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64岁大爷相亲，当晚大爷就想留在大妈家，大妈：满足你的要求

赵建国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那是我儿子结婚时，我和他爸一起挑的，米白色的皮质，坐久了会留下一点温吞的凹陷。

他陷在里面，像一块被泡软了的旧面包。

“晚秋，”他清了清嗓子，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天也不早了，外面还下着雨。”

我看了眼窗外。

雨不大，是那种秋天特有的，细细密密，黏在玻璃上，像一层化不开的愁绪。

路灯的光晕在水汽里显得格外朦胧。

“嗯。”我应了一声，没接他的话。

我起身去厨房，给他续了杯热茶。茶叶是我托人从福建带回来的正山小种，闻着有股淡淡的松烟香。

他双手捧着杯子，指关节因为用力有些发白。

“你看，这来回折腾也挺麻烦的。”他终于把话说全了，“要不……今晚我就不走了？”

茶杯递到他面前，我没松手。

他抬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试探，混杂着一丝老年男人特有的、自以为是的笃定。

好像他开了这个口，我就没有理由拒绝。

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相亲。

地点是公园附近的一家老茶馆，介绍人是社区里的热心肠王姐。

两天前，王姐在电话里把赵建国夸成了一朵花。

“六十四岁，退休金一个月八千多，身体硬朗，儿子在深圳有出息，就一点，老伴走得早，一个人太孤单了。”

王姐顿了顿，压低声音，“晚秋啊，姐知道你条件好，不图男的什么。但这人啊，总得有个伴儿，是不是？”

我没作声。

我六十二岁，老伴三年前走的，肝癌。

房子是我的，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净。退休工资不高，但够我一个人活得体面。女儿嫁在同城，周末会带外孙女过来。

我的生活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但也冰冷。

王姐说的“伴儿”，像往这台机器里投进了一颗小石子。

我答应去见见。

见面的那天，也下着这样的雨。

赵建国比照片上看着要苍老一些，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看得出是出门前特意熨过的。

他说话很急，像是在抢时间。

“我这人，实在。儿子说了，让我找个知冷知热的，互相照顾。”

“我没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就是爱下下棋，散散步。”

“晚秋你看上去比我显年轻，保养得真好。”

他一杯茶没喝完，就把自己的家底和盘托出，像个急于推销产品的销售员。

而我，是那个被他审视的客户。

我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

我观察他的手，指甲修剪得很干净，但食指和中指有很深的烟熏痕迹。

他说他不抽烟。

这是第一个谎言。

现在，他就坐在我家的沙发上，说着第二个。

他说，来回折腾麻烦。

他家离我家，地铁四站地，打车不过一个起步价。

雨也不是瓢泼大雨。

他只是想留下来。

我把茶杯稳稳地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发出“叩”的一声轻响。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客厅里，像一声警告。

“老赵，”我坐回自己的单人沙发，和他隔着一张茶几的距离，“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我刻意加重了“第一次”三个字。

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他搓着手，“这不是聊得挺投缘的嘛。”

投缘？

我回想了一下我们一下午的对话。

他说了他的退休金，他的儿子，他以前单位的辉煌，他未来的养老规划。

而关于我，他只问了三个问题。

“你退休金多少？”

“这房子是你自己的？”

“你女儿常回来吗？”

这不像聊天，更像尽职调查。

我心里那点因为“伴儿”这个词而泛起的微澜，早已平息，甚至结了一层薄冰。

“老赵，你觉得什么是‘投缘’？”我问他。

他愣住了，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问。

“就是……就是感觉好，能说到一块儿去。”他含糊地说。

“我们说到一块儿去了吗？”我平静地看着他，“一下午，都是你在说，我在听。你了解我什么？你知道我喜欢喝什么茶，看什么书，还是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吃葱姜蒜？”

他的脸开始涨红，从脖子根蔓延到耳廓。

“我这不是……想让你多了解了解我嘛。”他的声音弱了下去。

“了解一个人，是双向的。”我说，“不是单方面的自我陈述。”

客厅里陷入了沉默。

只有墙上的石英钟，在滴答作响，像在为这段尴尬的时间计数。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像是要借此掩饰自己的局促。

水很烫，他被呛得咳嗽起来。

我没动，也没递纸巾。

我就这么看着他，看着这个只见过一次面，就想登堂入室的男人。

我心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荒诞的悲凉。

人老了，是不是连“追求”的过程都懒得走了，只想直奔主题，找个现成的窝，搭伙吃饭，共摊水电？

婚姻，或者说晚年的伴侣关系，被简化成了一份生存合同。

他咳完了，脸更红了。

“晚秋，你别误会。”他急急地解释，“我这人就是性子直，没那么多弯弯绕绕。我觉得你挺好的，真的，干净，利索，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

“会过日子”，这大概是他们那代男人对女人的最高评价。

这个评价里，没有欣赏，没有爱慕，只有功能性。

像是在评价一台冰箱，制冷效果好，省电。

“所以，你想留下来，是因为我‘会过日子’？”我问。

“当然了，”他脱口而出，随即又觉得不妥，补充道，“也因为……因为我对你有好感。”

这个“也”字用得真是画蛇添足。

我笑了笑，站起身。

“老赵，时间不早了，我帮你叫辆车吧。”

这是逐客令。

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变得有些灰败。

他没想到我会拒绝得这么干脆，这么不留情面。

“晚秋……”他还想说什么。

“你是个实在人，”我打断他，“那我也跟你说句实在话。”

“我们这个年纪，找伴儿，不是找一时的激情，是找下半生的安稳。安稳是什么？是尊重，是边界，是两个人都能在关系里感到舒适和安全。”

“你今晚的要求，让我很不安全。”

我的话说得很慢，很清晰。

像是在法庭上陈述证词。

他彻底蔫了，陷在沙发里，像个被戳破了的气球。

他或许以为，一个六十多岁的独居女人，会因为寂寞，因为害怕，轻易地抓住一根看似可以依靠的稻草。

他错了。

寂寞是我的日常，但我已经学会了和它和平共处。

手机的震动声打破了僵局。

是女儿萌萌打来的视频电话。

我按了接通，屏幕上立刻出现了她和外孙女的脸。

“妈，你干嘛呢？”萌萌在那头问。

“家里有客人。”我把镜头若无其事地转向赵建国。

赵建国在镜头扫过来的一瞬间，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脸上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萌萌的表情凝固了一秒。

“妈，这位是？”

“赵叔叔。”我简单介绍。

“哦……叔叔好。”萌-萌的语气变得客气又疏离。

她是个聪明的孩子，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什么场合。

“妈，我就是问问你，周末我带笑笑回去，你想吃什么？”

“你们回来，吃什么都行。”

“那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外孙女在旁边嚷嚷。

“好，给我的小馋猫做。”我对着屏幕笑起来。

那是我今晚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

赵建国看着我，眼神复杂。

他大概看到了一个他不了解的我。

一个不是只有“会过日子”标签的我。

一个有自己的生活，有亲密的家人，一个完整的，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的我。

挂了电话，客厅里的气氛更加微妙。

女儿的出现，像一道看不见的光，把我家的领域照得更加清晰，也把他这个“外人”的身份衬托得更加醒目。

“我……我还是走吧。”他终于站了起来，夹克的下摆都坐皱了。

“我送你到门口。”

我没挽留。

走到玄关，他换鞋的动作很慢。

“晚秋，”他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我是不是……太心急了？”

“不是心急，”我看着他的背影，一字一句地说，“是没礼貌。”

他的肩膀垮了下去。

我打开门，楼道里的白光涌了进来，冷冰冰的。

“路上小心。”我说。

他没回头，摆了摆手，走进了电梯。

门关上，我靠在门板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感觉像打了一场仗。

一场没有硝烟，却耗尽心力的仗。

我回到客厅，看着那个属于赵建国的凹陷，慢慢地恢复原状。

茶几上，他那杯几乎没动的茶，已经凉了。

我把它倒进水槽，茶叶在水流中打着旋，沉了下去。

就像这段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缘分。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我又接到了王姐的电话。

“晚秋啊，你昨天怎么回事啊？老赵回去跟我说，你把他给……”王姐的语气带着点兴师问罪的意思。

“我把他怎么了？”我反问。

“他说你……说你瞧不上他。”

“王姐，不是我瞧不上他，是他没尊重我。”

我把昨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王姐才叹了口气。

“唉，老赵这人，就是太实在了，心里藏不住事儿。”她还在替他打圆场，“他也是一个人孤单怕了。”

“孤单，不能成为冒犯别人的理由。”我说。

“话是这么说，可人老了，哪还有那么多讲究啊。”

“王姐，讲究的不是年纪，是人品。”我淡淡地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我们不合适。”

我挂了电话，心里却并不轻松。

王姐那句“人老了，哪还有那么多讲究”，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

难道人老了，就得活得粗糙，活得将就吗？

就得放弃尊严，放弃边界，只为了找个人搭伙过日子吗？

我不认同。

我的老伴在世时，是个很体面的人。

我们一辈子没红过脸，不是没矛盾，而是我们都懂得，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但家是讲尊重的地方。

他走后，我一个人，把这份体面延续了下来。

每天擦地，养的花按时浇水，出门会化淡妆，衣服总是烫得平平整整。

这不是给别人看的，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态度。

我不能容忍一个不懂得尊重的人，来打乱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料。

周五的傍晚，我正在厨房准备周末给女儿做的红烧肉，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送快递的，打开门，却看到了赵建国。

他手里提着一个果篮，里面是些香蕉和苹果，看上去不太新鲜。

他站在门口，局促不安，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晚秋，我……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我堵在门口，没有让他进来的意思。

“道歉就不必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必须要。”他很坚持，“那天是我不对，我混蛋，我太着急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

他的态度很诚恳，和我那天见到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男人判若两人。

“我回去想了两天，王姐也批评我了。是我没摆正自己的位置，太想当然了。”

他说着，把果篮递过来。

“这个，一点心意，你别嫌弃。”

我看着他手里的果篮，又看了看他那张写满懊悔的脸。

楼道里有邻居经过，好奇地朝我们这边张望。

“进来吧。”我叹了口气，侧身让他进了门。

把他晾在门口，终究不是我的行事风格。

他把果篮放在玄关的柜子上，换了鞋，拘谨地站在客厅里，不敢再坐到那张沙发上。

“坐吧。”我说。

他这才小心翼翼地在沙发边上坐下，只坐了三分之一。

我给他倒了杯白开水。

“茶就不用了，我……我没脸喝。”他低着头说。

我没接话，在单人沙发上坐下，等着他开口。

“晚秋，我知道我那天给你留下的印象很不好。”他斟酌着词句，“但我真的不是个坏人。我就是……就是笨。”

“我儿子给我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必须找个伴儿。不然，他过年就不回来了。”

我皱了皱眉。

“这是什么道理？”

“他觉得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他说，他和他媳-妇在深圳打拼，压力大，实在没精力天天惦记我。找个阿姨吧，信不过。只有找个老伴，他才能放心。”

他的话里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奈。

“所以，你相亲，是为了完成你儿子的任务？”

他沉默了，半晌，点了点头。

“是，也不全是。”他说，“我自己也确实孤单。这屋子，白天还好，一到晚上，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有时候开着电视，不是为了看，就是想让屋里有点动静。”

他说着，眼圈有点红。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层冰，似乎裂开了一道缝。

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老伴刚走的那段日子，我也是这样。整夜整夜地开着灯，不敢关。害怕黑暗，更害怕黑暗里无边无际的寂静。

“我能理解。”我轻声说。

他猛地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光。

“你……你不生我气了？”

“生气谈不上，只是觉得不舒服。”我说，“老赵，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而且是老年人。我们经历过一辈子，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更应该活得明白点。”

“你想找个伴儿，我也想。但这个‘伴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把问题抛给了他。

也抛给了我自己。

他愣愣地看着我，似乎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是……是能说说话，一起吃吃饭，生病了能递杯水的人？”他试探着回答。

“这是基础，但不够。”我说。

“那……那还要什么？”

“还要有界限。”我说，“我把我的生活向你敞开一部分，你也向我敞开一部分。但我们各自都还要有属于自己的，不被侵犯的空间。”

“我不是在找一个房客，或者一个免费的保姆。你也不是。”

“我们是在找一个‘合伙人’。合作经营我们余下的人生。”

“既然是合作，就要有规则。丑话说在前面，总比日后一地鸡毛要好。”

我的话说得很冷静，甚至有些冷酷。

这不像是在谈感情，更像是在谈一笔生意。

赵建国听得目瞪口呆。

他大概从没听过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老太太，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找伴儿”。

“规则？”他喃喃地重复着。

“对，规则。”我点了点头，“比如，经济上，我们各自独立，生活开销可以AA制，也可以商量着来。但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

“比如，生活习惯上，要互相尊重。你喜欢早起，我喜欢晚睡，那就互不打扰。你想下棋，我爱看书，也各自安好。”

“再比如，和子女的关系。你的儿子是你的，我的女儿是我的。我们可以爱屋及乌，但不能强求对方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最重要的一条，忠诚。这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都这把年纪了，没精力也没资格去玩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坦诚，是最低要求。”

我一口气说完，端起水杯喝了口水。

客厅里安静极了。

赵建国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困惑，但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

他好像是第一次，真正地认识我。

“晚秋，”他过了很久才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退休前，在单位做人事。”我说。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拟定规则，签订合同，是我的老本行。

他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他说。

“你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我错在哪儿了。”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清澈起来，“我把找老伴想得太简单了。我以为就是两个人凑在一起过日子，男的出钱，女的出力。”

“我没把您当成一个独立的，需要被尊重的人来看待。”他用了“您”这个字。

“我只是想找个功能，来填补我的空缺。”

他说得很慢，但很深刻。

我有些意外。

我没想到，他能理解到这个层面。

看来，他也不全是个“实在”到有点蠢的男人。

“你能明白，很好。”我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那……那我还有机会吗？”他鼓起勇气问。

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

像个等待面试结果的应聘者。

而我，是那个手握决定权的面试官。

我没有立刻回答。

我站起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了一沓A4纸和一支笔。

我回到他面前，把纸和笔放在茶几上。

“机会，不是我给的。”我说，“是我们一起创造的。”

“你如果真的想和我‘合作’，那我们就把刚才说的那些规则，白纸黑字地写下来。”

“这算是一份……‘伴侣合作协议’。”

“你敢签吗？”

赵建国彻底懵了。

他看着眼前的白纸和笔，像看着什么烫手的山芋。

“写……写下来？”他结结巴巴地问。

“对。”我点头，“口说无凭。写下来，双方签字，更有契约精神。”

“这……这哪有处对象还签协议的？传出去不让人笑话死？”他本能地抗拒。

“我们不是在‘处对象’。”我纠正他，“我们是在探讨一种新型的老年伴侣关系。别人的笑话，能陪你过日子吗？能替你分担晚年的风险吗？”

“日子是我们自己过的，冷暖自知。一份清晰的协议，能避免未来99%的争吵和误解。这比什么甜言蜜语都靠谱。”

我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下面赤裸裸的现实。

他沉默了。

他低头看着那沓白纸，眉头紧锁。

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里，男女关系是模糊的，是靠“情分”和“自觉”来维系的。

而我，要把这一切都量化，条款化。

这近乎于一种冒犯。

但我必须这么做。

我赌的，是他对“伴儿”的真实渴望，是否能战胜他对传统观念的固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我家的厨房里，炖着肉的锅，发出了“咕嘟咕嘟”的声音，香气飘满了整个屋子。

那是生活的，温暖的，踏实的味道。

终于，他抬起了头。

“好。”他说，只有一个字。

但他眼神里的挣扎和犹豫，已经变成了某种决绝。

“我签。”

他拿起了笔。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的故事，才算真正开始。

我坐到他对面，开始口述，他负责记录。

“第一条：财务。双方退休金及其他收入归个人所有，互不干涉。家庭共同开支，如水电煤气、买菜等，建立共同账户，每月各存入2000元，多退少补。”

他写字的手，有些抖。

“第二条：居住。协议生效初期，双方保持各自住所，采取‘走读’模式。如需同居，需双方同意，并另立补充协议，明确房产归属及居住权问题。”

“第三条：家务。本着平等互助原则，共同分担。买菜做饭，一人一天。打扫卫生，周末一起。谁身体不适，另一方无条件承担。”

“第四条：子女。尊重对方的子女及家庭，不主动干涉其家事。如遇重大问题，如就医、养老等，双方子女需共同在场商议。”

“第五条：医疗。日常小病，互相照顾。如遇需住院的重大疾病，第一时间通知子女，以子女意见为主。双方均不为对方的最终医疗决定承担无限责任。”

“第六条：忠诚。协议期间，双方必须保持对彼此的忠诚。不得与除对方以外的异性发生不正当关系。一经发现，协议自动终止，过错方需向对方支付精神补偿金……”

“补偿金写多少？”他抬头问我。

“你觉得你的忠诚值多少钱？”我反问。

他愣住了，笔尖悬在纸上。

最后，他咬了咬牙，写下了一个数字。

五万。

我看着那个数字，没说话。

不多，但对一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来说，也不算少。

这代表了他的决心。

“第七条：终止。本协议经双方自愿协商，可随时终止。提出终止方，需提前一个月告知对方。如因一方违反上述条款导致终止，按相关约定处理。”

写完最后一条，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

整整两页纸。

他把协议递给我。

我拿过来，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

字迹不算好看，但很工整。

“没问题。”我从抽屉里拿出印泥。

“按个手印吧。”

我们俩，就像在签一份商业合同，郑重地在落款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做完这一切，屋子里的气氛反而轻松了下来。

那份白纸黑字的协议，像一块压舱石，让这段悬浮的关系，落到了实处。

虽然冰冷，但却无比安稳。

“饿了吧？”我站起身，“饭好了，吃点吧。”

他局促地站起来，“不了不了，我……我还是回去吧。”

“吃了再走。”我没回头，径直走向厨房，“红烧肉炖烂了，一个人吃不完。”

他没有再推辞。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安静。

没有客套的寒暄，也没有刻意的找话。

他吃得很香，连吃了两碗米饭。

他说，他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香的家常菜了。

吃完饭，他主动要求洗碗。

我没拦着。

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有些笨拙，但很认真。

我突然觉得，这样的场景，似乎也不错。

他洗完碗，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走了。”他站在玄关，换好了鞋。

“嗯。”

“那个……协议，我能带走一份吗？我回去再好好看看。”

“我复印一份，明天给你。”我说。

“好。”他点了点头，打开了门。

“老赵。”我叫住他。

他回头。

“欢迎你，我的‘合-作伙伴’。”我对他笑了笑。

他也笑了，是那种如释重负的，发自内心的笑。

“合作愉快。”

我们的“合作”，就这么开始了。

我们严格遵守着协议。

每周见两三次面，有时候在我家，有时候在他家。

一起买菜，做饭，然后各回各家。

周末，我们会去公园散步，或者去看个电影。

他话不多，但总能在我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杯水，或者搭一把手。

他不再提他儿子的事，也不再打听我的家底。

我们聊天下棋，聊过去的工作，聊社会新闻，聊孩子的教育。

像两个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

有一次，我家水管漏水，我给物业打电话，半天没人来。

我试着给他打了个电话。

二十分钟后，他满头大汗地提着工具箱出现在我家门口。

他不是专业的水管工，修得磕磕绊绊，弄了一身水。

但最后，还是把水管修好了。

我给他煮了碗姜汤。

他捧着碗，呼噜呼噜地喝着，额头上还挂着水珠。

“晚秋，”他说，“这协议里，没写修水管的事儿啊。”

“所以，这次算你义务劳动。”我打趣他。

他嘿嘿地笑，“那我下次再来，你可得管饭。”

“管，红烧肉。”

我们的关系，就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日常里，慢慢升温。

那份冰冷的协议，并没有成为我们之间的阻碍。

相反，它像一道安全的护栏，让我们可以在这道护栏里，放心地靠近彼此。

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萌萌知道了我和赵建国的事，也知道了那份协议。

她一开始觉得不可思议。

“妈，您这是找老伴，还是找合伙人啊？也太……太理性了吧。”

“理性点不好吗？”我反问她，“你们年轻人结婚前还做婚前财产公证呢，我这个，不过是老年版的婚前协议。”

“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摆在明面上，总比稀里糊涂地过到一起，最后因为一笔钱，一件事，闹得不可开交要好。”

萌萌没再说什么。

但她再见到赵建国时，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

有一次，赵建国来我家，正好碰上萌萌带外孙女过来。

他显得有些紧张，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还是我外孙女笑笑，人小鬼大，跑过去拉着他的手。

“赵爷爷，你会讲故事吗？”

赵建国愣住了。

然后，他蹲下身，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语气说：“会啊，赵爷爷给你讲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那个下午，他就陪着笑笑，坐在地毯上，讲故事，搭积木。

萌萌看着这一幕，眼神很复杂。

临走时，她悄悄对我说：“妈，这个赵叔叔，好像也没那么差。”

我笑了笑。

我知道，她心里的那道坎，也过去了。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北京入了冬。

天气越来越冷。

赵建国的咳嗽有点厉害，我炖了冰糖雪梨给他送去。

他家和我家一样，也是两室一厅，但收拾得远没有我家干净。

沙发上堆着没叠的衣服，茶几上还有昨天的饭盒。

“一个人，懒得收拾。”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没说什么，放下东西，顺手帮他把屋子整理了一下。

他看着我忙前忙后，眼神里有些东西在悄悄融化。

“晚秋，”我准备走的时候，他叫住我，“谢谢你。”

“协议里写的，互相关照。”我说。

他摇了摇头，“不，这跟协议没关系。”

“这是……这是情分。”

我心里微微一动。

“情分”这个词，从我们签协议那天起，就再也没出现过。

现在，它从他嘴里说出来，竟然一点也不突兀。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失眠了。

我想起了我的老伴。

如果他还活着，看到我现在的生活，会怎么想？

他会不会觉得，我找的这个“合伙人”，还算靠谱？

我想，他会的。

因为赵建国身上，有和他一样的东西。

那是一种属于旧时代男人的，不善言辞，却踏实可靠的品质。

冬至那天，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我约了赵建国来家里包饺子。

他来的时候，带来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盒子。

“给你的。”他递给我，脸有点红。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玉坠。

成色很好，温润通透。

“这……太贵重了。”我连忙推辞。

“不贵。”他说，“这是我妈留给我的，说要传给我媳妇。我老伴走得早，没戴过几天。我想……它应该属于你。”

他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平静的心湖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礼物。

这是一种承认，一种托付。

它远远超出了那份协议的范畴。

我看着他，他的眼神真诚而热切。

“老赵，你这是……违约了啊。”我轻声说。

协议里没有关于送贵重物品的条款，但这份礼物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物质本身。

“那就……修改协议。”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晚秋，我想把‘合作’两个字，去掉了。”

“我想和你，不是‘合作’过日子。”

“是真真正正地，搭伙过日子。”

我的心跳，在那一刻，漏了一拍。

窗外，雪下得正大。

屋里，饺子的香气，混合着玉的温润，让人心安。

我没有立刻回答。

我只是伸出手，接过了那块玉坠。

它在我手心，沉甸甸的，带着他的体温。

那天，他没有走。

我们一起吃了饺子，看了雪。

晚上，我把他安顿在了次卧。

一切都那么自然。

那份被我们严格遵守了几个月的协议，在这一天，似乎被一种更柔软，也更强大的东西，悄悄地覆盖了。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他已经做好了早饭。

小米粥，煮鸡蛋，还有两样爽口的小菜。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晚秋，”他给我盛了一碗粥，“我们……要不要把协议第二条也改了？”

我知道他指的是“走读”模式。

我看着他，他穿着我的旧围裙，头发有些乱，但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

我笑了。

“先吃饭吧。”我说，“吃完饭，我们开个‘董事会’，讨论一下‘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

他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

生活，好像真的可以按照我们设定的剧本，走向一个温暖的结局。

我甚至开始计划，等天气暖和了，我们一起去南方旅个游。

我拿出手机，想看看天气预报。

一条未读短信，跳了出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点开。

短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林阿姨，我是赵建国的儿子赵勇。我爸的退休金卡，是不是在您那儿？他这个月该交的住院费，还没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