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坦白曾经被侵犯遭丈夫虐待，她远赴千里复仇！1990年成都毒杀案

火车站外的电话亭里，冷风灌入。1990年12月18日傍晚，她把硬币推进话机，报出一个名字，语调克制，像在核对一件旧账。彼时，她已是广州某医学院病理研究室的青年教师，名片上的职务干净利落；而电话那头的人，叫肖红兵，声音里仍带着治安岗位练出的警觉。

此前七年，故事有另一种面貌。1983年，她还在上高二，十八岁，父母早亡，独居在家乡四间瓦房里。据她后来自述，那年深夜发生过一次让她终身难释的遭遇，涉事人正是肖红兵。她没有报案，也未张扬，大概出于羞惭与无知，更由于当时“失身”与贞节观念的沉重纠缠。

转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医学院。校园欢迎她课程准备细密，实验操作稳妥，外语过关。领导评价“事业心强”，同事说“作风正派”，学生则认她“讲解透”，口碑一时俱好。

再往后，感情进入视野。她与八四级某班学生孟超凡相恋，节假日常相伴。毕业分配出岔，孟被派往边远矿务局医院，她留校。她奔走求托，半载不停，据多位同事回忆，她为此“跑大了脚板、说哑了嗓子”。孟终于调回，一句“海枯石烂”在寝室里低声落下，像一个当场生效的誓约。

1990年8月，两人在广州登记结婚。婚宴简朴而体面，单位领导到场，同学起哄，洞房里甚至放起了“蓝色多瑙河”。在那段时间里，家庭秩序由她操持一日三餐、父母亲属、清洁修缮，样样到位；她还给丈夫买来哑铃和拉力器，黎明时分熬牛奶配山药片，称其“补气”。

过去并未消失。婚后几个月，她数次犹疑，终在一个周末夜里选择开口，向丈夫讲述1983年的那一夜。严格说来，那并非法律意义上必须披露的“前史”，但在她的价值系谱里，隐瞒更像一种重负。

等到真相出口，夫妻关系发生了急转。丈夫的感情由爱慕转向冷硬，言语与态度日渐失衡。两人的对照鲜明一边是她持续的琐碎照拂；一边是他心中迅速扩大的瑕疵效应。旧观念在屋内回潮，“贞节—信任”的简化逻辑取代了体恤与沟通。

她的念头随之改变。长期压抑与自责，反过来指向“源头”。此后几周，她试着与过往划界，但阴影始终如影随形。她开始打听肖红兵的去向，辗转问亲友，掌握了他调往成都的线索。

1990年12月，她以出差名义到成都。在车站附近，她拨通了那个电话。对方语气喜悦，“小卫，是我。”她约他在饭店见面，用餐、闲聊，话题绕着“工作还好”“过去常想起”打转。末了，她让他去小吃部买烧卖。

其后发生的情节，没有戏剧化的铺陈。饭桌上摆着两瓶啤酒、几道家常菜。据侦查记录，他回座后饮下少量啤酒，不久感到不适，被路人送医抢救，终告不治。检测提示急性中毒；案发现场的女招待与一名出租车司机后来在法庭上作证。她离开饭店，拦车回到车站，神情紧绷。

案发不久，她被警方控制。侦查与审理过程并不漫长。她以投毒致人死亡被判处有期徒刑。量刑细节在公开资料里多有出入，但“重犯”之名使她进入高墙之内。她在狱中悔恨，反复写下“杀一人、毁两家、误此生”的字句，像在给自己修一部单薄的家史。

这不是一桩悬疑故事，更像一面镜子。镜子的一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影响力的贞节话语，它把“失身—堕落—不配”的链条塞进家庭；另一侧，则是法治社会的清晰边界伤害他人生命权，不能以任何私人恩怨为由。

据此，我们可以提炼几条较为确定的事实1983年深夜的不幸经历未被及时报告；1984年她入读广州医学院并后留校任病理教师；她与孟超凡在校相恋，1990年8月在广州结婚；1990年12月18日成都会面时发生投毒，受害者死亡；其后她被捕并被判刑。至于更细的心理动机与家庭内部冲突强度，只能依据口述与零散证词，大致勾勒。

她在庭上曾低声说“我早该把那晚讲清楚。”这句并不能改变判决，却能提醒我们，制度与观念之间有时会挤压出悲剧的形状。若当年的遭遇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法律援助，若婚后沟通能得到专业疏导，结局大概不会如此尖锐。

末了，再回到那段旋律。婚房里盘旋的“蓝色多瑙河”，曾是他们的定情符号，也像一个未完成的伏笔。多年后想起，它并不华丽，只有一个简洁的提示亲密关系需要真相，也需要边界；而任何“报复式纠错”，在刑法面前都将变得不堪。

城市在冬季照常运转，列车准点进站，人潮起落。她的名字，在案卷里沉下去。更有说服力的是，社会对早期侵害的识别与救助，以及对性别偏见的修正，才是避免类似故事重演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