可是毫无结果。于是又赴江西吉安继续寻找，终于找到被老乡抚养长大的贺麓成，她的儿子，可是没想到多年后的重逢竟成了最后一面。

贺怡画像

归途中，1949年11月21日晚上，在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委会桥头村小组丰塘桥边的高坎下，贺怡乘坐的中型吉普车四轮朝天，翻在路边一个水坑里，这场交通事故导致38岁的贺怡当场牺牲。而贺怡的儿子贺麓成在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下，最终研究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此后一直从事航天航空工作，他是我国著名的导弹专家。

在上海工作的贺子珍时值中年，越发思念这个孩子。1953年，思儿心切的贺子珍写了一封信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说她曾经生有一个男孩，长征前托付给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农家里，现在实在思念的紧，真诚拜托邵省长帮忙寻找……

邵式平接到信后非常重视这次寻找，江西省专门成立了毛岸红专项寻找小组，由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专门负责，前往老革命区瑞金，查找毛岸红的下落。她以瑞金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方式进行摸查。

寻访小组先是找到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老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在此县组织召开了一次由老红军组成的老干部座谈会，寻访当年老红军留在革命老区的后代。座谈会结束后，王家珍带着寻访小组到周边几个村子里挨家挨户查访，最后在叶坪乡意外收获线索。

一个田埂劳作的老大爷说：“旁边一个村里，叫朱盛苔、黄月英的一对老夫妻，曾经在1934年10月领养了一个红军男孩，取名叫朱道来，意思是路上捡的。听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个红军高级干部。”

王文珍听了很激动，立马前去拜访，这对朴实的夫妇说，确实在1934年的9月初，一名姓朱的红军高级干部和两名红军战士，将包有灰色棉袄的孩子交给了他们，嘱托他们不论发生何事，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等革命成功必有重赏。王文珍欲请求带朱道来去上海，可不料得知，朱道来已经被接去南京居住。

王文珍只好收集证明朱道来身世的材料和一张照片，交给中组部连夜送到贺子珍上海住处，这位母亲看完材料后说：“这个孩子像是我的小毛毛。”看到那件灰色的小棉袍，贺子珍一下子眼眶湿润，想起分别的那晚，一针一线间全寄托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朴实的不舍之情。再看到照片，贺子珍更确定，这就是她的小毛毛。

贺子珍

贺子珍恳请组织让朱道来和他的养母一起来上海，组织积极响应这一诉求，派人专门去请了朱道来和黄月英一同前来，刚一见面，贺子珍紧抓这个年轻人的双手，动情地说：“这就是我的毛毛啊，儿啊，你好吗，娘找得你好苦。”后来哥哥贺学敏带去医院查了血型，结果和贺子珍的一致，但总归到底当时还没有基因鉴定技术，不能完全确定朱道来就是遗失的毛岸红。

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听闻这个消息很是高兴，都想见见朱道来。中组部决定请这个孩子和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住在中南海，好生招待。周恩来一伙人见了朱道来，纷纷说像领袖年轻时的样子。毛泽东见了后，只说了一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大家心里明白，主席默认了这就是他的岸红。

就在此时，从南京来了一名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坚称朱道来是她的儿子，谁也夺不走，如果不把孩子还给她，她就要自寻短见，这个女干部就是朱月倩。平白无故突然又冒出一个母亲，让朱道来的身世陷入迷局，扑朔迷离。中组部把这件事如实上报毛泽东。

半路杀出程咬金，身世扑朔迷离

原来两个月前，朱月倩找到朱盛苔夫妇，手里拿着一封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来寻她战争时期遗失的儿子。

朱月倩是原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霍布青的妻子。霍布青是1925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他是一个思想非常进步的年轻人，踊跃参加并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等的活动。曾经和周恩来一起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担任组织部秘书长。他于1927年与朱月倩结为连理，两人一路革命扶持。

霍布青

1933年霍布青在福建宁化牺牲时，妻子朱月倩此时已有身孕，后来接生的就是名医傅连暲，孩子出生后因为时局动荡交由瑞金老乡抚养，多年后，朱月倩凭借记忆寻到了朱盛苔家。就这样，把朱道来接到南京的家里生活。

可朱道来对这位母亲没有几分好感，他在给养母的来信中说道：“他们并不是真的喜欢我，对我也不是真正的好，我是能看出来的。她最喜欢妹妹，做什么事都依着她。而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农村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里并不开心，过段日子我想回来。”倘若说朱月倩真是朱道来的亲生母亲，这个寻找孩子多年极其渴望亲情的母亲，又怎么会这般对待失而复得的遗腹子呢？

此时，朱月倩追到北京，撒泼式的要求中组部把朱道来归还于她，倘若不如此，她便在这里寻死。中组部也不曾料到又冒出一个母亲，也不想事态严重，赶紧把此事详细上报。毛泽东听了后沉思良久，似乎有所决定。毕竟，朱月倩也是革命干部，不能寒了女干部的心。

他用释然又坚决的语气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谁也不要争，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毫无疑问，帅孟奇是最合适的抚养孩子的人选。

帅孟奇从困难的年代走过来，凭着一腔爱国的热血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摸着，爬着，遭受敌人的毒打，仍旧挺过来了，并且后来身居要职，为新中国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她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并且她始终奉行党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她拥有正义的价值观。再者，她在战争时痛失爱女，这位母亲，对于孩子十分珍惜。她在后来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

帅孟奇

所以，毛泽东决定把朱道来交由帅孟奇抚养长大。不久，朱道来顺利在北京上学，先是被送到清华大学附中读书。这下子，朱道来突然有了三个母亲：朱月倩、贺子珍以及养母黄月英，她们一直和朱道来保持着联系，而且三位母亲每年都要给他寄新衣服、做吃食、给零花钱。

朱道来自己也非常努力，凭着一股子好学的劲和聪明的头脑考入了清华大学，读工科专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后来他的故事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

在1974年，王家珍专程去瑞金拜访黄月英，询问朱道来的后来的情况，这位养母难忍悲伤神色，表示朱道来已经死了。原来在1971年的时候，朱道来不幸得了重病，最后肝癌去世，年仅38岁。这段两位母亲寻儿的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想，这个叫朱道来的年轻人到底是谁的孩子。

就算无法确定血缘关系，贺子珍也从内心里把朱道来视作自己的孩子，对他倾尽母爱，弥补那些年的缺憾，也算是了了她一桩心事，对于这位拥有无私精神和品质，能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的红军女将，无论怎样都是一件大好事，至少她的心里得到了慰藉，不留遗憾。所以朱道来是不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他本就是革命战士的后代。

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生活持续十年之久，而这十年，恰恰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十年，这十年里，伟大领袖毛泽东历经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可以说，在他最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追随陪伴他，同生共死、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共同面对政治上和人生中的风风雨雨。他们是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人，是夫妻，是亲人，更是革命战友。

正是那么多英勇就义，负隅抵抗的老革命者们一心救国、一心为民，才有了新中国的成立；正是他们牺牲那般多，才换来中华儿女的幸福生活。而朱道来的故事，也正是无数革命先驱寻亲的缩影，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他们，铭记历史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