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春岁月

文/ 黄庭曙

1971年初，春节刚过，我就挑着行李，踏着初春的积雪，来到了桐城县机具厂，当上了一名工人。那一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全县大招工。说起这次招工，我还真的很幸运。那时我们大队一个姓蒋的大队支书手握“无产阶级的印把子”-----大队公章，权力无边，他想叫谁走，就是谁走。当时我大姐夫帮我争取到了一个招工指标，虽然我当时表现很好，但蒋支书一开始并不打算让我走，迟迟不表态，我母亲找到蒋支书，请求他在招工表格上盖章，并且热情的邀请他到我们家来作客，还请生产队长及生产队指导员作陪。我母亲烧得一手好菜，附近乡亲红白喜事都请我母亲当大厨。蒋支书吃了第一顿后，连声啧啧称赞“十娘”烧的菜好吃，比酒店的都强十倍。因我父亲在堂弟兄中排行老十，人称“黄老十”，我母亲就自然被乡亲们称为“十娘”。吃了第一顿之后，蒋支书隔三岔五就到我家来“搓”一顿，一连吃了几顿之后，他大概觉得不好意思，终于在招工表格上按下了鲜红的“无产阶级印把子”-----大队公章，使得我的身份得到彻底转换，成为一名正式工人，一步跨入“领导阶级”的行列。

我们那时招工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去铜陵市（那时称铜陵特区）的厂矿企业，一个是留在县城的工厂。我大姐夫对我说：“你父母年龄也都大了，你最好还是留在城关，离家近一些，可以照顾到家。”于是我选择了留在县城，进了机具厂。

我们那一批进厂的年轻人有30多个，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可以说正值舞勺之年、豆蔻年华。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家在城关，都是从桐城中学初中毕业后直接进厂的，他们的父母不是这个厂的厂长就是那个机关的干部，大多数都有点背景；而另三分之二的人则来自各个公社，有的父亲是派出所长，有的是大队支书，也多少有点背景，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虽然也有，但并不多。

（左图：作者进机具厂时照片：右图：作者在金工车间前）

机具厂在桐城县城算得上是一个大厂，有300多工人。当时。县城的大厂就只有四个：县农机厂、滤清器厂、机具厂、棉织布厂。机具厂就坐落在环城马路与和平马路的交叉口，厂的大门面对和平马路。和平马路建于解放初期，是这个古城的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整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马路的最西头就是文庙，最东头就是桐城汽车站和安合公路。机具厂里有六大车间：分别是金工车间，钳工车间、机修车间，铸造车间，锻造车间和装配车间。主要产品 是生产C618车床、混流水泵和饲料粉粹机，机修车间则对外开放维修各种农用机械。

机具厂的厂长兼书记名叫魏登舟，个子挺高，长着一张老太太的脸，显得非常慈祥和霭。他虽然话不多，但很有威严，也很有水平，他经常去各个车间巡视，工人们见厂长来了，常常热闹的车间顿时安静下来，个个埋头干活。

我刚进厂时被分在机修车间，跟着一位阚师傅学习钳工。阚师傅白白净净，相貌堂堂，合肥人。他钳工技术精湛，什么样的农业机械，他都能维修。阚师傅让我到保管室去领一套工具，什么钢锯，榔头，錾子，各种各样的锉刀，开始练习锯、錾、锉等钳工的基本操作技能。阚师傅还有个女徒弟叫周金玲，头发有点黄，人很漂亮，也很开朗。她比我们早进厂好几年，已经是个熟练工了，算是我的师姐。不久，我就自己做了个小榔头，让阚师傅和师姐周金玲对我刮目相看。师姐问我：“你以前是不是学过钳工？”我说：“没有哇！”，她将信将疑。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动手捣鼓各种玩意儿。上小学时，因为喜欢《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人物，曾自己制作了一把竹制的宝剑和木制的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等武器。我的四姐夫是个木匠，手艺很好。我曾经借用他的木工工具为自己制作了一个摆放小闹钟的精致的四面安有玻璃的小钟盒子。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是木工师傅做的。这个小钟盒子至今还在。

做钳工，要见多识广，什么样的机械，用什么样的办法维修，都要清楚。我记得那时我对维修拖拉机特别感兴趣。据说拖拉机的油泵，拆下来，光零件就有一脸盆，你不仅要会修，会更换，还要会装好，顺序装错一个，就装不成功。只有等到试车成功才算完成任务。在钳工车间学了半年之后，厂里就在钳工里抽调了一批年轻人到金工车间学习车工，我被选中了，于是，开始了长达七年的车工生涯。

初到金工车间，对那些转动的机床充满了好奇与渴望。我被分配到倪芳庭师傅那里，跟他学车工。倪师傅是大关人，虽然文化不是很高，但车工技术在厂里算是排在第一位的。开始学车工，就是跟着师傅看，看他怎么操作，帮助做一些辅助工作，看了几个月后，才让我们上车床操作，车一些简单的零件，如车外圆，车平面，车台阶。那时金工车间有十几台车床，还有一台龙门刨床，两台牛头刨床，一台铣床，一台磨床。每台机床旁边，都是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徒弟都是刚进厂的小伙子小姑娘，我记得有汪东林、汪国才、杨志祥、秦兆贵、徐承平、吴霞珍、陶学年、张健、黄桂芳、张晓红、陈玲萍、陶金华、江慧、许思纯、吴秀芹等等，还有些人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大家刚进金工车间，带着青春活力，带着对各种机床的好奇心，说说笑笑，热闹非凡，整个金工车间充满了朝气！

（左图：作者在车床上加工零件；右图：左：作者与施立才（中）、徐承平（右）在看图纸）

学车工，必须要学会看零件图。开始看图纸很不习惯，因为我们从小就看惯了透视的立体图，现在要看平面的三视图，很是费劲。在师傅的指导下，慢慢能看懂一些简单的零件图了。我又买了一本名叫《三视图》的小册子，一下子就弄明白了。几个月过后，复杂的零件图甚至装配图也能看懂了。

（左图：中共一大会址前。左：陈金山，中：占值勤，右：作者；右图：金工车（左图：中共一大会址前。左：陈金山，中：占值勤，右：作者；右图：金工车间前，左一：作者，左三：倪芳庭，举重者：王寿来）

机具厂实行三班制，日班从早上八点上到下午四点，小夜班从四点上到夜里十一点，大夜班从十一点上到早上七点。最难上的是大夜班，每当上到凌晨三四点时，就感到特别的难受，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

为了掌握上下班时间，学员们急需要做的事就是买一块手表，那时上海牌手表每只要120 元。而我们学徒工的工资才每人每月18.5元，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邀“会”。一共约了12个人，抽签决定先后顺序。第一个月，大家每人从工资里拿出10元，交给排在第一位的人，剩下8.5元留作生活费。于是第一人第一个月得到120 元，手表当月就戴到手上了。第二个月，交给第二人，如此类推。十二个月后，每人手上都戴上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三转一响”是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奢侈品。那时候，年轻人结婚彩礼就是“三转一响”。缝纫机，收音机对于我们来说暂时还不需要，但自行车确实是必备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对于我们家在农村的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周末要回农村老家。买不起，怎么办呢？自己组装，我记得我在旧货摊上买了好多旧的自行车零件，开始组装自行车。除了上班，一下班就干。先装脚踏，中轴，小轴，再将两个轮子装好，最后装大杠和笼头和座凳。装好后，虽然很旧，但我还是爱护有加，因为这车毕竟是我亲手做出来的，就感觉自己像生了个孩子一样。用纱头擦了又擦，擦得锃亮。以至于我师傅开玩笑对我说：“这车你别骑了，回家用被子包起来！”说得我挺不好意思。我把车推到路上，试了一下，勉强能骑，但是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在响。好在倪师傅也会修自行车，他帮我调整加固。厂里还有个老师傅白道恩，他从小就在安庆修自行车，是修自行车的顶级师傅。特别是钢丝与钢圈的松紧程度，是个技术活儿，他也帮我再次调整。终于可以上路骑了，但是由于轮胎是旧轮胎，并且好几个地方都老化鼓了包，所以，所以骑起来，走几米，自行车便会蹦一下，像扭秧歌一样，若得工友们哈哈大笑。

机具厂别看不是什么大企业，却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各种人才都有。

车工师傅首屈一指的是我的师傅倪芳庭，几乎没有什么工艺难倒他。钳工里要数韩师傅最厉害，他年轻时听说在国民党军队枪械所干过，据说他凭着平常的钳工工具就能造出一把手枪，你说牛不牛！做木模的施师傅大字不识一个，但他要做一个64齿的齿轮木模，他会做得一个齿不多，一个齿不少，且个个均匀，用他做的木模铸造出的翻砂件，加工后便能用到机械上运行不悖。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修自行车的白师傅就更不用提了。开龙门刨的郑再祥来自安庆军工厂8412厂，技术也不错。还有个文革前老大学生葛康肃，合工大机械系67届毕业生。那时铸造车间隔半个月要开一次炉，就是用焦炭把废铁炼成铁水，再倒进砂模中铸造成为各种各样的翻砂件。开炉时，人要爬到高处，将各种大大小小的废铁扔进高炉中，既要忍受高温，又非常危险。后来葛康肃设计了一个自动上料机，只要把废铁装上机子，便完成上料任务。大大减轻了工人们的劳动强度。葛康肃乒乓球也打得非常好，草书也写得非常好，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他的妻子张荫槐是张宰相的后人，也是个美人胚子。葛康肃据说是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是连襟，后来调到铜陵701机车工厂工作，我在铜陵工作时还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再后来又调到广州去了。比我们稍大一点有个车工金小明，拉得一手好二胡，经常可以听到他的二胡琴声《江河水》、《二泉映月》，二胡水平堪比专业乐团的琴师水平。听说他退休后至今仍在桐城老年大学教授二胡。

在金工车间学习一年之后，学徒期结束了，大家便开始独立操作车床，作为一个正式工人使用了，工资也涨到了31.5元。且我们年轻人常常上的是同一个班，那时并没有规定每个班要车多少工件，但大家都很自觉，基本上干个不停。每当上小夜班、大夜班快到下班前，大家便稍稍松口气，会互相串到车床边聊天，到我车床边经常来的有汪国才和吴霞珍。汪国才白白净净，是个本分人，忠厚老实，喜欢古典诗词。汪国才的父亲原是省公安厅的干部，后来调到安庆监狱工作，汪国才大概在76年前后也调回了安庆一家机械厂工作。吴霞珍圆圆的脸蛋，一笑两个小酒窝，长得十分漂亮。她梳着两条辫子，因为工厂里留辫子比较危险，所以她常常将两条辫子盘起来，塞进工作帽子里，只有到下班之后，两条辫子才又恢复到轻盈飘逸的状态。吴霞珍的父亲与我大姐夫在同一个单位----桐城轻工业局工作，所以我们自然亲近不少，加上吴霞珍性格开朗，笑起来声音像银铃一般，所以我们无话不聊。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77年考上大学，离开机具厂后，吴霞珍先后通过汉语言文学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成为桐城一位很有名气的律师，并开办了律师事务所，成为这批年轻人中的佼佼者，让我刮目相看。

(金工车间欢送汪国才调离合影)

（前排左二为吴霞珍，二排左一为作者，二排：左三叶晓祥，左四汪国才，二排：右一：倪芳庭，右三：陈玉山；后排：右二：徐承平，右三：叶永平；右四：汪东林；后排：左一：杨志祥，左二：金小明）

我们那时住在机具厂最后面的一排低矮的平房里，新进的男女青年工人都住在那排平房里，一般两到三人住一间。每到下了小夜班之后，大家先到食堂里吃一碗光头面，算是夜宵。然后就是洗澡洗衣。平房前有个水井，通过机压可以泵出地下水来，大家十几个人便围着水井洗衣，这时小伙子姑娘们的笑声，水花声，棒槌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曲美妙的小夜曲。一直到最后一个人洗完衣服，大家才结束一天的劳作，依稀进入梦乡。

与我同住一室的工友名叫汪东林，我们一起进厂，在一起住了有五六年时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与我是同乡，也是挂镇公社人。他父亲是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军人，真正是个老革命。我到他家玩过几次，听他父亲讲述与日本鬼子拼刺刀的故事，惊心动魄！他父亲说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步枪比我们八路军战士的七九式步枪要长一截，所以与鬼子面对面拼刺刀时，我们经常吃亏，总是先被鬼子刺中。只能凭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才有可能战胜敌人。他脱掉上衣，可以看到 胸前有好几处被鬼子刺刀刺的伤疤，真是九死一生，令我肃然起敬！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时他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汪东林父亲一直在江苏盐城监狱工作，所以汪东林在盐城那边长大的，打得一手好乒乓球，现在还经常参加比赛，不是得冠军就是得亚军，成为桐城乒乓球届的知名人物。在我考上大学之后，因为我是带薪上学，所以就委托汪东林每个月将我的工资寄给我，他都是兢兢业业，按时寄到。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得了肾病，一直发展到尿毒症的地步，住在安医一附院，人几乎不行了，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我记得我上大学途中去看他，看到他夫人流着泪跟我诉说着病情，我心里难过极了，鼓励他要有战胜病魔的信心，坚持治疗！他答应了，在他勤劳善良的妻子的 无微不至的照料下，他竟然起死回生，奇迹般的康复了。后来听他夫人说，有人传给他一个偏方：用蜈蚣烘焙成粉末加在鸡蛋里服用治好的。究竟是不是这偏方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与他同室的病友早已都不在人世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自有好报！至今，我们两家仍保持着来往。

有一年，大概在傍晚时分，桐城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发生了一场大火，那时没有专业的救援队伍，只有靠人工救火。我们当时也到了现场，只见火光冲天，烈焰熊熊，火光里不时传来砰砰的爆炸声，人根本无法靠近，只能远远看着。然而钳工车间的与我们一道进厂的叶永平冲进去救火，大概什么药瓶子爆炸了，他给熏晕了过去，醒来已经躺在医院里了。第二天，县里领导到医院慰问救火受伤的这些英雄。我和汪东林、汪国才还有几个工友，也到医院看望他，他躺在床上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我们问他：“你醒过来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他傻傻的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说：“你醒过来应该说：“国家的财产没有受损失吧！”，因为这是英雄们醒来常说的第一句话。他说：“没有！”他笑了，我们也哈哈大笑了起来。后来他当兵去了，听说是去巴基斯坦修公路，吃了不少苦。

（左图：欢送章健支边 ；右图：欢送叶永平入伍）

那么多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生活，难免不发生相互爱慕的情况。但那时候人真的很单纯，即使有想法，也不敢向爱慕的人表白。像我们农村来的孩子就更是这样，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生怕被别人瞧不起！被拒绝！伤了自己的自尊心。

当时有个与我们一道进厂的小姑娘梅建设，她父亲是我们县里唯一的一位老红军，母亲是北方人。梅建设梳着两条短辫，像她母亲，性格开朗，直来直去，快人快语，像个男孩子，她学的是电焊工。其实电焊工是个又脏又累的工种，不仅要蹲在地上，还要忍受刺鼻味道和强烈的光线。厂里的电焊工就一师一徒，学电焊的就只有她一人。离电焊房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就是电工房，电工房里也是一师一徒。师傅叫杨增广，学徒叫宋传明。宋传明长得白白净净的，一付书生模样，与我是同一个公社，家在挂镇公社晓棚，也同时进厂。电工房有两间，外面是配电间，有仪表板和各种空气开关，里面一间就是宋传明的宿舍，他一个人独居在此。因为，厂里的电器经常会跳闸出问题，一出问题便要电工来修理。尤其是我们操作的车床，电动机是220伏的高电压，而车床上的照明灯电压是36伏低压电，通过一个装在车床底座里的变压器和继电器来控制。这东西经常坏，一坏，照明灯就不亮了，这时就要喊宋传明来修理。哪怕半夜宋传明睡着了，也要把他叫起来修理，否则机床就开动不了。宋传明常常揉着松惺的睡眼，来到车间，心里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嘴里嘟囔着：“怎么又坏了？”。

电焊工不需要上夜班，上白班时，梅建设经常瞒着师傅跑到宋传明的卧室里聊天，聊着，聊着，两个学电的人终于“电”到了一起，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成为一对伉俪。宋传明后来还走上了县里的领导岗位。

金工车间的主任叫叶晓祥，是个精明能干又很有城府的中年人。而我们那时初出茅庐，懵懵懂懂。大概在进机具厂四三年之后，一天晚上，下小夜班之后，叶主任喊我到他房间喝酒。叶主任喊喝酒，我自然高兴，颇有“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慷慨，喝的是山芋干子酿的酒，有点苦味，也没有菜，就只有一盘花生米。那时已经半夜时分了，又上了一个整班，人已经非常疲惫，一斤酒两个人对吹，每人半斤。叶晓强作为车间主任，不知是需要掌握青年工人的思想动态还是出于好奇心，边喝边聊，边聊边引我说出车间里青年男女学徒之间的关系。谁跟谁好上了？谁喜欢谁？不一会儿，叶晓祥毫发无损，我却酩酊大醉，酒后吐真言，把我所知道的，一古脑儿“竹筒倒豆子-------一倒干净”，包括我自己喜欢谁，都跟他说了。回宿舍后吐了一地，第二天睡了一天，连班也没上。从此，再也不敢涉足叶主任房间半步。

叶主任对政治极其敏感。大约是进厂后不久的一个傍晚，晚饭后，叶主任喊我去散步，我们沿着环城马路向紫来桥方向走去。路上，叶主任压低声音神秘兮兮的对我说：“你知道吗？林某很长时间没露面了。”我平时并不注意这些消息，他这一说，我突然想起来：确实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消息了。一周之后，传来正式消息：林彪出事了，在蒙古的温都尔罕摔死了。中央文件是分层分时段往下传达的，先传达到省部级，再传达到县团级，最后再传达到全体群众，估计是怕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于是，全国掀起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

机具厂还有个弟兄俩，哥哥叫陈玉山，弟弟叫陈金山，两个人都是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陈玉山在机修车间当主任，可惜，后来听说不幸因病去世，令人惋惜。陈金山被推荐上了合工大，毕业后留厂工作。我没事时常到他们家玩，聊厂里的事，他们对我帮助很大。

工人除了上班八小时之外，也没什么事，业余时间很充裕。我的一个堂哥哥的小女儿黄石曼那时正好被招到了桐城县黄梅剧团当演员，他们那批招的小演员都是十三四岁到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小女孩，有二十多个。黄石曼一副金嗓子，唱戏非常好听！她大眼睛，长得很漂亮，皮肤并不黑，但她妈管她叫“黑子”，天生圆圆的脸蛋，比较适合演老旦，所以经常演老太太。黄梅剧团演员宿舍就在西后街桐城师范隔壁，离我大姐家羊子巷不远，我经常去剧团看导演带这批小演员排练黄梅戏，看到黄石曼那幼稚的脸庞上画上老太太的皱纹，再戴上花白头发的发套，一副最年轻、最小号的老太太模样，真让人从心底里笑出声来。

（左：作者妹妹黄淑慧，右：黄石曼）

在机具厂工作四年之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技术也有了很大的长进。当时厂里新进了唯一的 一台比较先进的620 车床就让我 操作，我已经可以独立完成加工像车床丝杆、光杆这样这样精密的工件了。我记得最难加工的是多头螺杆，公差配合要求高，但我还是精心的将它给车出来了，引来大家驻足称赞。而一些技术稍差的人就只能车那些水泵三通、法兰盘和轴套之类的工件。因为车间主任知道大家的底细，常常是根据你的技术水平来分配工作任务的。七年的车工生活，使我的车工技术已经驾轻就熟。多年后，我任铜陵市工业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同时还兼任机械加工专业的一门《车工技能训练》课程。2007年，由我主编的《车工》中等职业教育新编规划教材，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大学同学在安徽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宋效永看到我出的书后，好奇的问：“你怎么会出一本《车工》的书呢？”，我说：“你不知道吧！我干过整整七年的车工呢！”自豪之意，溢于言表！

（作者编写的教材《车工》）

1975年前后，魏厂长感觉机具厂老是生产混流泵和饲料粉粹机这些产品含金量不高，没有发展前途，于是想生产自行车或自行车配件。那时的自行车是奢侈品，尤其是上海的凤凰牌自行车和永久牌自行车更为老百姓所喜爱。一部凤凰牌自行车当时卖到180元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好几千元，还要凭票购买。于是，魏厂长组织了个考察组，准备考察上海永久自行车厂，考察组由厂内技术骨干组成，主要工种各派一人，车工是我，钳工是韩师傅，装配工杨怀立，还有陈金山和采购员占值勤等五六个人，到达上海后，住进四人间的酒店，那时酒店没有早餐，我们就到里弄里去吃早点，我记得上海的生煎特别好吃。然后前往上海永久自行车厂考察。先后参观了该厂的主要车间，一看，全都傻眼了！那时的上海永久自行车厂，机械化程度已经非常高，虽然不是数控加工，但全部是机械臂操作，车间里工人并不多，有人也只是看着机器，防止例外发生，不需要手工操作。整条流水线从上料、加工、到下一工序，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有些工艺也非常先进。自行车两个轮子中间小轴的轴帽，按我们的理解，肯定是用车床加工出来的，哪知道，他们根本不需要车床加工，而是用金属粉末压制出来的。参观自行车厂，使我们眼界大开，再回头想想我们厂的生产加工能力，简直是云泥之别。回来跟厂长一汇报，魏厂长再也不吭声了，产品转型之事就此作罢。

从金工车间到厂大门，要穿过锻工车间的一个过道，过道很宽，可以通过一辆汽车。过道的一面墙上是厂里的专刊栏，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写美术字，文章写得也还好，所以厂长就经常抽我出专刊。一旦被抽，班就可以不上了，我也乐此不疲，认真的把出专刊的任务完成好。

七十年代初，文革还在进行之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批林批孔，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层出不穷。那时候，桐城的文庙大门被拆除（现在的文庙大门是后来重建的，规制比原来老大门要小得多），在文庙大门的位置，建起了一个主席台，主席台前就是广场，县革委会经常在这里召开万人大会，声讨这个，批判那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我们年轻工人无疑要参与政治运动。厂里常常组织大批判小分队，由我先根据领导指定的内容写大批判稿子，交给上级审查，然后再抽调金工车间及钳工车间的年轻工人，我记得有吴霞珍、施立才、金小明等七八个人，先把稿子背得滚瓜烂熟，再排练，要求声情并茂，最后登上人民电影院的大舞台，在上千观众的注视下，进行大批判宣传演讲。

有一次，县革委会又召开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万人大会，要机具厂派出一个年轻工人作为民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厂长选中了我，让我先写发言稿，交到县里审查通过。开大会的那天，广场上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人头攒动，我记得我身穿工人服，腰扎冲锋枪子弹袋，脖子上斜挎一支冲锋枪，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广场主席台，面对着红色的海洋般的人群，代表民兵作了一次最激情昂扬的发言。这大概是我此生最风光的一次出镜。如果桐城档案馆保留了当年的“桐城报”的话，估计还有我在大会上发言的照片。万人大会后，还组织了群众大游行，我身扎子弹袋，肩扛上了刺刀的步枪，走在民兵队伍里。

（上图：万人大会后，县里组织群众大游行，民兵队伍走在三里街旁环城马路上，左三：作者肩扛上刺刀的步枪走在游行队伍中）

在城里住久了的年轻人，总想换换口味，常常向往着农村生活。

我们这批进厂的年轻人，不少人家住城关，从来没有到乡下去过。有一次，他们提出要到我的老家挂镇栗树村玩，我欣然应允。我提前跟我母亲说了，我母亲听说儿子的同事要来，自然十分重视，提前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被子也都拆洗了一遍，并且买了好多菜。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阳光明媚，早饭后，我们金工车间汪东林、金小明、宋传明、吴霞珍、陶学年、陶金华、张健等男孩女孩一共大约十个人，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在我的带领下，顺着安合公路，往挂镇方向奔驰而来。大家一路上风驰电掣，欢声笑语，你追我赶。到了我家以后，我母亲拿出看家本领，烧了一桌子好菜，且都是城里吃不到的土菜。十个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会儿就吃的所剩无几。事后，我母亲感叹道：“这些孩子真的能吃！”,那天晚上，他们在我家住了一宿，夜晚看满天星斗，清晨听公鸡打鸣，好不兴奋，几乎一夜都在说悄悄话，睡意全无。第二天，
带着几分不舍，满意而归。

（去挂镇栗树村游玩部分工友合影，左图：前排：陶金华、吴霞珍；后排：金小明、宋传明、黄庭曙；右图：左：右图：左：汪东林、右：黄庭曙）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也十分单调，除了八个革命样板戏，也没有什么电影可看。即使有电影像《卖花姑娘》、《春苗》之类的上映，买电影票也挤破了头。所以，讲笑话，听故事成了工友们的家常便饭。

钳工车间就在金工车间的隔壁，两个车间是相通的。金工车间加工好的工件，可以直接拿到钳工车间去装配。钳工师傅里有个杨怀立师傅，个子修长，白白净净，文邹邹的，看上去并不像工人，倒像个教师。他肚子里有点墨水，经常讲故事和笑话给我们听，大家没事便到他那里听他说故事。有一次，他讲了个故事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古时候，有个和尚与一个秀才，经过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木桥，河边有个漂亮的姑娘在洗菜，秀才便想调戏姑娘。秀才说道：“河上有座桥，去木加女便是娇，娇娘人人爱，我爱姑娘洗白菜。”谁知姑娘却是不好惹的，立即站起身来对答道：“河上有座桥，去木加女便是娇，娇娘人人爱，我爱我的两个奶，一个奶喂和尚，一个奶喂秀才。”秀才一听，顿时面红耳赤，灰流溜溜的转身要走。和尚却双手合十说：“善哉！善哉！女施主慷慨，只是贫僧吃素，这奶还留给秀才吧！”秀才一听，脚下一滑，差点跌进河里，引得姑娘哈哈大笑。”听了杨师傅的故事，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若大的工厂，总有些稀奇的趣事、奇事发生。

机具厂看大门值班的是个老头，姓张，60 多岁了，舒城人，说一口舒城方言，长了一颗肉肉的脑袋，慈眉善目，红光满面，见人都是笑嘻嘻的。我们有时候在外面玩，回来很晚了，喊他开门，他也不厌其烦。大家对他印象很好，感觉他就是个老好人。那时候，机具厂有个工人食堂，为工人们服务。食堂烧煤，烧过的煤灰有很多，堆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用。附近农村的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经常到厂里食堂将煤灰用筐子挑回去，估计是用来当钾肥种韭菜或者用来铺路。中年妇女到厂里，必须要经过大门，看门张老头让她进，她才可以进，不让她进，她就只好在门外干等着。一次，一位工友经过值班室时，看值班室没人，只有一根扁担两个箩筐在那里，推开里间一看，看门张老头正在床上与淘煤灰的中年妇女“再试云雨情”呢！，大概是“久旱逢甘露”吧，连门也忘了插！原来张老头利用看门的这点权力将中年妇女勾引到了他的床上。所以说任何权力都是不能放任的，老好人并不老好！消息传出，大家笑了好一阵子。见到老头就说他“宝刀不老”，他“嘿嘿嘿”的笑着，厂里也没把他怎么样，照样看大门值班。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悼。桐城县革委会在人民电影院设立了灵堂，把电影院里所有的椅子拆除，以便供人站立，灵堂庄严肃穆，摆满了花圈和菊花，开追悼会的那天，全场一片恸哭之声，我们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也是哭得十分伤心。那时中国人民包括我们在内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纯真的。追悼会的第二天，安徽电视台、省电台和安徽日报的记者要到我们厂采访工人阶级哀悼伟大领袖的实况。记者们来到金工车间，架好摄像机，打开录音机，背景就是一排车床，厂长让叶主任找来七八个青年工人，我也在内。一个导演模样的人让我们或站或坐在工具箱上，要我们流着眼泪，回忆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然后喊：“开始！”录音机、录像机开始工作，“滋滋”作响。可是麻烦事发生了，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大家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无论导演怎么诱导，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没有一滴泪珠。就感觉像是吃饭时被噎住一般。后来想想，估计大家第一次面对摄像机镜头，心理负担太重，周围又没有那种悲哀的氛围，车间又都是机器的轰鸣声所导致的。加上我们都是普通工人，又不是演员，说哭就哭。采访宣告失败，记者无奈的摇摇头，扫兴而归。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消息传来，令人鼓舞。我当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高中课程从没有接触过。但我决心奋力一搏。当年，厂里参加高考的有三个人，其他两人都是高中毕业，就我一人是初中生。结果，瞎猫碰上死老鼠，就我一人考上大学，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哪一刻，真的是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之情。

（1977年高考前夕，作者正在复习功课）

带着不舍与期待，从此离开了工作七年的机具厂，踏上了梦寐以求的求学之路……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那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青春岁月已渐行渐远。回首往昔，机具厂的那段日子仿佛一场绚丽多彩的梦，深深烙印在了心底。

（机具厂旧址，左上：机具厂单身宿舍，右上：机具厂金工车间；左下：机具厂院子，右下：机具厂锻工车间）

如今，许多年过去，青春的容颜已不在，但那段岁月却从未被时间磨灭。机具厂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为珍贵的财富。它让我懂得，青春不仅是年华的馈赠，更是心灵的成长与蜕变。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人性的 复杂与美好。当我们回首往事，或许会发现，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正是我们值得回味的时光，它们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也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梦想的追求。岁月可以带走青春的容颜，却带不走青春的精神，无论人生走到哪里，青春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它会在我们心中燃烧，成为我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面对挑战时的信念，让我们带着这份青春的力量，继续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