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顶级家族的100年：失败，却值得所有人尊敬

18岁的梁启超初次与33岁的康有为碰面时，顿感如遭当头棒喝。

光绪十六年（1890年），当时，年少的梁启超已是举人，而康有为却仅是秀才。二人首次碰面，从上午8点一直交谈至傍晚7点。中年的康有为直接斥责年少的梁启超，称国家面临危亡，他以往所学不过是“数百年无用旧学”。当晚，梁启超感觉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瞬间没了先前的依仗，茫然不知该做什么，以至于“整夜无法入眠”。

次日清晨，这位刚满16周岁便在广东乡试中斩获第八名举人佳绩的年轻才俊，再度早早前去拜访康有为，自此成为康有为的门生。日后，这对师徒之间的爱恨纠葛，即将见证中国一段最为扣人心弦的历史风云。

梁启超在广州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学习三年后，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季，和康有为一同前往京城参加会试。早在1893年，康有为历经七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举人。师徒二人一同进京，没想到此时正值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李鸿章刚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于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共同发起了闻名的公车上书运动，召集了在北京的1000多名举人联合向清政府上书，请求拒绝议和、迁都并推行变法。此后，梁启超又担任《万国公报》和《时务报》的主笔，论述维新变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很快便声名远扬，传遍全国。

身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两广总督张之洞对梁启超的文章极为赞赏。1897年，61岁的张之洞于湖北省会武昌，亲自会见了年仅25岁的举人梁启超。

在两人见面的当日，张之洞极为激动，打破常规命令打开武昌城的中门来迎接。他还询问下属能否依照迎接钦差大臣的标准鸣炮表示欢迎，不过在下属着重指出梁启超仅仅是个举人，这样做不符合礼仪后，张之洞才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个想法。

然而步入晚年的张之洞，显然明白这位年少豪杰的价值，便极力邀请梁启超做自己的幕僚，同时兼任两湖书院院长，每月薪资“千二百金”。

晚清四大名臣里有张之洞，追随他意义非凡，要晓得，当年李鸿章便是从做曾国藩的幕僚起步的。

然而，梁启超予以回绝。这位在时代浪潮中奋勇搏击的青年，怀揣着属于自己的宏伟抱负。即便在这之后，他会遭到清廷的追捕，被迫踏上多年的流亡之路。

1897年，身为日后对中国产生百年影响的梁氏家族先祖，梁启超与张之洞会面。这一年，也是中国诸多家族兴衰的转折点：彼时，甲午战败后成了替罪羊的李鸿章，已步入生命的倒计时；从美国回来的传教士宋查理，则追随着孙中山，在兴中会的旗帜下筹备革命。

来自广东新会，家庭背景普通，祖父和父亲都仅是寻常秀才的梁启超，即将迎来命运的转折。1898年7月，光绪帝召见了身为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然而，相较于光绪帝与康有为初次会面时长达数小时的交谈，操着一口广东普通话、当时国语糟糕透顶的梁启超，让光绪帝听得一头雾水。不过，这并未影响光绪帝对维新变法的大力支持。

戊戌变法逐步推进，受到强烈冲击的慈禧着手反击。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起来。之后，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斩杀，历经103天的戊戌变法最终宣告失败。而梁启超和康有为一同逃往日本。此时，曾发起甲午战争、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作出指示道：

救救他！并且让他逃去日本吧！等他到了日本，我会出手相助。梁这个年轻人可是中国宝贵的精神支柱啊！

自此以后，梁启超剪掉了辫子，换上了西服，在日本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在这之后，他相继创办了《清议报》。

《新民丛报》，且身为改良派代表人物，同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围绕保皇改良抑或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展开论战。虽然革命党人最后取得优势，但在晚清民初的历史风云里，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他的文字与思想的影响，诗人黄遵宪曾如此评价道：

（梁启超）令人内心震动、感触极深，其文字价值极高，是众人笔下未曾出现，却又是众人心中所想的内容，即便心如铁石之人也定会为之动容。古往今来，文字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没有能超过此等程度的了。

之后，毛泽东回忆道：“他是那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家。”

后来，同样身为时代青年的郭沫若也给出评价：“客观来说，梁任公在当时的地位，称得上是一位革命家的代表。他出生于中国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打破的时期，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以自由思想为旗帜，与封建残余势力展开斗争。在他那充满锐气的新兴言论面前，几乎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彻底失去了光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也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几乎都受到过他思想或文字的影响。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极具影响力的代言人，其功绩并不亚于章太炎等人。”

清末关于改良和革命的争论，最终随着辛亥革命爆发以及1912年清廷倒台而落幕。1912年10月，即民国元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国内。1913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民国司法总长。

然而，袁世凯妄图称帝的野心逐渐显露出来。为抵制袁世凯称帝之举，1915年，梁启超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打算公开表达反对意见。袁世凯得知后，派人携一张20万元的银票去劝说梁启超不要发表此文，谁料梁启超当场就把银票退还了。

袁世凯着实小瞧人了，以为所有人都能用臭铜钱收买。当时我怒火中烧，差点当场就对来者发作。

接着，梁启超和袁世凯公然决裂，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后，梁启超支持蔡锷所组织的“护国军”去讨伐袁世凯，还多次撰写布告、电文来声讨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因尿毒症离世，1917年，张勋在北京拥戴溥仪复辟，针对这次复辟，康有为也在其中大肆活动，面对此情况，梁启超不惜和往日的恩师划清界限来维护共和。当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时，梁启超说道：

我绝不能和我的老师一同成为国家的罪人。

18岁那年，在康有为的启迪下，梁启超就从一名传统的守旧派知识分子，转变为维新变法的支持者；步入中年，梁启超又从拥护君主立宪制，转而支持共和制、反对复辟；退出政坛投身学术领域后，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对西方政治感到失望，于是再次转向东方文明，探寻“拯救世界”的途径。

许多人因梁启超在人生中频繁转变、灵活善变，从而对他的人品产生怀疑。然而，他们并不知晓，恰恰是这种在时代浪潮中迅速转变的能力，让梁启超始终能站在时代前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老师康有为墨守成规，最终被时代所淘汰，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方向。

张勋复辟宣告失败后，力挺共和的梁启超于北洋段祺瑞的政府中短暂出任财务总长一职。此后，他将精力转向学术研究。面对众人的质疑，梁启超在剖析自身心路历程时说道：

我的豁达，实则源于常人的消极。我认为这五十载的中国，宛如蚕化为蛾、蛇褪去壳的阶段。化蛾蜕壳，无疑是极为艰难且痛苦之事，哪能轻易达成。只要其生理上具备必然转变、蜕化的机能，心理上存有必定改变、蜕变的意识，那么，历经那无法回避的艰难痛苦后，前方将是另一番天地。

梁启超对自身变化多端、反复无常的情况，作出了这样的自我总结：

我所秉持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是热爱自己的国家。我始终坚持的主张又是什么呢？是拯救自己的国家。

事实上，在晚清至民国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里，诸多时代伟人，像孙中山、毛泽东，都曾经历过内心世界的巨大转变。这是由于世界格局不断更迭，国家形势持续变迁，倘若一味守旧，必然会被时代的浪潮吞噬。而梁启超展现出的“多变、善变”特质，究其根本，是一位执着探寻强国之路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汹涌波涛面前，不断做出的调整与适应性改变，其核心主旨依旧是梁启超自己所说的“爱国与救国”。

然而，相较于政治选择方面的“变化多端、善作改变”，梁启超在子女教育这件事上，反倒颇为传统。

梁启超一生有两位妻子。17岁时，梁启超考中举人，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他一眼就看中了梁启超，便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李蕙仙为梁启超生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分别是梁思顺（女）、梁思成（男）、梁思庄（女）。此外，跟随李蕙仙到梁家的侍女王桂荃被梁启超纳为妾室，她先后为梁启超生下四男二女，分别是梁思永（男）、梁思忠（男）、梁思达（男）、梁思礼（男）、梁思懿（女）、梁思宁（女）。

总计起来，李蕙仙、王桂荃一同为梁启超孕育了九个子女，其中男孩五个，女孩四个。后来，在梁启超及其两位夫人的教诲下，这九个孩子都有所成就。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更是当选为院士。正因如此，梁启超的家庭被人们称赞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在梁启超的九个子女里，大女儿梁思顺（1893——1966）是一位专注于诗词研究的专家。

长子梁思成（1901——1972）身为知名建筑学家，不仅是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二儿子梁思永（1904——1954）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是知名考古学家，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曾当选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1907——1932）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之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炮兵上校，于1932年参与淞沪抗战，后因病离世；

二女儿梁思庄（1908——1986）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她是知名的图书馆学家，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

四子梁思达（1912—— 2001），身为知名经济学家，曾参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

三位女儿中的梁思懿（1914——1988）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成了知名的社会活动人士，长时间投身于对外友好联络事务，曾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一职。

四女梁思宁（1916——2006 ）年少时在南开大学求学，之后于抗战期间弃文从武，加入新四军，饱经生死磨难；

五子梁思礼（1924—— 2016）身为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同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还是中国知名的导弹与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在中国近两百年的近现代历史长河中，梁氏家族的荣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很多人仅仅关注到梁家表面的风光，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家庭教育。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此地距离南宋灭亡那场战役的崖山古战场并不遥远。在梁启超年幼时，身为当地秀才和知识分子的祖父梁镜泉、父亲梁莲涧常常给他讲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古代忠义之士的事迹。“亡宋、亡明国难之事”在年幼无知的梁启超心中种下了爱国的种子。后来，梁启超时常对子女讲：

咱们梁家源自寒士家风，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了自家的本色！

回顾历史，杰出人物在取得自身成就的过程中，即便被诸多琐碎事务困扰，依旧会抽出时间用心开展子女教育工作，这样才能够让家族不断传承并开拓新的局面。

梁启超时常跟孩子们讲：“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梁氏家族出身贫寒，务必要勤俭、质朴、务实、好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14年，尽管经济上捉襟见肘、生活艰难，却始终坚持写作、志气不减。在“身教”方面，梁启超率先以自身言行影响子女。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亲自教导长女梁思顺读书识字，还传授她写诗作词的技巧。后来，梁思顺成为知名的诗词专家，其著作《艺蘅馆词钞》的问世，也得益于梁启超在她幼年时的悉心教导。

为了让女儿在文科和理科方面都有出色能力、实现均衡成长，梁启超特意为女儿聘请了家庭教师来教授“数理化”知识，还在家里搭建了一座实验室。其教育观念在晚清社会里，称得上既超前又全面。

在为子女筑牢知识储备基础的同时，梁启超格外看重子女的“品德教育”事宜。梁启超曾于《变法通义》里着重指出：“人生百年，基础始于幼年学习”，所以他极为重视孩子们童年阶段的教育。他时常告诫孩子们：要以忠厚作为立身之本，绝不能损害自身人格，“务必在社会上持续尽力付出，才当得起我对你们的疼爱”“人活在世上，要时常想着回报社会给予的恩泽”“而且国家的命脉、民族的命脉是永恒的，我们只需做好自己分内之事”。

虽然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但梁启超在生活态度方面，倡导“趣味主义”，摒弃“愁眉苦脸”。他教导子女们：“要是愁眉苦脸地熬过几十年，那生命就如同沙漠，要来有什么用？”在他的熏陶下，梁启超的子女们大多性格乐观、诙谐幽默，学业有成却不刻板，身为严谨之人又不失风趣本色。

待孩子们逐渐长大成人，奔赴各地求学、工作后，尽管梁启超常年在外辗转奔波，却依旧坚持给孩子们写信，与他们交流人生感悟、畅谈理想，如同朋友般相处。梁启超一生留下了2000多封信，其中300多封是写给子女的。这些家书跨度长达15年，内容篇幅长短不一，短的仅有十几字，长的多达数千字，所涉话题广泛，有家常琐事、学业情况、内心想法，还有时事评论。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言传身教，即便在如今交通便利、通讯发达的时代，也是很少有家长能够做到的。

即便长女梁思顺已然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梁启超仍时常给她写信，在信里还亲昵地唤她“我的大宝贝”“乖乖”。而对于小儿子梁思礼，他称呼其为“老白鼻”（老baby）。

虽然极为疼爱，但梁启超十分清楚要让孩子们锤炼品格。1923年，长子梁思成被汽车撞倒，腿骨骨折住院，最终落下终身残疾，还耽搁了一年才前往美国留学。梁启超尽管心疼不已，却沉稳冷静地对梁思成讲：“你向来境遇顺遂，这样的小挫折恰恰是磨砺德行的绝佳时机，万不可心急气馁。”

在美国留学期间，梁启超特意给梁思成寄去了宋代建筑的丛书《营造法式》的完整版本，并叮嘱儿子务必学习中国古典建筑，以达到学贯中西的境界。梁启超还为梁思成规划了游学路线，指明他应该前往欧洲的哪些具体国家，以及如何观摩当地的古典建筑。这些都为梁思成日后成为中国杰出的建筑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国后，同时收到了清华大学与东北大学的任教邀约。针对此事，梁启超要求儿子别去生活优渥的清华，而是前往条件困苦的东北大学任教。在梁启超眼中，工作应当从艰难处着手，万不可贪图安逸。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彼时他正在学习考古专业。梁启超亲自为儿子牵线，联系了当时的考古学家李济，还自己出钱让梁思永去参与实地考古工作。后来震惊世界的殷墟考古，正是在李济、梁思永等人的发掘下得以开展。最终，梁思永成为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

然而，这位梁氏家族的开创者，终究没能敌过时光。1926年，梁启超因患尿毒症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手术，谁料医生竟错把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切除，反倒留下了患病的左肾。这一严重的医疗事故发生后，梁启超的健康状况不断变差。鉴于西医刚传入中国，若公开指责协和医院，势必会加重国人对西医的怀疑，于是梁启超决定将此事隐瞒起来。对于此事，他的想法是：“愿为众人承受病痛。”

1928年10月12日，拖着病躯的梁启超正在撰写《辛稼轩年谱》，当写到辛弃疾61岁那一年，正值朱熹离世，辛弃疾前去吊唁并写文章抒发哀思。于是，梁启超从这篇文章里摘取了四句：

“能不朽之人，可留名万世。谁说先生已逝，其精神威严仿若仍在人间。”

此后，梁启超病情复发，被送至医院进行抢救，这四句言语成了他临终前最后的笔墨留存。

医治持续至1929年1月19日，最终，梁启超在北京病逝，葬于北京西山卧佛寺，与原配妻子李蕙仙葬在一起。

梁启超离世后，研习建筑的大儿子梁思成与其儿媳林徽因一道为他设计了墓碑，那墓碑除了装饰图案，未刻任何文字。在此之前，梁启超曾讲过：

“是理解我还是怪罪我，就交由天下和后世去评判吧，我梁启超不过就是这样的人罢了。”

友人沈商耆为其送上挽联，以此作为对梁启超一生的评判：

三十年的时光里，崭新的事业、知识与思想，究竟是何人唤醒？

历经漫长岁月之后，对于学术、文章与人品的评判，自然会有公众给出公正的评价。

随着梁启超离世，梁氏家族的第二代正式闪亮登场。

在梁启超离世前一年，其长子梁思成携妻子林徽因结束美国的学业回国。在梁启超提议下，梁思成奔赴东北大学任教，还亲自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培育出中国首批建筑专业人才。

对于马上要来临的全球动荡，梁启超无疑有着超越时代的认知，在告诫在国外求学的子女时，梁启超讲：

你们回国之后，职业方面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如今，哪里有人敢去修缮房屋呢？在学校当教授也并非易事。除了北京，全国的学校几乎都停课了……我觉得你们这一代青年，恐怕得熬过十来年——甚至更久极其艰难困苦的处境。过了这段时间，并非没有事业可做，但关键要看你们能否应对这十几二十年的风浪。

在艰难困境里，梁思成扛住了磨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侵占了东北，梁思成转而前往南方的北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1931年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梁思成和林徽因带领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队，踏遍国内15个省、190多个县，对2700多处中国古建筑展开了考察与测绘。

在中国建筑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事业。

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倡导主持下，始建于北宋年间的杭州六和塔最终得以重新修缮。此外，梁、林夫妇四次前往五台山，终于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发现了始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的佛光寺大殿，这一发现推翻了日本人宣称中国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的论断。

林徽因曾于1936年的一封信里，提及她和梁思成在奔赴山东青州途中的经历，那是一段多年来持续开展的古建筑考察与保护之旅。

整日被跳蚤叮咬得难受，坐在三等火车里又不好意思在身上到处伸手乱挠，最后全身都是包。

虽然出身于显赫家族，但林徽因和她的丈夫梁思成一样对此并不看重。她在生完孩子后不久，就与梁思成一同经历漫长旅途的劳顿，爬上房顶，四处进行测量和考察，只为记录并保护民国时期那些因年深日久而破败的大量古建筑。

在时代发生巨大变革的进程里，这个家族始终和国家、民族并肩前行。1932年，淞沪抗战打响。彼时，梁启超的三儿子梁思忠已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正好担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一职。梁思忠旋即率领战士投身淞沪抗战。战斗期间，因误饮了战场上有毒的污水，梁思忠最终患病离世，年仅25岁。

和兄弟们的努力打拼类似，梁启超二儿子梁思永同样积极进取。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毕业，旋即投身于中国的考古工作。在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的战火中，他坚持开展科学考古，为殷墟的系统发掘立下功劳。因为长期从事野外考古，到1932年，梁思永患上了烈性肋膜炎，医生从他胸部抽出了足足四瓶水。不过，他稍有好转，就马上回到了殷墟考古现场。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梁思永随着抗战的军民一路辗转迁移至西南的昆明和李庄。鉴于抗战时期条件恶劣，再加上薪资微薄，长期饮食不佳，梁思永最终患上了肺炎。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永为了能重回考古现场，在得知切除肋骨可让患病的肺萎缩时，这位坚毅之人竟前往当时重庆的高唐奎医院，切除了自己的七根肋骨！

然而到最后，他依旧未能回到那片令他心驰神往的田野考古之地。

受患病身体的影响，梁思永在那之后的多数时间都躺着休养，站立时得依靠拐杖支撑。1948年，梁思永与兄长梁思成一同当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位科研领域的硬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出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一职。1954年，这位硬汉终因心脏病离世，年仅51岁。

在七七事变前一个月，也就是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多次前往探寻，历经四次进出相关地区，最终于山西五台山寻得了曾在敦煌壁画里见过的佛光寺大殿。并且在大殿之中发现了铭文，从而确定它是国内现存的唐代木构建筑。然而，这份喜悦并未长久延续。随着全民抗战的战火燃起，梁思成与林徽因果断决定追随抗战军民撤往后方。他们一路辗转，途经郑州、长沙、湘西、贵州，最后迁至昆明。由于物价飞涨而工资微薄，林徽因不得不每日往返爬坡四次，到云南大学教授英文以赚取收入贴补家用。

为了维持生计，梁启超二儿子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跟西南联合大学众多教授的妻子相同，在小路旁摆地摊售卖衣物。

1940年，因日军对昆明展开频繁轰炸，梁思永所在的史语所与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不得不迁至四川南溪县的李庄，这是个“地图上难寻踪迹之处”。四川气候夏季闷热、冬季湿冷，致使林徽因很快患病。彼时，她的旧疾肺结核严重复发，常常连续数周高烧不退，夜里还盗汗不停。后来，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忆起母亲时说道：

李庄并无医院，她瘦得都快不似常人了，手和腿只剩皮包骨头。

林徽因卧病在榻，然而梁思成却因中国营造学社资金匮乏，不得不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援助，以此维系中国营造学社的运转。梁再冰回忆道：“（父亲梁思成）他讲自己那时就像个乞丐，时常得去讨钱。”

处于战乱的纷扰、疾病的折磨以及经济的困境中，梁思成和林徽因依旧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道，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期望把多年来对古建筑的调查成果整理成册。为节省经费，梁、林二人在设计图纸和建筑施工方面始终亲力亲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背负了不少债务。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林徽因只能给美国朋友费慰梅写信寻求帮助，期望朋友能资助一笔款项，帮梁家度过难关。费慰梅很快寄来了一百美元和一封信，还邀请梁、林夫妇去美国讲学，以便摆脱经济困境并治好林徽因的病。

未曾料到林徽因竟回信予以回绝，林徽因给出的答复是：

“我理应留在祖国，一同面对国家的危难！”

在四川的时候，年纪尚小、只有几岁的小儿子梁从诫曾问林徽因：“妈妈，要是日本人打过来，咱们怎么办？”

未曾料到，林徽因竟坚决地说道：“中国的读书之人总归还有一条退路，咱们家门口不正是扬子江（长江）吗？”

林徽因所表达的意思为，倘若抗战落败，那么全家人仅有的选择便是以死殉国。

梁家很幸运，成功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着手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并且打算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拆除北京古城。梁思成和林徽因听闻此消息后，忧心忡忡、坐立难安。他们与当时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的陈占祥一同，极力主张应当保留北京的古城墙以及众多牌坊等古老建筑。为了能让古城得以留存，梁思成在会议上和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激烈争论，脸都涨红了。然而，吴晗坚决不同意保留北京古城，这让梁思成当场悲恸哭泣，他说道：

五十年之后，历史会证实我是正确的！

向来性格强硬的林徽因毫不留情，她径直指着吴晗说道：

“你们拆掉的可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正古董啊！要是真把这古董拆了，日后你们肯定会后悔的！就算之后再把它复原，往好了说也不过是个赝品罢了！”

然而，北京古城最终未能得以保全。

林徽因没能等到那一天。1955年，长久以来被病痛折磨的她最终离世，年仅51岁。

之前，这位引得徐志摩为之朝思暮想的知名女诗人，曾于诗歌《深夜里听到乐声》写下如下内容：

生命的模样早已注定，太过脆弱，不过是人们美好的幻想。

这难道不正是后世之人，对林徽因绚烂人生的想象与收官吗？人们好像更钟情于她年少时和徐志摩曾流传出的风流韵事，还有她创作的那些优美诗篇，却鲜少留意她与丈夫梁思成携手，为古建筑的勘测保护以及抗战大业所付出的坚守与奉献。

尽管她是个柔弱的女性，然而她更是一位有着无比坚毅品格的知识分子。

在林徽因离世之后，终其一生爱慕她的哲学家金岳霖教授，为她撰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满体诗情千丈瀑，千秋世上四月天。”

那个象征着诗意与美的女子，已无法归来。

林徽因离世后，梁思成一直坚持到1972年，最终在“文革”时期与世长辞。

然而，梁家的故事并非仅围绕着梁思成与林徽因展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梁启超的第五子、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梁思礼，决然舍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发展前景，选择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在此之后，梁思礼于艰难困境里，投身新中国首个自主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地对地导弹、配备自控系统的原子弹弹头导弹等重要项目。1993年，梁思礼最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的四女儿梁思宁，在抗日战争时期放下笔杆投身军旅，果断加入新四军。后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陈毅元帅曾有一次当面向梁思成提及此事。

那时在我的军队中有两名特别的士兵，一位是梁启超的女儿，也就是你妹妹（梁思宁）；另一位是章太炎的儿子。

梁思宁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经历了生死考验，此后直至2006年，她以91岁的高龄离世。生前，她曾对身边人讲：“我要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走。”

梁家的第三代始终奋力拼搏：身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数年。此后，他返回北京投身世界史研究。“文革”时期，梁从诫因爷爷梁启超曾是“保皇派”受牵连，被下放到江西参加改造劳动。改革开放后，梁从诫最终脱离体制，前往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教授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工作。

然而在晚年时期，这位执拗的老者最终转变方向，开启了对环保事业的关注。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的环境问题愈发显著。于是在1993年，梁从诫决定创建中国民间首个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这位始终怀揣着祖先家国情怀的老者，一直认为自己应为这个国家做点事，他说：“自己国家的地面脏了，总得有人打扫吧！”

身为国内环保领域的开拓者，“自然之友”曾于北京的公园内，规劝遛鸟的老大爷保护鸟类，将笼中之鸟放归自然，没想到大爷们当即反驳道：“我连自己都舍不得吃鸡蛋黄，都拿来喂鸟了，还能咋对它更好？”

另有一回，梁从诫前往某县开展环保考察工作，当地县长拿出上好的酒款待他，谁料性格坦率的梁从诫当即愤怒地质问：“你们河里的水都跟酱油汤似的了，还有脸喝酒？”

1995年，云南德钦县打算砍伐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梁从诫得知此消息后，内心十分焦急。这不仅仅关乎森林保护，德钦县的这片原始森林还是滇金丝猴的关键栖息地。为挽救这片原始森林与滇金丝猴，梁从诫向众多媒体寻求援助，还凭借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直接向领导提出建议。最终，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得到了保护。

梁从诫创办“自然之友”后取得的首场重大胜利，便是滇金丝猴的保护之战。此后，来自全国各地反映环保问题的信件如雪花般纷纷寄往“自然之友”的办公室，这让梁从诫愈发觉得精力难以支撑，但他依旧坚持下去。为保护藏羚羊，1999年，时年67岁的他还和“自然之友”的会员们一同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将收缴来的近400张藏羚羊皮烧毁，以此表明保护藏羚羊的坚定决心。

然而在2006年，74岁的梁从诫骑自行车时，猝然遭遇了一场车祸。被送往医院后，他又被检查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常说的老年痴呆症。从那以后，梁从诫的身体状况急剧变差，记忆力也快速衰退。即便如此，他对每一位来看望他的朋友，都一概称作“自然之友会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忘掉了许多事情，唯独始终没有忘记他一直牵挂于心的环保事业。

鉴于梁从诫在环保领域作出的贡献，国家林业局专门为他授予了“大熊猫奖”。2010年，这位年届79岁的老者于北京离世。

针对此情况，在车祸发生之前，梁从诫曾向媒体表示，要是说梁家三代人存在共同之处，“那便是对社会沉甸甸的责任感。我们在这片土地出生、成长，是这片土地滋养了我们，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为这片土地、为这个民族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回馈。”

谈及祖父梁启超投身的政治改良工作，父亲梁思成抱负未展的古建筑保护工作，还有自己肩负重任的环保工作，梁从诫带着自嘲的口吻说道：

咱们家祖孙三代全是失意之人，不过虽接连受挫，却依旧不屈不挠、奋勇再战。

虽说梁家祖孙三代在政治和财富方面，展现出持续“衰退”的态势，然而这个家族投身国家和民族事务的远大志向，以及为祖国、民族和人民奉献一生所具备的学识、素养、胸襟和做出的贡献，足以让他们即便历经挫折，仍能当之无愧地跻身中国百年来最为杰出的顶尖家族行列。这并非取决于权力、名利与地位，而是取决于家国情怀和无私奉献。

向一个屡遭挫败却永不言弃的中国家族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