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去同学家做客，他妈妈（40岁）看我的眼神，让我发毛

那是在1989年的夏天，空气里都是黏糊糊的热气和柏油路被晒化的味道。我最好的哥们儿马峰，非要拉我去他家吃饭，说是他妈做了红烧肉，香得能把邻居家的孩子都馋哭。我当时也就十六七岁，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一听有肉，腿比脑子快，蹬着我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就跟着他去了。

他家住在一个老式的家属楼里，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各种杂物，混着一股子说不清的陈年味儿。可一推开他家的门，一股浓郁的肉香味儿就霸道地钻进了我的鼻子。马峰的妈妈，白秀兰阿姨，正系着个围裙从厨房里出来，她看上去也就四十岁出头，人很清秀，但眉宇间总带着一丝化不开的愁绪。

她客气地招呼我，给我倒水，拿水果，跟所有同学的妈妈一样热情。可就在我埋头啃西瓜的时候，猛一抬头，正好对上她的眼神。我的天，就是那一眼，让我浑身的汗毛都“唰”地一下立了起来。那不是单纯的打量，更不是好奇，那眼神里头，像是藏着一把淬了冰的刀子，冰冷、锐利，还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恨意。她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仿佛要透过我的皮肉，看到我的骨头里去。整个过程也就两三秒，她就迅速移开目光，又恢复了那副温和的样子。可我后脖颈子的凉气，却半天都没散去。

我跟马峰的关系，那会儿在学校里是铁得不能再铁的“穿一条裤子”的交情。我们俩都是那种学习中不溜，但调皮捣蛋样样在行的主儿。他家境一般，父亲常年不在家，听说是身体不好，在外地疗养，全家就靠他妈妈白秀兰阿姨一个人在纺织厂上班撑着。

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但白阿姨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马峰的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我爸妈都是双职工，平时忙，我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所以特羡慕马峰，觉得他妈做的饭菜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去他家的次数多了，我慢慢发现一个怪事。白阿姨对我，总是客气得有点疏离。她会给我夹菜，会问我学习，但从来不像对马峰其他同学那样，开几句玩笑，或者亲热地拍拍肩膀。她对我，永远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尤其是，只要我跟马峰聊起我爸，说我爸单位又发了什么福利，或者我爸多厉害，修好了厂里的大机器时，白阿姨的脸色就会瞬间沉下来。

白阿姨没抬头，声音闷闷地说：“人啊，站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越疼。”

当时我根本没听懂这话里的意思，只觉得气氛一下子就僵了。后来我悄悄问马峰：“你妈是不是不喜欢我啊？”马峰一巴掌拍我后背上，说：“想啥呢，我妈就那样，心事重，你别多想。”

年少的我，心思单纯，也就真没多想。可那道冰冷的眼神，和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就像两颗种子，埋在了我的记忆深处。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外地的大学，马峰则留在了本地读了个技校，后来进了厂。随着时间和距离的拉开，我们的联系也渐渐少了，各自在生活的洪流里奔波，为生计，为家庭，为孩子。那段关于眼神的记忆，也慢慢被我压在了箱底，几乎快要忘记了。

带着好奇，我找到了钥匙，打开了盒子。里面果然是一些泛黄的奖状，“劳动模范”、“技术标兵”，记录着我父亲曾经的辉煌。可就在最底下，我翻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脆得快要碎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沓厚厚的信纸，还有一张黑白的老照片。

照片上是一群穿着工装的年轻人的合影，看背景应该是在某个工厂的大门口。我一眼就认出了我年轻时的父亲，英气勃发地站在C位。而在他旁边，站着一个笑得特别腼腆的姑娘，那张脸，我太熟悉了——那分明就是年轻时的白秀兰阿姨！照片里的她，看着我父亲的眼神，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崇拜和爱慕。

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我颤抖着手，展开了那沓信纸。那不是信，而是一份检讨书的草稿，字迹是我父亲的，时间落款是1972年。

我的呼吸瞬间就停滞了。我一字一句地读下去，一个被我父亲尘封了近五十年的秘密，像剥洋葱一样，在我面前被层层剥开，呛得我泪流满面。

原来，当年我父亲和马峰的父亲马卫东，不仅是同一个车间的工友，还是最好的兄弟，更是技术上的竞争对手。而白秀兰，当时是厂里的一枝花，是很多年轻小伙子心里的“白月光”，她和我父亲、马卫东都在一个技术攻关小组。

从信里的字里行间能看出来，当时白秀兰喜欢的是我父亲陈建国，而马卫东也在默默追求她。我父亲，享受着这种被仰慕的感觉，却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他默许了。

结果，机器在运行了不到半小时后，彻底失控，一个巨大的零件飞了出来，砸中了旁边的一位老师傅，当场就没了。

出了人命，天都塌了。厂里要追责，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向了现场负责人马卫东和我父亲陈建国。在调查会上，在巨大的压力和对前途的恐惧面前，我那个一向以“正直、能干”形象示人的父亲，做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选择。

一个前途光明的技术骨干，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人生彻底被毁了。而我父亲，因为“勇于揭发”，只是受了个内部处分，没过多久，还因为“技术过硬”，被提拔成了副主任。

后来，白秀兰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愧疚，又或许是在我父亲那里彻底死了心，最终嫁给了出狱后一蹶不振的马卫东。他们搬离了原来的家属院，过上了艰难的生活。那个男人，背负着“杀人犯”的污名，身体和精神都垮了，只能靠打零工度日，这才有了马峰口中那个“常年在外地疗养”的父亲。

看到这里，我手里的信纸“哗啦”一下掉在了地上。我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瘫坐在椅子上，冷汗湿透了后背。

她在我脸上看到的，是她一生悲剧的根源。我眉宇间那些和我父亲相似的轮廓，对她来说，就是一把时刻在剜她心头烂肉的刀子。

而我，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还在她面前，一次又一次地炫耀着我父亲的“光荣”，讲着那些建立在他们一家人痛苦之上的“成就”。我每一次的讲述，都像是在往她的伤口上撒盐。难怪她会失手打碎碗，难怪她会说出那句“站得越高，摔得越疼”的话。那句话，根本不是说给我听的，那是说给我父亲，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人心隔肚皮，我一直以为我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却没想到他的功勋章上，沾满了另一个家庭的血泪。

通过一些老同学，我费了些周折，终于要到了马峰的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厉害。

“喂，哪位？”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沙哑和疲惫，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马峰，是我，陈浩。”

我们约在了一家老茶馆见面。眼前的马峰，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生活的重担明显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们相对无言，许久，他才苦笑了一下：“你小子，混得不错啊，看这穿戴，像个大老板了。”

我没接他的话，而是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轻轻推到他面前。“马峰，对不起。这句话，我替我爸，对你，对你家，说了。”

马峰愣住了，他打开信封，拿出那份检讨书草稿，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他的手开始发抖，接着，整个身体都开始 uncontrollably 地颤抖起来。他没有哭，也没有骂，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眼眶红得吓人。

马峰告诉我，他父亲马卫东十多年前就因为长期的抑郁和酗酒，肝硬化去世了。而白秀兰阿姨，几年前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现在谁也不认识了，整天就坐在窗前发呆。

“我妈清醒的时候，跟我说过一次，”马峰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疲惫，“她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爸。她说如果当年她没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她还说，她恨姓陈的，恨了一辈子。”

原来，白阿姨的痛苦里，不仅有恨，还有深深的自责。或许她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存在，两个男人之间就不会产生那么激烈的竞争，那场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那天下午，我跟着马峰，去看了白秀兰阿姨。她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茫然地看着窗外。她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清秀的影子。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身子，轻声喊了句：“白阿姨。”

她缓缓地转过头，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眼神里空洞洞的，没有任何情绪。当年那道让我如芒在背的眼神，再也找不到了。她不认识我了，她连自己的儿子有时候都记不得了。她忘记了仇恨，忘记了痛苦，也忘记了过去的一切。

我把父亲留下的一笔存款，连同我自己的积蓄，凑了二十万，装在一个信封里给了马峰。他死活不要，我把信封硬塞进他怀里：“这不是施舍，也不是补偿。这是我爸欠你们家的，是一条人命的债。钱换不回马叔叔的命，也换不回你们家这几十年的苦，就当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替他赎罪。”

从马峰家出来，天已经黑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亮着昏黄灯光的小窗，心里空落落的。

人这一辈子，走错一步，可能就是万劫不复。我父亲或许在无数个夜里都被良心谴责过，所以他才会把那份检讨书的草稿，像个罪证一样锁在盒子里，锁了一辈子。他没有勇气去承认，却也没有狠心去销毁。

你们说，我做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