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让我去车站接她儿子，我提前半小时下班 看到她儿子时我愣住

电话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打来的。

车间里“嗡嗡”的机床声，像一群被关在铁笼子里的巨大马蜂，振得人耳膜发麻。我正戴着老花镜，凑在车床前头，给一个轴承做最后的精加工。那根传动轴有根头发丝那么点儿的误差，厂里的小年轻弄了半天，次品出了好几个，最后还是得我这把老骨头出马。

我叫李卫东，今年四十八，是红星机械厂的老车工。这手艺，是跟着我师傅，从十六岁当学徒的时候一点点磨出来的。用师傅的话说，咱们这双手，摸的不是冰冷的铁疙瘩，是机器的心跳。

裤兜里的手机震得我大腿发痒。我关了机床，那群“马蜂”瞬间安静下来，世界只剩下风扇“呼呼”的转动声。我掏出手机，屏幕上跳着两个字：大嫂。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大嫂王素芬，是我大哥卫国的遗孀。大哥走了快十年了，大嫂一个人拉扯着侄子李明，在省城打拼，很不容易。我们兄弟俩感情好，大哥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让我多照应着点她们娘俩。

可大嫂这个人，要强。大哥走了以后，她几乎没跟我们张过口。逢年过节，都是她主动打电话回来，电话里，永远是那几句：挺好的，都挺好的，小明学习又进步了，拿了奖学金，以后是要考清华北大的。

我知道，她是怕我们瞧不起她，也是在给我们这些亲戚，更是给她自己争口气。

我走到车间门口相对安静的角落，划开接听键。

“喂，大嫂。”

“卫东啊，在忙呢？”大嫂的声音带着一股子省城人特有的、略微拔高的调子，听着客气，但总觉得隔着点什么。

“没，刚停了机器。咋了，大嫂，有事？”我问。

“哎呀，是这么个事儿。”她顿了顿，语气里透出几分炫耀，“我们家小明，放暑假了。这孩子，非要去你们那儿看看，说想叔叔了，还说想看看他爸以前工作的地方。”

我心里一热。大哥以前也在我们厂，是八级钳工，一把锉刀使得出神入化。

“好事儿啊！让他来，让他来！家里都收拾好了，我让你嫂子给他晒晒被子。”

“那就麻烦你了，卫东。”大嫂的语气轻快起来，“他坐今天下午的火车，大概五点半到你们那儿的火车西站。你能不能……去接一下他？这孩子，第一次出远门，我总有点不放心。”

“多大点事儿，应该的。五点半是吧？我保证准时到。”我满口答应。

“那就好，那就好。”大嫂又絮絮叨叨地补充，“小明现在是大学生了，人有点内向，你多担待着点。对了，他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背着个黑色的双肩包，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你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来。”

“放心吧，大嫂，我侄子，我还能认不出来？”我笑着说。

挂了电话，我心里盘算着时间。现在四点刚过，厂里五点下班，赶到西站有点紧。我跟车间主任老张打了个招呼，说家里有点急事，得提前走半小时。老张是我师兄，拍着我肩膀，让我赶紧去，手里的活儿他让小王盯着。

我脱下沾满油污的工服，换上自己的夹克，仔仔细细地用肥皂洗了三遍手，指甲缝里的黑油泥还是洗不干净。这是我们这行当的印记，一辈子都褪不掉。

骑着我的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我一路往火车西站赶。初夏的风吹在脸上，暖洋洋的。我想着即将见面的侄子，心里也跟着暖洋洋的。

大学生，白T恤，黑书包，戴眼镜，斯斯文文。

我想象着他的样子，应该像他爸，高高瘦瘦的，但比他爸多了几分书卷气。大哥要是还活着，看到儿子这么出息，该有多高兴啊。

到了西站，还差十分钟五点半。出站口人不多，我找了个显眼的位置，伸长了脖子等着。

火车正点到达。

闸口一开，人流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我瞪大了眼睛，在人群里搜索着那个“斯斯文文”的身影。一个，两个，三个……穿着白T恤的年轻人过去了好几个，但都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人潮渐渐稀疏，出站口变得空旷起来。我有点急了，掏出手机想给大嫂打个电话问问。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出站口角落里，一个迟疑着不肯往前走的身影。

那是个年轻人，个子很高，但瘦得像根竹竿。他身上穿着一件灰扑扑的T恤，早就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上面还溅着几点白色的石灰。他脚上是一双沾满泥浆的解放鞋，手里拎着一个巨大的、红白蓝相间的蛇皮袋，肩膀上还扛着一床卷成一卷的铺盖。

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嘴唇干裂起皮，头发乱蓬蓬的，像是很久没打理过。他低着头，眼神躲闪，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疲惫和窘迫。

我心里一沉，这哪是大学生，分明是从哪个工地上刚下来的小工。

我正准备移开视线，继续寻找我的侄子，那个年轻人却忽然抬起了头，朝我这个方向望了过来。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用锤子狠狠砸了一下。

那张黝黑的、布满疲惫的脸上，那双眼睛，那对眉毛，虽然多了几分风霜，但轮廓依稀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那分明就是我大哥李卫国的影子。

我愣住了，像被钉在了原地，手脚冰凉。我手里的手机差点滑落在地。

那个年轻人也认出了我，他的眼神先是闪过一丝慌乱和羞愧，然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迈着沉重的步子，朝我走了过来。

他走到我面前，把那个沉重的蛇皮袋放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他低下头，声音沙哑干涩，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二……二叔。”

第一章 火车站的陌生人

出站口的风，带着一股子铁轨和尘土混合的味道，吹得我脸上发凉。

我看着眼前的年轻人，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他的手，那是一双完全不像大学生的手。手指粗大，关节上全是磨破了又结痂的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这双手，和我自己的手，和厂里老师傅们的手，是那么的相似。

那是干活的手，是出力的手，唯独不是握笔杆子、敲键盘的手。

“小明？”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干得像砂纸在摩擦。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口。那样子，像个做错了事，等着挨训的孩子。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又酸又疼。大嫂电话里那个“斯斯文文”的大学生形象，此刻碎得像一地玻璃碴子，每一片都扎得我心里难受。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没人注意到我们这对奇怪的叔侄。一个光鲜体面的城里中年人，一个尘土仆仆的乡下小伙子，站在一起，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上车……多少个小时？”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努力让它听起来平静一些。

“十六个小时，硬座。”他小声回答，声音里透着疲惫。

十六个小时的硬座，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是一场煎熬。我能想象，他缩在拥挤的车厢里，周围是嘈杂的人声和泡面的味道，一夜无眠。

“吃饭了没？”我问。

他摇了摇头。

“走，二叔带你去吃饭。”我说着，很自然地弯下腰，伸手去提那个巨大的蛇皮袋。

手一碰上去，我才感觉到那袋子的分量，沉甸甸的，怕是有百十来斤。我使了把劲，才把它提了起来。

“二叔，我来！”李明见状，赶紧伸手要抢。

“不用，你扛着被子就行。”我没松手，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很瘦，隔着薄薄的T恤，我能摸到清晰的骨头。

这孩子，吃了多少苦。

我心里叹了口气，领着他往车站外走。我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此刻显得有些寒酸。我把蛇皮袋和被子吃力地捆在后座上，车身被压得吱呀作响。

“二叔，要不……我们走回去吧？”李明看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有些不安地说。

“走回去？那得走到天黑。”我笑了笑，想缓和一下这尴尬的气氛，“上来，二叔带你。想当年，我就是用这车，带着你爸满城跑的。”

提到他父亲，李明的身体微微一僵，但还是顺从地坐上了自行车前面的横杠。

我蹬上车，车子晃了两下，才稳住。李明的重量加上行李，蹬起来有些吃力，链条发出“嘎吱嘎吱”的抗议声。

一路上，我们俩都没说话。

我能感觉到，坐在前面的李明，身体绷得紧紧的，像是坐在一块烧红的烙铁上。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问他学校的事？问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子，会把他此刻脆弱的自尊割得鲜血淋漓。

那就先不问。

我把他带到了厂区附近的一家老面馆。这家面馆开了几十年，老板姓王，跟我很熟。来这里吃饭的，大多是厂里的工友，图的就是个实惠、量大。

“老李，今天下班够早的啊！”王老板正拿着抹布擦桌子，看见我，热情地打着招呼。他的目光落在我身后的李明身上，愣了一下。

“带我侄子来吃碗面。”我笑着说，拉开一张凳子，让李明坐下。

李明显得很局促，他看了看自己满是泥污的鞋子，又看了看干净的地面，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来两碗阳春面，大碗的，给我侄子那碗多加个荷包蛋。”我冲着王老板喊道。

“好嘞！”

面很快就上来了。白瓷碗里，是清澈的汤，翠绿的葱花，几滴香油漂在上面，金黄的荷包蛋卧在筋道的面条上，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我把那碗带荷包蛋的面推到李明面前。

“快吃吧，饿坏了。”

李明看着眼前的面，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低下头，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吃得很快，很急，像是饿了很久的狼，面汤溅到了脸上也顾不上擦。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电话里被母亲描绘成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此刻，却为了一碗几块钱的阳春面，吃得如此投入，如此辛酸。

我默默地吃着自己的面，没有催他，也没有打扰他。

一碗面很快就见了底，李明端起碗，把最后一点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

他放下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愧疚。

“二叔，对不起……我妈她……”他囁嚅着，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我递给他一张餐巾纸。

“先擦擦嘴。”我平静地说，“有什么事，吃饱了再说。”

他接过纸巾，胡乱地在嘴上抹了两下。

面馆里人渐渐多了起来，都是刚下班的工友，吵吵嚷嚷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在这片嘈杂中，我们这一桌显得异常安静。

“说吧，孩子。”我看着他的眼睛，放缓了声音，“跟二叔，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你爸不在了，二叔就是你最亲的人。”

我的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那道紧锁的大门。

他的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掉了下来，大颗大颗地砸在油腻的桌面上，溅开一朵朵小小的水花。

他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压抑了许久的委屈、迷茫和羞愧，在这一刻，伴随着泪水，决堤而出。

第二章 一碗阳春面的真相

王老板端着一盘刚切好的卤牛肉走了过来，悄悄放在我们桌上。

“给孩子添个菜。”他冲我使了个眼色，又转身去忙活了。

我把那盘牛肉推到李明面前，给他倒了杯热茶。

“慢慢说，不着急。”

李明用手背胡乱抹了一把脸，抽噎着，断断续续地开始讲述。

他的故事，像一部情节简单的黑白电影，没有大嫂电话里描述的那些五彩斑斓的镜头，只有现实灰暗而粗粝的底色。

他根本就没考上什么重点大学。

当年高考，他发挥失常，离本科线差了一大截，只够上一个省城的专科职业学院。大嫂觉得脸上无光，在亲戚面前丢了人。她咬着牙，对外宣称儿子考上了省里一所不错的二本大学。

这个谎言，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大嫂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她省吃俭用，在省城租了个小房子，一边打零工，一边陪读，一心盼着儿子能专升本，将来出人头地。

可李明对学校里教的那些理论知识根本提不起兴趣。他觉得那些东西虚无缥缈，离生活太远。他逃课，挂科，渐渐地成了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

去年，因为多门功课不及格，学校给了他一个留校察看的处分。他觉得没脸再待下去，也怕母亲知道后会崩溃，就干脆办了退学手续。

他不敢告诉母亲真相。

于是，第二个谎言诞生了。他骗母亲说，学校有个很好的实习机会，要去外地项目上待一年。

就这样，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带着对母亲的愧疚和对未来的迷茫，独自一人，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他以为凭着自己的力气，总能闯出一片天。

可现实，远比他想象的要残酷。

没有文凭，没有技术，他只能去工地上干最苦最累的活。搬砖、扛水泥、和泥浆……他那双曾经拿笔的手，很快就布满了血泡和老茧。

他住最便宜的工棚，吃最简单的饭菜，每个月把省下来的钱，按时寄给母亲，谎称是学校发的“奖学金”和“实习工资”。

大嫂信以为真，还在电话里，骄傲地把儿子的“优秀”讲给每一个亲戚听。

“我……我实在撑不下去了，二叔。”李明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工地上太累了，有时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累得躺在床上骨头都像散了架。我好几次都想跟我妈说实话，可我不敢……我怕她受不了。”

“前段时间，我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虽然没大事，但脚崴了，半个月干不了活。工头就把我辞了。”

“我没钱了，也不敢再问我妈要。我想来想去，只能……只能来投奔您了。”

他说完，又深深地低下了头，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我静静地听着，手里的那杯茶，已经凉透了。

我没有愤怒，也没有失望，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疼。

这是一个被母亲过高的期望和善意的谎言，压得喘不过气的孩子。他用自己的方式，笨拙地维持着母亲的那个“体面”的梦，直到自己被压垮。

“那你妈……让你来我这儿，她是怎么说的？”我问。

“我妈……她以为我还在那个‘实习单位’。我跟她说，单位放假，我想来看看您，顺便看看我爸以前工作的地方。她还挺高兴的，说让我跟您好好学学，别一天到晚就知道死读书。”

李明的声音里，充满了讽刺。

我明白了。大D嫂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她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的大学生儿子，是衣锦还乡，是荣归故里。她怎么也想不到，儿子是以这样一种狼狈的方式，逃回来的。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看着他。

李明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二叔，我是不是很没用？”他的眼神里，满是自我怀疑。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牛肉，放进他碗里。

“不，你不没用。”我一字一句地说，“你才二十岁，人生路还长着呢。能吃苦，肯出力，还知道心疼你妈，这就比很多人强。”

“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文凭，也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靠自己双手吃饭，不偷不抢，走到哪儿，都能挺直腰杆。”

我的话，似乎给了他一丝力量。他抬起头，通红的眼睛里，有了一点微光。

“二叔……”

“什么都别说了，先吃饭。”我把那盘牛肉又往他面前推了推，“吃完了，跟二叔回家。天大的事，有二叔给你扛着。”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大哥。大哥当年也是这样，不管我闯了多大的祸，他总是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怕，有哥呢。”

现在，轮到我来对他的儿子说这句话了。

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

我带着李明，骑着车，回到了我在厂区家属院的老房子。两室一厅的格局，虽然不大，但被我爱人收拾得干净整洁。

爱人张桂兰正在厨房里忙活，看到我领回来一个“小泥人”，也愣住了。

我把李明的情况，避重就轻地跟她简单说了一下，只说孩子在外面实习吃了点苦，过来住一阵子。

桂兰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什么都没问，只是心疼地拉着李明的手，让他赶紧去洗个热水澡，换身干净衣服。

我找出了一套我年轻时穿的衣服给李明。他洗完澡出来，像变了个人。虽然还是很瘦，但洗去了满身的尘土，露出了清秀的五官，眉眼间像极了大哥。

桂兰已经把客房收拾了出来，换上了新洗的床单被套。

李明站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手足无措，连床边都不敢坐，生怕把自己身上的“晦气”带到这个家里。

“傻孩子，这就是你家。”桂兰把他按在床边坐下，给他端来一杯热牛奶，“安心住下，啊？”

李明捧着那杯热牛奶，手在微微发抖。

我知道，这个夜晚，对他来说，意味着漂泊的结束，也意味着一种久违的、家的温暖。

而我，却在想着另一个难题。

大嫂的那个电话，迟早会打过来。这个用谎言堆砌起来的美好幻象，我该如何去面对？是残忍地戳破它，还是帮着李明，继续把这个谎演下去？

我的头，又开始疼了。

第三章 大嫂的电话

第二天，我照常去厂里上班。

李明起得很早，我出门的时候，他已经把小小的客厅拖得干干净净，连我那几盆半死不活的吊兰都给浇了水。

他穿着我那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站在门口，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二叔，我……我能干点什么？”他问。

我看着他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

“你刚来，先歇两天，把身体养养好。家里有你婶儿呢，不用你操心。”我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塞到他手里，“想吃什么，自己去买。别老闷在家里，出去转转，熟悉熟悉环境。”

李明捏着那两百块钱，手都在抖，说什么也不肯要。

“二叔，我不能要您的钱。”

“让你拿着就拿着！”我把脸一板，“你是我侄子，二叔给的，就得拿着。再推辞，就是跟二叔见外了。”

他这才红着脸，把钱收了起来。

一整天，我在车间里都有点心神不宁。车床的噪音，似乎也无法盖过我心里的烦乱。李明的事，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口。

我一遍遍地想，这件事该怎么收场。

直接告诉大嫂真相？我能想象到她在电话那头崩溃的样子。她那么要强的一个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太大了。

可要是不说，又能瞒多久？李明总不能一辈子躲在我这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能永远活在谎言的阴影里。

快下班的时候，怕什么来什么。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屏幕上，又是“大嫂”那两个字。

我走到车间外面的空地上，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尼古丁的味道让我稍微镇定了一些。我摁下了接听键。

“喂，大嫂。”

“卫东啊，小明到你那儿，还习惯吧？”大嫂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

“挺好的，挺好的。”我含糊地应着。

“这孩子，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他总说挺好，问他什么都说好，也不多说两句。你帮我多看看他，是不是瘦了？在外面实习肯定吃了不少苦。”

我听着大嫂这些充满关切和骄傲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瘦了？何止是瘦了，简直就剩下一把骨头了。吃苦？他吃的那些苦，恐怕是她这个做母亲的，想都想象不到的。

“是瘦了点，不过年轻人，身体结实。”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正常。

“我就知道。”大嫂叹了口气，随即又骄傲起来，“不过吃点苦也是好事，能锻炼人。他们那个实习单位，据说表现好的，毕业就能直接留下来，待遇好得很呢！”

我沉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她的话。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往我的心上扎针。

我的沉默，似乎让大嫂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

“卫东，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小明给你添什么麻烦了？”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紧张。

我掐灭了烟头，看着远处工厂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它们升到空中，很快就消散了。

有些事情，终究是包不住的。

“大嫂，”我下定了决心，声音变得低沉而严肃，“小明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我没有直接戳破，而是把问题抛了回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十几秒。我能听到她变得急促的呼吸声。

“他……他能跟我说什么？”大嫂的声音，明显有些发虚，“他说在你那儿挺好的，你和你媳妇都对他很好。”

“大嫂，我们是实在亲戚，有些话，我觉得还是得说清楚。”我缓缓地说，“小明这孩子，很懂事，也很能吃苦。但是，他现在需要的，不是表扬，也不是过高的期望。”

我的话，像是一把锥子，一点点地刺向那个美丽的肥皂泡。

“卫东，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嫂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你是不是听谁胡说八道了？我们家小明，学习一直很好，他……”

“他昨天到车站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我打断了她的话，声音不由得提高了几分，“他穿着一身工地的脏衣服，扛着铺盖卷，手里拎着个蛇皮袋。大嫂，你告诉我，哪个大学的实习生，是这个样子的？”

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声音。

只剩下压抑的、细微的抽泣声，顺着电波传来，像一只小猫在无助地呜咽。

我知道，我把最残忍的现实，血淋淋地揭开了。

过了很久，大嫂才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破碎的声音说：“卫东，你别说了……求你，别说了……”

她的骄傲，她的要强，在这一刻，被我击得粉碎。

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我宁愿她对我破口大骂，也比听着她这样无助的哭声要好受。

“大嫂，我不是要指责你。”我放缓了语气，“我是心疼孩子。他一个人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少的苦，他不敢跟你说，怕你伤心。他把所有事都自己扛着，这孩子，太傻了。”

“他……他都跟你说了？”

“说了。”我叹了口气，“退学的事，在工地上打工的事，都说了。”

电话那头的哭声，更大了。那是一种绝望的、悔恨的哭声。

“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对不起他大哥……我把他给毁了……”她泣不成声。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我打断她的自责，“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得想办法，帮孩子走上正道。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那该怎么办啊？卫东，你得帮帮我，帮帮小明啊！”她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问你，大嫂。你当初，为什么要骗大家？就为了那点虚名，那点面子？”

“我……”她哽咽着，“我就是想让别人看得起我们娘俩，想让你大哥在天之灵，也能安息……”

“大哥要是知道小明为了你的面子，去工地上遭那份罪，他才不会安息！”我厉声说道，“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靠嘴说出来的！你把他逼到这条路上，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

我的话很重，我知道。但这个时候，必须用重锤，才能敲醒她。

电话那头，又是长久的沉默。

“卫东，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她终于放弃了所有的辩解，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悔恨，“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让他回来，跟我回省城？”

“回来干什么？继续让你养着，还是出去找个活儿，让你看着他被人指指点点？”我反问。

“那……那怎么办啊？”

我看着车间里那些正在运转的机器，听着那熟悉的轰鸣声，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想法。

“让他留在我这儿吧。”我说。

“留在你那儿？”

“对。”我一字一句地说，“读书的路走不通，就让他学门手艺。我这身车工的本事，虽然发不了大财，但凭这双手，到哪儿都饿不着。让他跟着我，从学徒做起。苦是苦了点，但至少，活得踏实，活得有尊严。”

这是我能想到的，对李明来说，最好的出路。

电话那头，大嫂沉默了。我能想象到她此刻内心的挣扎。让一个曾经被她寄予厚望的“大学生”，去当一个满身油污的工人，这个弯，对她来说，太难转了。

“卫东，”过了许久，她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颤抖，但更多的是一种托付的郑重，“那就……拜托你了。”

第四章 车间里的第一课

第二天一早，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李明。

“小明，二叔想让你跟着我，进厂学车工，你愿意吗？”

我做好了他会犹豫、甚至会拒绝的准备。毕竟，从一个（名义上的）大学生，到一个工厂学徒，这中间的落差，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没想到，李明听完我的话，眼睛里“腾”地一下就亮了。那是一种在黑暗中跋涉了许久的人，突然看到光芒的眼神。

他没有丝毫犹豫，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愿意！二叔，我愿意学！”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只要能学一门实在的手艺，让我干什么都行！”

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里最后一点担忧也放下了。这孩子，是吃过苦的，他比谁都明白，那些虚无缥缈的头衔，远不如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手艺来得实在。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

我去找了厂长老黄。老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年轻时在一个车间干活，他后来读了夜大，搞了管理，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我把李明的情况跟他说了，当然，隐去了那些不光彩的细节，只说是我大哥的儿子，孩子不爱读书，但人很踏实，想学门技术。

老黄听完，二话没说，当场就拍了板。

“卫国哥的儿子，就是我亲侄子。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他拍着胸脯，“现在厂里缺的就是肯踏下心来学技术的年轻人。我给他办个学徒工的名额，工资虽然不高，但管吃管住，好好干，将来转正了，就是咱们红星厂的正式工。”

就这样，李明成了红星机械厂一名最年轻的学徒工。

我把他领进了那个我待了三十年的车间。

“嗡嗡”的机床声，空气中弥漫着的机油和铁屑混合的独特气味，让李明有些紧张，也有些好奇。他睁大了眼睛，看着那些庞大的机器，如何把一根根粗糙的铁棒，变成一个个光滑、精密的零件。

我把他带到我的那台C620老车床前。这台车床，年纪比李明还大，但被我保养得油光锃亮，运转起来，声音沉稳有力，像一头温顺的老牛。

“这就是你以后要打交道的伙计。”我拍了拍车床的床身，“你得先懂它，尊重它，它才能听你的话。”

我给他的第一课，不是教他如何开车床，而是给了他一把棉纱，一壶机油。

“学技术，先学做人。开车床，先学保养。”我指着车床的导轨、丝杠和每一个注油孔，“把这台机床，里里外外，给我擦干净，每一个该加油的地方，都加上油。什么时候，你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一个油孔的位置，什么时候，我再教你下一步。”

李明没有丝毫怨言。他接过棉纱和油壶，就那么一丝不苟地干了起来。

他擦得很认真，很仔细，甚至比我要求得还要严格。有些我平时都忽略了的卫生死角，他都用小刷子一点点地清理干净。

一个上午，他就猫在那台车床旁边，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擦拭心中的圣物。

车间里的老师傅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儿，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人精，一个年轻人是真心想学，还是只想混日子，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李明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第一份好感。

中午吃饭的时候，几个老师傅端着饭盒凑了过来。

“卫东，你这侄子，是个好苗子。”钳工组的张师傅说。

“是啊，现在肯这么踏下心来干活的年轻人，不多见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却比吃了蜜还甜。

下午，我开始教他最基本的东西。

我从工具箱里，拿出几样最常用的工具：卡尺、千分尺、扳手、锉刀。

“认识它们吗？”我问。

李明摇了摇头。

我拿起那把跟随我多年的游标卡尺，告诉他：“这叫卡尺，是我们的眼睛。一个零件，尺寸对不对，精度够不够，全靠它说了算。”

我把卡尺递给他，让他自己感受那冰凉的、沉甸甸的金属质感。

“你看，这上面的每一条刻线，都代表着千分之一毫米的精度。咱们做工人，讲究的就是一个‘严’字。差一丝一毫，这个零件就是废品，装到机器上，轻则机器报废，重则要出人命的。”

我让他反复练习读数，从最简单的整数，到复杂的小数。他的手有些抖，但学得很专注。

然后，我拿出一根铁棒，一把锉刀。

“今天，你就练一个活儿。”我用粉笔在铁棒上画了一个平面，“把这个面，给我用锉刀锉平。什么时候，你用手摸上去，感觉不到任何凹凸，用钢板尺靠上去，中间没有一丝缝隙，就算合格。”

这活儿，听着简单，其实是基本功里的基本功。它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耐心、手感和对力度的控制。

李明拿起锉刀，开始一下一下地锉了起来。

他一开始不得要领，不是用力过猛，在铁棒上留下一道道深沟，就是用力太轻，半天锉不掉一层铁皮。

汗水，很快就湿透了他的后背。铁屑飞溅到他脸上，他也不去擦。

我就站在他旁边，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

我知道，学技术的路，没有捷径。每一个大师傅，都是从这最枯燥、最乏味的基本功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磨出来的。

这个过程，就像是磨刀石，磨掉的不仅是铁屑，更是年轻人身上的浮躁和心高气傲。

只有经历了这种磨砺，他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匠心”。

夕阳西下，车间里下班的铃声响了。

李明还在那儿，跟那根铁棒较着劲。他的胳T恤已经被汗水浸成了深灰色，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勒出消瘦的脊背。

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那根铁棒。

用手一摸，上面还是坑坑洼洼。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二叔，我……我太笨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上面沾满了铁屑。

“不，你不笨。”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第一天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记住今天手上的感觉，记住汗水的味道。这，就是你学徒生涯的第一课。”

回家的路上，他一言不发。

但我能感觉到，他整个人的状态，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

昨天，他是一个迷茫、颓废的逃避者。

而今天，他的身上，开始有了一股劲儿。那股劲儿，来自于亲手劳动的踏实，来自于对未来的期盼。

我知道，一颗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第五章 粗糙的手与图纸的温度

日子，就像车床上的零件，一圈一圈，周而复始地转动着。

李明的生活，变得异常简单和规律。

每天早上，他比我起得还早，到车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台老车床擦拭得一尘不染。然后，他就拿起锉刀，继续跟那根铁棒较劲。

他的手上，很快就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就变成一层硬硬的茧。旧的茧子磨掉了，又长出新的来。

短短一个月，他那双手，就彻底变了样。

那双手，变得粗糙、有力，关节突出，掌心布满了黄色的老茧。那双手，再也看不出半点曾经的“斯文”，却开始有了一个工人的模样。

他不再为这双手感到羞愧。相反，每天晚上回家，他都会用热水泡手，然后看着手上的老茧，眼神里有一种近乎满足的平静。

他知道，这每一块老茧，都是他踏踏实实走过来的脚印。

锉平一个平面，他足足用了一个星期。当他终于能用锉刀，把一块铁锉得像镜面一样平整光滑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那天，他第一次在饭桌上，主动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二叔，谢谢您。”

我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心里却感到一阵欣慰。

基本功练扎实了，我开始教他认识图纸。

我把我那些年积攒下来的图纸，一沓一沓地搬了出来。那些图纸，纸页已经泛黄、变脆，上面画满了各种复杂的线条、符号和数据。

“图纸，是咱们工人的语言。”我指着一张复杂的零件图，“每一个符号，每一个数据，都代表着一道工序，一个要求。看懂了图纸，你才能跟机器对话。”

这对李明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曾经在学校里，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枯燥的理论和公式。但现在，看着这些和实际零件一一对应的图纸，他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专注。

每天晚上，我们家的那张小饭桌，就成了他的学习台。

他趴在桌子上，借着台灯昏黄的光，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把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公差标准，都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反复记忆。遇到不懂的，就圈起来，第二天到车间来问我。

他的问题，从一开始的“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慢慢变成了“二叔，这个地方的倒角为什么是30度，而不是45度？”“这个零件的材料用45号钢，是不是为了保证它的淬火硬度？”

我能感觉到，他不再是简单地死记硬背，而是开始真正地思考，开始去理解这些线条和数字背后的“道理”。

他的身上，开始有了一股子钻研的劲头。

这股劲头，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大哥。大哥当年学钳工，也是这样，抱着一本《金属工艺学》，能看到半夜。

有时候，我看着灯下李明专注的侧影，会一阵恍惚，仿佛看到了大哥年轻时的样子。

时间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李明已经能独立看懂大部分的零件图纸。我决定，让他正式上车床。

那天，我亲自给他做示范。

我把一张图纸夹在车床的架子上，选好刀具，调整好转速。随着我按下开关，车床发出了沉稳的轰鸣。

铁屑飞溅，像一朵朵银色的花。

我的手，稳稳地握着操纵杆，眼睛在图纸、刻度和零件之间来回移动。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流畅，没有一丝多余。

那根粗糙的铁棒，在我的手下，仿佛有了生命。它被一点点地剥去外壳，逐渐显露出图纸上要求的、那个精确的形状。

李明就站在我身后，看得目不转睛。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向往。

我把最后一个尺寸加工完毕，关掉车床。用卡尺一量，分毫不差。

我把那个还带着温度的零件递给他。

“看明白了？”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现在，你来。”我说着，让开了位置。

李明深吸了一口气，站到了车床前。那个曾经让他感到畏惧的庞然大物，此刻，在他的眼里，变得亲切起来。

他学着我的样子，装夹工件，选择刀具，调整参数。他的动作，还有些生涩，但每一步，都做得很认真。

当他按下开关，车床开始转动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那是紧张，也是兴奋。

第一刀，他进刀太猛，刀尖在零件表面划出了一道刺耳的声音，留下了一道难看的划痕。

他赶紧停了车，脸一下子就红了。

“别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心要静，手要稳。你要感觉，这把刀，就是你手指的延伸。用心去听它切削的声音，用手去感受它的震动。”

他点了点头，重新开始。

这一次，他变得小心翼翼。

他把一个最简单的外圆，车了整整一个下午。废了好几个料，才勉强做出了一个尺寸合格的成品。

虽然那个零件的表面，还有些粗糙，但在他眼里，却像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

他用棉纱，把它擦得锃亮，捧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

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主动给大嫂打了个电话。

我没有去听他说了什么，但我看到，挂了电话后，他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很久。

他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单薄，却异常挺拔。

我知道，这个曾经迷失方向的年轻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那是一条沾满油污和汗水，却通向踏实和尊严的路。

第六章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秋去冬来，家属院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落了又长，李明来我们家，已经快一年了。

这一年里，他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车工技术的一切知识。

他的技术，肉眼可见地在飞速进步。从一开始只能车个简单的外圆、端面，到现在，一些稍微复杂的台阶轴、锥度，他也能做得有模有样了。

他不再是那个跟在我身后的小学徒，有时候我忙不过来，一些简单的活儿，已经可以放心地交给他独立完成了。

车间里的老师傅们，都对他刮目相看。

“卫东，你这侄子，是块好料啊！比咱们厂里那些个中专生、大专生强多了。”

“是啊，肯吃苦，肯钻研，脑子还活。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

每当听到这些话，我心里都比自己得了奖金还高兴。

李明的变化，不只是在技术上。

他的话，渐渐多了起来。在饭桌上，他会跟我们聊车间里的趣事，会跟我探讨某个零件的加工工艺。他甚至学会了开玩笑，有时候还会把我爱人张桂兰逗得哈哈大笑。

他的脸上，有了笑容，眼神里，有了自信。

那个曾经笼罩在他身上的阴霾，已经彻底散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沉稳和朝气。

他每个月领了学徒工资，除了留下一点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都准时寄给大嫂。

我知道，他寄去的，不仅仅是钱，更是一份迟来的、用汗水换来的担当。

大嫂也变了。

她不再在电话里炫耀儿子的“优秀”，也不再打听他什么时候能“出人头地”。她说的最多的，是“让他注意身体，别太累了”“让他跟你好好学，别给你添麻烦”。

她的语气里，少了几分虚浮的骄傲，多了几分实实在在的牵挂。

我能感觉到，那根横亘在他们母子之间的、由谎言编织成的刺，正在慢慢地被融化。

一个周六的下午，桂兰在打扫卫生，整理李明房间的时候，在床垫底下，发现了一个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也没有贴邮票。

桂兰出于好奇，抽出了里面的信纸。她看了几行，脸色就变了，赶紧拿着信来找我。

“卫东，你快看看这个。”

我接过信，信纸是那种最普通的横格纸，已经有些褶皱。上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看得出，写信的人，当时的心情很复杂。

信的开头，是“妈”。

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是李明写给他母亲的。

“妈：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不在了。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我不是你引以为傲的大学生，我只是一个骗子，一个懦夫。我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编织了一个让你开心的梦。现在，梦该醒了。

在工地的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抬头看不到希望，低头只有搬不完的砖。我恨你，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大的压力；但更多的时候，我恨我自己，为什么那么没用。

好几次，我站在楼顶，看着下面像蚂蚁一样的人群，我想，如果我跳下去，是不是一切就都解脱了。

可是，我不敢。我怕你一个人，会撑不下去。

直到我来到二叔这里。

我以为，二叔会骂我，会看不起我。但是他没有。他只是带我去吃了一碗面，然后告诉我，靠自己双手吃饭，不丢人。

妈，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踏实’。

当我第一次把一根铁棒，变成一个光滑的零件时，那种感觉，比我拿到任何一张假的奖状，都要让我激动。我的手很脏，身上全是油污，但我心里，是干净的，是敞亮的。

我现在每天跟着二叔学技术，虽然很累，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苦。车间里的师傅们都对我很好，他们教我，手艺人，活儿要做得漂亮，人也要活得敞亮。

我不想再骗你了。我想告诉你，你的儿子，虽然没能成为一个大学生，但他正在努力，成为一个好工人。

妈，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请忘了那个叫‘李明’的大学生吧。从今以后，我只是一个叫李明的小学徒。

——不孝子：明”

信的落款，没有日期。

我拿着那封信，手在微微地颤抖。

我的眼前，仿佛看到了那个在深夜里，蜷缩在被子里，一边流泪，一边写下这封绝笔信的少年。

我无法想象，是多大的绝望，才会让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写下这样的话。

这封信，他最终没有寄出去。

也许，是二叔的那碗阳春面，把他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桂兰的眼圈红了。

“这孩子，心里藏了多少事啊……”她哽咽着说，“咱们得对他再好点。”

我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了信封。

“这封信，就当咱们没看见过。”我轻声说，“让他自己，把这一页翻过去。”

有些伤疤，不需要揭开来给人看。

让它留在过去，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愈合，长成最坚硬的铠甲。

那天晚上，我特意去买了瓶好酒，炒了几个好菜。

饭桌上，我给李明倒了一杯酒。

“小明，来，跟二叔喝一杯。”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平时，我是不许他喝酒的。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举起杯，“庆祝你，学徒出师。”

“二叔，我……我还差得远呢。”他有些不好意思。

“在我心里，你已经出师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不仅学会了怎么开车床，更学会了，怎么堂堂正正地做人。二叔，为你骄傲。”

他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辛辣的白酒，呛得他连连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知道，那泪水里，有辛酸，有委屈，但更多的，是释然，是新生。

过去的一切，都随着那杯酒，烟消云散了。

第七章 新年的团圆

转眼，就到了年关。

厂里放了假，家属院里到处都挂上了红灯笼，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除夕的前一天，大嫂王素芬，从省城赶了过来。

她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大包小包的行李，只提着一个简单的旅行袋，风尘仆仆。

一年不见，她好像老了许多，头发里添了不少银丝，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但她的眼神，却比以前温和、平静了许多。

是我和李明一起去车站接的她。

当她看到李明的时候，愣在了原地，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眼前的李明，再也不是那个瘦弱、颓唐的少年。他长高了，也长壮了，肩膀宽了，腰板挺得笔直。虽然穿着朴素的工装，但整个人，由内而外地透着一股子精神气。

尤其是他的眼神，明亮、坚定，充满了自信。

“妈。”李明走上前，很自然地从她手里接过了旅行袋。

“哎……哎！”大嫂应着，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她伸出手，想去摸摸儿子的脸，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只是用一种近乎贪婪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

“瘦了……也黑了……”她喃喃地说。

“壮了。”李明笑着，露出一口白牙，“妈，我给你看样东西。”

说着，他伸出了自己的手。

那是一双布满老茧和划痕的手，一双标准的工人的手。

大嫂看着那双手，愣了很久，然后，她伸出自己那双保养得还算白皙的手，轻轻地握住了儿子的手。

她没有说话，只是握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是一阵酸楚。

这双手，曾经是她最大的失望。而现在，却成了她最大的骄傲和依靠。

年夜饭，是桂兰和我，还有李明，我们三个人一起准备的。

满满的一大桌子菜，热气腾腾。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一开始，气氛还有些拘谨。大嫂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几次想开口说些什么，都又咽了回去。

还是李明，打破了沉默。

他站起身，端起酒杯，走到了我面前。

“二叔，二婶。”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这杯酒，我敬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说着，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桂兰赶紧拉着他坐下，心疼地给他夹菜。

“傻孩子，说这些干什么。我们是一家人。”

大嫂也站了起来，她端着酒杯，走到了我的面前。她的脸上，带着愧疚，也带着感激。

“卫东，弟妹。”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以前，是我这个当嫂子的，不懂事，爱慕虚荣，差点……差点把孩子给毁了。”

“我……我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卫国。”

她举起杯：“这杯酒，我敬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把小明……拉了回来。谢谢你们，教他成人。”

我也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

“大嫂，都过去了。”我看着她，诚恳地说，“小明能有今天，不是靠我，是靠他自己。是他自己，肯吃苦，肯上进，才走出了那片泥潭。”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孩子们好，比什么都强。”

那顿年夜饭，我们吃得特别慢，也特别暖。

没有了谎言，没有了伪装，所有人的心里，都变得坦荡而轻松。

吃完饭，李明把我们都叫到了他的房间。

他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一个用不锈钢打造的，小小的笔筒。

笔筒的造型，是厂里那台C620老车床的微缩模型，每一个细节，都做得惟妙惟肖，打磨得锃光瓦亮，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这是……”我们都愣住了。

“这是我……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用厂里剩下的废料，自己画图，自己做的。”李明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想，把它当成新年礼物，送给您，二叔。”

他把那个沉甸甸的笔筒，郑重地交到我手里。

我捧着那个笔筒，入手冰凉，心里却是一片滚烫。

我能想象，为了做这个东西，他花了多少心血。这上面，有他画废的图纸，有他车废的零件，有他熬过的夜，和他被铁屑烫伤的疤。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笔筒了。

这是他的答卷，是他这一年学习成果的汇报，更是他对这份手艺，对这个家，最真挚的回报。

“好……好孩子！”我拍着他的肩膀，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大嫂站在一旁，看着那个精致的笔筒，看着自己脱胎换骨的儿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那笑容里，有欣慰，有骄傲，也有释然。

窗外，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把整个家属院，照得亮如白昼。

我看着眼前的亲人，看着手里这个沉甸甸的笔筒，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我知道，这个家，虽然经历过风雨，但最终，还是像这个用钢铁铸就的笔筒一样，变得更加坚固，更加温暖。

而那些关于技术、良心和传承的故事，也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延续下去。